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家，不僅有着無間斷的曆史，而且還留存一脈相承的史籍。在古代，“史”的地位極高，是僅次于“經”的學術領域。古人認為“經”中蘊含了内聖外王之道，偏向理論；而“史”則是經世之學，偏向實踐。在《四庫全書》裡，共收錄了2136種史籍，可謂汗牛充棟。

就像文學有詩、詞、曲、賦的體裁分别一樣，史書中也存在體例上的區别，這是因為人們在用文字來表述某一對象時，總是需要運用一定的寫作技巧。例如詩歌便于抒情，散文助于說理，詞曲适于吟唱等等。當我們用文字來記載曆史時，也需要考慮體例上的選擇。如果按年份來記載，則有利于描繪全局，使讀者能從縱向看清曆史的發展大勢；而如果按人物來記載，則有助于細化内容，讓讀者能從橫向深入地了解曆史。唐朝人劉知幾在研究古籍時候，發現在史書的演變過程中，先後出現過六種體例，它們都有着各自的代表性作品。經過漫長的發展，在優勝劣汰的選擇之後，才确立了編年體和紀傳體的主流地位。

在《史通》裡，劉知幾将這六種體例稱為“六家”，根據它們的代表作來命名，分别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和《漢書》家。

世界首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專著

中國人修史的時間可以上溯到傳說中的上古時期，根據《禮記》的說法，那時候就已經出現了《三墳》和《五典》這類史策。其中《三墳》記載伏羲、神農和黃帝之事，《五典》則收錄少昊、颛顼、高辛、唐堯和虞舜之時的文獻。由于年代久遠，所以唐堯之前的史籍都失傳了，隻剩下一篇《堯典》。在春秋時期，孔子删定六經時，把《堯典》納入《虞書》裡，然後又采集夏商周時的文獻，陸續編出《夏書》、《商書》與《周書》，定為《尚書》百篇。

《尚書》裡記載了許多周朝之前的史實，例如大禹治水、太康失國、伊尹攝位、盤庚遷都和武王伐纣等。但《尚書》記載曆史的方式不是旁觀者的叙事，而是當事人的言行。它将古代帝王将相的诏令、言論彙編起來反映曆史，因此内容多為典、谟、訓、诰、誓、命之類，故而其體例也被稱為“記言體”，屬于最原始的第一手史料。

在周朝滅亡後，從秦漢到三國這幾百年中都沒有再産生具有影響力的記言體史書。晉朝時，有個叫孔衍的人試圖恢複記言體的傳統，于是對漢魏時期的史書進行精選，将其中的“美詞典言”挑出來編成了《漢尚書》、《後漢尚書》和《魏尚書》。隋朝時又有個叫王劭的人将隋文帝當政時期的诏令彙總起來，編成《隋書》八十卷。然而這些書影響甚微，不久就失傳于世了，這說明在有新的體例出現之後，記言體已經不适合用來編寫曆史，因為它有語焉不詳、言不盡意的天然缺陷。

《尚書》兼有“經”與“史”的性質

上古三代的人注重先王的言行，所以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說法。記言的書籍稱為“尚書”，而記事的則叫“春秋”。

根據《汲冢瑣語》的記載，早在商朝時期就有“春秋”了，當時史官們編了一部《夏殷春秋》。而到了東周，王室衰微，諸侯并起，各國也便出現專門記載本國事迹的史書。在晉國稱為“乘”，在楚國叫作“梼杌”，而沿用周禮的魯國則繼續稱為“春秋”。

孔子之前，晉國有過一本專門記載晉獻公事迹的《晉春秋》，在魯國則有一部記載隐公以來的《魯春秋》。孔子晚年編訂五經後，又對《魯春秋》進行了改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包夏、舉秋兼冬，采用微言大義的筆法，寫成上至魯隐公、下終魯哀公的孔子版《春秋經》。這本書将244年間發生的大事情全部記載在内，成為記事體史書的代表作。

因為孔子在中國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所以儒者們都認為續《春秋經》乃是僭越之舉，導緻《春秋經》之後沒有續書。

孔子之後無人敢續《春秋》

《春秋經》具有微言大義的特點，一般人讀不懂其中的深意，這就需要一些有名的大儒來進行解釋，其中最早解釋《春秋經》的書籍便是《左傳》。

《左傳》沿用了《春秋經》裡的編年結構，但它不再局限于春與秋二季，而是具體到了月份，有時甚至精确到日期。因為《春秋經》具有大事記的性質，許多事情都是一筆帶過，對人物和事件缺乏介紹與交代。所以，為了讓人們能夠讀懂《春秋經》，《左傳》對事件的内容進行了增補擴充。後人在參考《左傳》來閱讀《春秋經》時，就會發現《春秋經》具有綱的性質，而《左傳》則是具體的細目，後者才将編年叙事的方式給發揚光大了。

《左傳》記載的是春秋時期的曆史，在進入戰國之後，編年體便後繼無人。西漢時期，又出現了《公羊傳》與《毂梁傳》兩家，但它們更偏向于經而不是史，其主要作用也是釋經而不是叙事。直到漢獻帝時期，荀悅才模仿《左傳》來寫了一部西漢的編年史。荀悅領命後；之後晉朝人袁宏又續寫了《後漢紀》，而樂資則追續《左傳》，寫成一部從周貞王到秦二世的《春秋後傳》。至此，從春秋到東漢的編年史便連在了一起，從此以後，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編年史。如幹寶的《晉書》、裴子野的《宋略》、吳均的《梁書》和何之元的《陳書》等等。在北宋時期，司馬光博采衆長，将這些編年史全部統一為一本《資治通鑒》，标志着編年類史書達到了頂峰。

《通鑒》上起東周，下至五代

周朝時期，封建諸侯，各自為國，每國又都有自己的曆史。但對于尊王的人來說，他們都同屬于周朝。因此，有人便采諸國之史，編成一部總的國别史，這便是《國語》。《國語》起自周穆王，終于魯悼公，分記載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曆史。

而戰國時期，小國覆滅，強國林立，縱橫之士遍布天下，留下了許多重要的文章。因此，西漢大儒劉向便模仿《國語》的體例，編成了一部彙集東西周、秦、齊、燕、楚、韓、趙、魏、宋和中山的《戰國策》。

在秦漢一統之後，國别體類的史書逐漸衰落，有名的隻有一部《吳越春秋》。到了東漢末年，天下分崩，晉人司馬彪便寫了一本《九州春秋》來記載袁紹、呂布等諸侯割據的曆史；而陳壽的《三國志》也有國别史的性質在其中，它從魏蜀吳三個角度來記載三國的興衰。西晉滅亡後，中原地區淪陷入胡人之手，先後建立起來了十六個以上的國家，北魏人崔鴻為此寫作《十六國春秋》。

國别類史書的最後一部代表作當屬唐人李白藥父子編的《南北史》，它将南北朝至隋朝的所有朝代全部囊括入其中。從這《南北史》之後，國别史逐漸融入紀傳史裡，僅在《舊五代史》中又複活過一次。

司馬遷所編的《史記》出現在記言、記事、編年和國别四家之後，所以它能夠博采衆長，成為集大成者。《隋書·經籍志》載：“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為了将這麼多不同體例的史料統一在一起，司馬遷發明了一種叫做“紀傳體”的新體例。

在《史記》中，“本紀”部分實際上就是模仿《左傳》而作，将三皇五帝到漢武帝之間3000多年的曆史事件全部記載在裡面；而“年表”部分則是模仿《春秋經》和《世本》，用簡練的語言來記載這段時間的大事記以及王侯世系的傳承；“世家”部分則模仿了國别史，将各諸侯國的曆史梳理清楚；最後，“書”與“列傳”是司馬遷的首創内容，他将《甘石星經》《封禅冊文》等官方史料彙編起來，分成《天官書》等内容，又通過采訪紀錄等方式，獲取古代著名人物的曆史資料，為他們單獨列傳，記叙其生平。

《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史書，而且它具有通史的性質。夏商周秦漢是不同的朝代，但卻被它記載在一起，沒有進行特意的斷代，從遠古傳說一直記載到當代為止。在南北朝時，梁武帝也命人修了一部《通史》，上自太初，下終南齊，共六百二十卷。北魏常山王元晖也集合寫作班子，編了一本《科錄》，起自上古，終于劉宋，實際上是模仿《通史》的作品，這兩部書現在都失傳了。

班固的《漢書》是在《史記》的基礎上推陳出新的作品，它也采用了紀傳的體例，同樣有紀、志、表和傳。不同的地方在于漢書對記載的年代進行了嚴格的限定，它上起漢高祖，下終于漢平帝，孺子嬰及王莽部分則以附錄的形式出現在最末尾。

《漢書》編于東漢時期，但它不止于當代，而是止于西漢滅亡，實現了斷代，為前史所未有。《尚書》終于秦穆公，《春秋》終于魯哀公，《左傳》終于魯悼公，《史記》終于漢武帝，實際上都是“未完”之作。《漢書》則終于王莽篡漢，将西漢王朝如何興起、如何發展以及如何滅亡的曆史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使世人能夠完整的窺見一個政權興亡的全貌。這種斷限方式為後世正史所采納，使中國的曆史具有了朝代史的特點，能夠隔代修史，更便于記載與閱讀。

從《漢書》以後，斷代的紀傳體與編年體逐漸發展成為史學的兩大主流。前者為《二十四史》，後者為曆朝實錄。此外又以紀事本末、綱目體等為補充，使中國的史學蓬勃發展，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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