顔真卿書《幹祿字書》

《幹祿字書》自署立于大曆九年(774年)正月。唐顔元孫撰。刻本。楷書，顔元孫文一篇。碑下截已短缺，左右兩面，一高260厘米，一高236厘米，寬155厘米。兩面刻，各五層33行，行9字。篆書題額“顔氏幹祿字書”六字。明拓本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顔真卿書此碑時已66歲。《幹祿字書》的注字用小楷，除小字本《麻姑仙壇記》外，為迄今所見顔書刻石字體最小者。故宋歐陽修《集古錄》有“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之說。《幹祿字書》大曆九年(774年)原刻石，因模拓漫漶，故在開成四年(839年)由刺史楊漢公重新摹刻，爾後亦漸磨滅。宋初尚有原刻本和楊摹本流傳。原刻與重摹兩石，行列、字數均不同，惜年久早佚。南宋初已有木刻版流行。現存石刻為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八月所刻，在四川潼川。正文後刻有句詠題跋：“蜀大夫所見惟闆刻，尤鮮得見其真。府尹龍閣宇文公(時中)比刺湖州，得魯公書與楊漢公所摹二本，特為精詳……于是俾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顔書之剜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缺之，令通顔書之士摹勒刻石于泮。”另有宋寶五年(1257年)衡陽陳蘭孫據楊漢公本重摹本傳世。歐陽修有評：“魯公喜書大字，惟幹祿字書法最為小字，而其體法持重舒和而不局蹙，《麻姑仙壇記》則道峻緊結，大為精悍，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集古錄》）

唐人《幹祿字書》研究

《幹祿字書》由唐人顔元孫撰，後為顔真卿書寫刻石，廣為流傳。這部書是唐代正字學的一項成果。

“正字”與“字樣”這兩個名稱，在唐時很普遍，而且常用于書名，如《顔氏字樣》、《經典分豪正字》等，這些書在當時是很流行的。

在我國文字學史上，正字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對正字學也有稱“正字法”或“字樣學”的①。正字學的主要内容，就是整理和研究異體字，确定文字的标準形體，促進文字的統一。唐代，由于政府的提倡和學者的努力，使正字學有了成效顯著的發展。

促成唐代正字活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有文字以來，字體經曆了多次的演變。秦漢之際，隸書取代篆書、隸變是一大改革。隸書繼續發展。出現了楷書。随着字體的演變，産生了大量的異體字。

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割據，南北阻隔，形成了“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見《魏書·江式傳》的狀況，異體别字，比比皆是。《顔氏家訓·雜藝》中說：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肖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為‘ *’，‘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際，書迹鄙陋，加以專辄造字，畏拙甚于江南；乃以“百” “念”為“憂”，“言”“反”為“變”，“不” “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偏滿經傳。在唐初使用的文字中，同字異體的現象極為普遍。經濟和政治日益強盛的唐朝，為促進文化教育的繁榮和交流，自然需要文字的進一步統一。

在唐以前，占書都是寫本。輾轉傳抄，或字有訛奪，或篇簡錯亂，必須再經過校勘。自漢代劉向、劉歆父子開校勘端緒，曆代官府都設校書官，而對古代經典的校定尤為注重。校勘就必須對文字的形、音、義仔細推敲，考辨用字的正誤。北朝未期，秘書省設正字一官，地位略次于校書郎，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亦文士出身之官員。以後，唐、宋幾代都設秘書正字官職。

唐朝在官吏考選和學校教育方面，都把書寫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科舉考試科目有六項：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參加明書科考試，先口試，後筆試《說文》六帖，《字林》②四帖，懂得訓诂，兼能雜體書法者為及第。書寫的要求一是正确，二是遒麗。

與此相應，在京城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等六學，由國子監總管。書學已是專門學校。書學内，有書學博士二人，學生三十人，典學二人。學習内容是：“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石經》③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④。對宏文、崇文兩館學士的考試，還有這樣的規定：“所習經業，務須精熟；楷書字體，皆得正樣。通七者與出身，不通者罷之。”⑤

如此教育與選吏制度，就使社會上，特别是士大夫階層對書寫的規範倍加重視。《幹祿字書》的取名，也反映廠這一點。幹，追求意，祿，俸祿意。語出《論語·為政》：“子張學幹祿”。關于唐人正字活動，還可以聯系到曆代的太學石經。石經創于東漢。熹平年間，因《周易》、《尚書》、《詩經》等經籍輾轉傳寫，文字沿訛，故蔡邕等儒生奏求靈帝正定六經文字。于是刻石經立于洛陽太學，以為經籍之定本，使後人有所取正，此即《熹平石經》。石經文字應是當時通行的正規文字，書體是隸書。由于石經不僅正定了經籍的辭章内容，而對文字的字形也起廠規範作用，故石經之立，也可以說是官方的正字措施。

過了六十多年，魏正始年間齊王芳又刻石經《尚書》、《春秋》，以古文為主，并以篆隸二體字列其下，立于太學，世稱《正始三體石經》。它的隸體文字與《熹平石經》是同一時期的正規文字，字形是一緻的。

兩晉、南北朝，國家分裂，社會動亂，盡管文字變異紛纭，但不曾再立石經。

一直到唐晚期開成年間，才重立石經，書體為楷書。此距《正始三體石經》已有六百多年，而距顔元孫撰《幹祿字書》也約有百餘年了。

正是适應了上述種種社會需要，在初唐和中唐，一些學者積極從事正字活動，研究和确定楷書字的标準形體和使用規範。

實際上，正字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是在唐以前。現在可見到的比較早的資料是北齊顔之推⑥《顔氏家訓·書證篇》，他說：“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倉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以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辄耳。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屍’下施‘幾’，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 *’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鼋’‘鼍’從‘龜’，‘奮’‘奪’ 從‘ *’，‘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分‘澤’片，‘獵’化為‘ *’，‘寵’變成‘寵’，‘業’左益‘片’，‘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别，‘單’字自有‘善’音，辄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随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牍，幸不違俗也。”顔之推的這段文字，比較集中地談了對文字演變的看法。他提出：“随代損益，各有同異”，即随着時代的變化，文字有增有減，有同有異。“古無二字，又多假借”，即在古代，使用的文字數量少，很多字詞都借用同音字來表示。“自有訛謬，過成鄙俗”，即有的字寫錯後（因有意或無意），沿用久了也就成了俗字。“更知通變”，“将欲半焉”，即正字應取參酌古今，折中通變的辦法。

這些看法以及字分正俗，用途不同的主張對後來的正字學是有影響的。唐人正字的先驅者顔之推還著有《俗文字略》一書，可惜早巳不傳。與唐代正字學有關而見于曆史記載的著述大緻有三類：一類是關于一般文字的，如：顔師古⑦的《顔氏字樣》、《匡謬正俗》：杜廷業的《群書新定字樣》，顔元孫的《幹祿字書》；唐玄宗時的《開元文字音義》。

另一類是關于古代經典文字的，如：歐陽融的《經典分毫正字》；張參的五經文字事⑧，唐玄度的新加九經字樣。

再有一類是韻書，如王仁**的《刊謬補缺〈切**〉》 、孫緬的《唐**》等等。這些書都注意列舉異體，辨正字形。

上述都是影響較大的書。自然，還會有一些書連名字也沒有傳下來。《幹祿字書》是由顔真卿書寫并摩勒上石，後來又有重刻。《五經文字》和《新加九經字樣》分别刻在《開成石經》的後面，至今存于西安碑林。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它們的比較完整的拓本。這些都是十分可靠的唐代正字學的資料。

顔元孫，字聿修，萬年（今陝西西安市附近）人。自幼善文辭，垂拱初登進士第，曆官長安尉、太子舍人及濠、滁、沂堵州刺史。他對諸家書迹精于鑒别。其生卒年代不詳，約活動于唐高宗至玄宗時。

顔元孫的伯祖父顔師古，顔師古的伯祖父顔之推，都以考注經史而著名，對六書聲韻之學又都有著述。顔之推著有《急就章注》一卷、《訓俗文字略》一卷；顔師古著有《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等。貞觀年間，顔師古在刊正經籍過程中，将不同寫法的楷書字記錄下來，在當時被稱為“顔氏字樣”。後來，學士杜延業又加以擴充，編出《群書新定字樣》。在這個基礎上，顔元孫才進一步完成《于祿字書》。

顔元孫在《幹祿字書》正文之前有段文字，說明撰書的緣由和體例，通篇不過五百餘字，言簡意赅，可謂《序言》。

關于《幹祿字書》的體例，主要有四：

一、“以平上去入四聲為次，每轉韻處朱點其上。”此書共舉字例1599個（其中重文717個），按四聲次序排列。同一聲調下的字，再按韻部排列。所謂“朱點其上”，當是《字書》原稿；後來石刻及拓本無此，也無代替的其它标識，自是憾事。

二、每個字例包括俗體、通體和正體：三種或其中兩種。如“霜盾盾 上俗中通下正”、“功 上俗下正”

三、“偏旁同者不複廣出”。意思是對包含同一個偏旁的字，本書隻舉字為例。如書中舉出“聰聰聰 上俗中通下正”，對右旁相同的‘骢’、‘摁’等字，也分别有三種寫法就不再列舉。

四、“字有相亂，因而附焉”。意思是對一些形似義異的字，也附帶加以辨析。如“

癱壅 上攤持下壅塞”。

通篇之中個别字例失于考校。如“ ”與，“商”本為兩字，書中卻注“上俗下正”。又“皂”與“兒”亦非同字，書中說：“皂兒貌 上俗中通下正”。特别值得捉出的是作者對文字發展和使用的一些見解。現摘錄于下，并略作解釋：“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積習生常，為弊滋甚”，“改篆行隸，漸失本真”。此言篆文的形成是有一定規則的。人們在筆寫刀刻時會有各種差誤，有的相沿成為習慣，弊病越來越多。隸書産生之後，離本來的字形就更遠了。“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此言如果寫字都要以《說文解字》為根據，那就阻礙重重。應當舍棄文字中過分的累贅的因素，選擇合理的寫法加以肯定。上述看法表明作者既重視字之本，又贊成字之變。

（一）區分正、通、俗三體作者又對當時使用的文字采取分析态度，劃為三類：

“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卷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

“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衷奏、箋啟、尺牍，判狀，固免诋诃。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铨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

“所謂正者，并有憑據。可以施著文章，對策、碑碣，将為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介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别詢舊則。”

關于正體字的标準，《幹祿字書》隻是籠統地用《并有憑據》四個字加以說明。“憑據”是什麼？概念上沒有明确。從它所列正體的實際情況看，除合《說文》者外，還行經典相承的和當時通行的比較簡化的字，兼收并蓄，範圍廣。

這種劃分辦法大體反映了文字産生的先後和在那時的使用情況，也表現了顔元孫的文字觀。

“正”、“通”、“俗”三體的概念，自漢《說文解字》以後，講文字的書上就屢有出現。但是，象《幹祿字書》這樣，把各個字的三體專門區分出來，并從名與實、體與用的關系上對三體分别作出定義，則是前所未見的。

（二）限制異體字的使用

《幹祿字書》從每個正字的異體字中，又确定了通體和俗休，并分别指出它們使用的實際範圍。這意味着，不僅正體是合理的，其通體和俗體也是合理的。前文中曾講過，當時一個字的異體往往很多，甚至十來個。那麼，《幹祿字書》選擇其中一個、兩個作為字樣，以示肯定，對其餘的異體字也就起了否定作用。其實際效果就是約束人們的書寫習慣，克服異體紛纭的弊端。

根據《幹祿字書》以及其它正字學書，我們可以知道，在唐代哪些字體是正體字，哪

些字是通體或俗體字。以此為準，筆者對隋唐石刻拓本（主要是碑、志拓本）進行了考察，現将一部分記錄，摘要于下（記錄中的銘文字數，不包括已經缺損的字。“比例”，是指俗體與通體字共占銘文總字數的比例：

《朝請大夫夷陵郡太守太仆卿元公幕志及元公夫人姬氏墓志》，隋大業十一年（615年）。志文約1910字，其中俗體字124個，通體字108個，比例約為百分之十二。

《九成官醴泉銘》，貞觀元年（627年），歐陽詢書，時年七十歲。銘文約1140字，其中俗體字45個，通體字77個，比例約為百分之十一。

《弘義明公皇甫誕碑》，貞觀年間，歐陽詢書，時年七十餘歲。碑文約1400字，其中俗體字63個，通體字四十個，比例約為百分之八。

《西平郡化陡縣長劉政墓志》，貞觀十六年（842年）。志文約650字，其中俗體字24個，通體字16個，比例約為百分之六點二：

《口君及夫人劉氏墓志》，永徽五年（八五四年）。銘文約530字，其中俗體字49個，通體字11個，比例約為百分之十一。

《多寶佛塔感應碑》，天寶十一年（七五二），顔真卿書，時年四十二歲。碑文2000字，其中俗體字十五個，通體字22個，比例約為百分之二點四。

《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會昌元午（八四一年），柳公權書，時年六十三歲。銘文約1290字，其中俗體字39，通體字11個，比例約為百分之三點八。

《西平郡王李晟碑》，大和三年（八二九年），柳公權書，時年五十二歲。碑文約2270字，其中俗體字48個，通體字25個，比例約為百分之三點三。

《鄉貢學究李颛墓志》，乾符四年（八七七年）。銘文約五百字，其中俗體字17個，通體字5個，比例約為百分之四。

通過對唐代碑志文字變化情況的調查，可以發現這樣一些特點：

1、在初唐的碑志中，通體、俗體字使用很多。在千字以上的碑文中，通、俗體字的

比例往往達到百分之十左右。《幹祿字書》所列出的通、浴體字以外的其它異體字也經常出現。

2、在盛唐、中唐碑志中，通、俗體字的使用明顯減少，其比例降為百分之三左右。 《幹祿字書》所列出的通、俗體字以外的其它異體字極少出現。

3、碑志文字基本上是正體字及通體字，同時也采用少數俗體甯。碑志上俗字使用得少，籍帳、文案、寫經、藥方上使用得多。這說明在不同用途、性質的文書上文字字形也存在差别。

4、俗體字是普遍使用的，即使名臣、書家奉敕寫的碑也不完全避俗字。正、俗之區别，并不絕對。以《幹祿字書》為準，對不同時期的敦煌寫經加以考察，則發現下述特點：

（1）在初唐以前的經卷上，俗體、通體字使用很多。

（2）盛唐、中唐時俗體字較少。

（3）初唐是過渡階段，正體比例上升。如敦煌卷子S二一0五（北魏永興元午， 五三二年寫）和s二四一九（隋大業四年，六O八年寫），兩個卷子上通、俗體字之比例分别為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十五。又如羽字三十三（唐開元九年，七二年寫）和羽字四十七（天唐寶五年，七四六年），兩個卷子上通、俗體之比例則降為百分之六左右。

初唐（包括唐朝之前一段時間）到中唐，碑志寫經等文獻上通體，俗體字漸減、正體字漸增的趨勢，正說明正字學提倡正字、限制異體字是頗有成效的，是唐代文字進一步趨向統一的反映。

應當說明的是，整個文字發展的曆史，是由很多漸變過程組成的，它們既相銜接，又相交錯。因而，不能簡單地用曆史朝代去劃分文字演變的階段。實物資料所證明的僅僅是：從漢字逐步趨向統一的角度看（本文讨論的是楷體字），公元八世紀前後存在着着比較明顯的差别。這與正字學有密切關系。

而通、俗體字的普遍使用則說明《幹祿字碑》承認三種字體的合理地位，符合客觀實際情況與需要，因而行之有效。

從現在文字改革的角度看，确定正字和限制異體，實際上是文字規範化的兩個方面。

（三）肯定了漢字的簡化

雖然在唐代的文獻貴料中還沒有見到直接主張文字簡化的言論，但是，從《幹祿字書》所舉的字樣中已經明顯表示了簡化文字的傾向。

這裡将《幹碌字書》的全部上聲字作一比較，其統計結果列表于下（表分三欄，“相似”欄，是指字形筆畫相似，難論繁簡）：

通體與正體比較：簡者42字，繁者15字，相似14字。

俗體與正體比較：簡者44字，繁者12字，相似14字。

俗體與通體比較：簡者5字，繁者O字，相似0字。

這就表明，大部分通體、俗體字比正體字要簡化，俗體字往往比通體字更為簡化。

顔元孫确實表現了變通的精神，所以《幹祿字書》在漢字改革史上有着積極的影響。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唐代正字學起了三個作用：一是促進楷體字的規範，二是肯定了漢字的簡化；三是鞏固了文字的統一；由于這三件事既适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又順乎文字演變的潮流，結果都頗有成效，而且影響深遠，甚至波及日本等國家。特别是《幹祿字書》等正字學著作，對日本的文字學家也是有益的借鑒⑨。

毫無疑問，文字的創造、演變和改革，從來也不是少數人的作為，而是千百萬群衆長期實踐的結果。這也是正字學的基礎。學者的努力也好，官方的提倡也好，其成效如何，都需要到社會書寫文字的實踐中去檢驗。比較簡化的通俗字是大衆（包括文化較低的農工商人）創造的，學者們再作歸納整理，宣傳推廣。

三、書寫刻石

顔元孫撰寫的正字書《幹祿字書》，後來顔真卿又将它書寫刻石。由于它在文字學上和書法上的價值，受到人們重視，成為唐代石刻中的一件珍品。

顔真卿是唐代大書法家，他是顔元孫的侄子。大曆九年，任湖州刺史時書錄《幹祿字書》，摩勒上石，立于湖州（今浙江吳興）刺史院東廳。自此《幹祿字書》大顯于世。然傳拓既多，剝損乃甚。至開成年間，湖州刺史楊漢公又重摹勒石。漢公摹後記雲；“親侄頤頃牧天台，悃将磨滅，欲以文字移于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憩棠陰，獲觀墨妙，得以餘俸成敞之意。自看摩勒，不差纖毫，蔗使筆蹤傳于永永。”（見《湖州府志·楊漢公刻跋》）文中顔為顔真卿的侄子。重刻的時間為開成四年（八三九年），距大曆九年不過六十五年。

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著錄了《幹祿字書》拓本。其中講到兩本，一是魯公所書真本，二是漢公模本。關于真本他說：“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厖此以殘缺不傳，獨餘家藏之。”關于模本他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複傳。若顔公真迹今世在者，得之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為寶，豈問幾完不完也。”上述歐陽修語分别寫于平治三年和元年（1066和1064年）。由此可推測兩點：

(一)、石刻損泐巳甚，早拓本也巳難見到，連歐陽修也僅僅收減刻石殘缺的拓本。

(二)、楊漢公模本傳世甚多，這表明大曆之後的三百年間，《幹祿字書》仍被世人看重。

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幹祿字書》又一次重刻。潼川府尹宇文公主持了此事，梓學教授成都勾詠為之題跋。跋雲：“府尹龍閣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模二本，特為精詳厖于是俾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顔書之剜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阙之。通令顔書之士摹勒刊石于伴”，此既“蜀石本” 。又據《金石萃編》記：“碑下截斷缺”凡兩面：一高七尺八寸五分，一高六尺九寸七分，俱廣四尺七寸五分。書分五層，三十三行，行九字，正書。額題‘顔氏幹祿字書’六字，篆書，在潼川府。”另，《金石萃編》末錄《幹祿字書》正文，僅錄了“序言”和勾詠題記，文字且有缺漏。《幹祿字書》三次刻石，唐大曆九年和開成四年重刻皆稱湖本，宋紹興十二年重刻稱蜀本。

顔書《幹祿字書》通篇楷書，十分謹嚴；文中注釋近于小楷，比較少見，筆力精勁，可為楷模。宋·黃伯思評此書法，雲：“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乃盡魯公筆意也。”（見《東觀餘論》）清·王昶雲：“碑字方正有法度，尚存魯公遺意。勾詠題跋雲‘令通顔書之士摹勒刻石’者，信非虛語。”見《金石萃編》）顔真卿書《幹祿字書》時巳六十六歲，和他晚年的，《顔勤禮碑》、《顔氏家廟碑》等作品一樣，書法愈顯樸拙，具有“年高筆老，風力遒厚”的特色。

顔書端厚，《幹祿字書》同其它顔碑相比，則更整绱精練。可以想見，魯公寫豐碑碣大和寫《幹祿字書》時的意态迥然不同。前者，揮灑自如，一氣呵成；後者，字畫斟酌，惟謹惟慎。其作品面貌差異蓋山此出。難怪蘇轼為墨妙亭詩曰：“蘭亭茁紙入昭陵，世間遺迹猶龍騰：顔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兩千多年來祖國的石刻藝術遺産浩如瀚海，然而，其中象《幹祿字書》這樣的文字學專著卻寥若晨星。顔魯公揮毫，工匠镌石，這是文字學家、書法家與雕刻家的一次成功合作，擴大了《幹祿字書》的影響，為正字活動推波肋瀾，對文字的統一起了積極的作用

四，故宮收藏的拓本

今見《幹祿字書》拓本，均為蜀石本。故宮收臧數種，這裡介紹三種。

（一）張玮舊藏本。此為白紙鑲邊剪裱本，序言、正文三十三開半，勾詠記六開，文字完全。每半開寬十六公分，縱三一點五公分（從字到字）。

惜前半本淹墨較多。正文入聲部“噎、咽、索、柏、掖”數字稍損，勾詠跋三行，“寅”字、四行“午”字、五行，“書”字損，餘皆完好。勾泳跋後有刻工款：“左遂王紹文、同宗王材刻”十字。

拓本後有張玮題跋雲：“《幹祿字書》，宋人重刻，明代巳損，勾詠之跋，存不及半。此冊一字不缺，首尾完好，蓋初拓也。後之攬者宜珍視之。癸卯雨水前一日八十二叟園識”。印章為“固始張玮效彬” 白印一方。

上面談到勾泳翻刻是1142年，離南宋滅亡（1279年）還有一百三十餘年。根據《幹祿字書》（在學府）傳拓必多而張本損字甚微這兩個情況，可以判斷張本拓在立石不久，故斷為南宋晚期拓本是有道理的。

（二）另一藏本亦白紙鑲邊剪裱本，共三十九開半。每半開寬二O點五公分。縱三九公分。勾跋已拙泐較多，為明拓本。但拓工精良，墨色如漆，字畫清朗，則勝于前本。本書大部分圖版即依此攝取，勾跋從前本補足⑩。

（三）吳榮光舊藏本。此為白紙鑲邊剪裱本，序言和正文均缺，僅十五開，無勾詠跋。

每半開寬十五公分，長二五點五公分（從字到字）。此本一些地方顯出木質紋理，可見是木刻之拓本。

與張本校對，此本字神稍差。正文中有多處相異，如：張本“飚字”，吳本作“*”字。張本“劉”字，吳本作“劉”。張本“ * ”字，吳本作“ *”字。吳本第十五開缺“*上俗下正”六字，等等。

封面有羅振玉題簽：“宋拓本幹祿字書，吳荷屋中丞舊藏本，今歸無所著齋”，上有“無所著”一朱印，“羅振玉印”、 “ 羅叔言”二白印。内有羅振玉題跋：“此越州竹紙所拓，乃镌木，非刻石，殆宋南渡後吾浙重雕墨妙本耶。世無它本，雖殘缺仍足珍也。癸醜仲春記于海東。”後有朱印“無所著齋鑒藏”。還有“吳榮光印”朱印，“吳石雲吉金貞石印”白印，“曾在吳石雲處”，“筠清館印”、“何紹基觀”等朱印。還有李一氓跋一段，雲：“上虞羅氏尚藏有舊拓全本與此相伯仲，今歸東北圖書館。”

關于《幹祿字書》的木刻拓本未見著錄，筆者所見也僅上述一本，無從比較。但從拓本之紙墨來看，是不會晚于明拓的。

五、幾種刻本

《幹祿字書》問世之後，始則镌刻于石，廣為傳拓，繼則雕版于木，印成書籍。南宋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年），勾詠重刻《幹祿字書》于潼川府學，其題跋雲：“石刻在刺史宅東廳院，傳之惟艱，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闆刻，尤鮮得其真。”據此，南宋初（或更早一些）已有雕版将《幹祿字書》印刷成書。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宋玉 丁巳（1257年），衡剛陳蘭孫始以《幹祿字書》锓木。清朝揚州馬日璐以此翻刻之。日本官版書籍發行所于文化十四年（1817年，嘉慶22年）刊印的《官闆幹祿字書》也是這個本子，後有陳氏跋。日本人民曆來重視漢學，《幹祿字書》在日本的最初刻印或許更早于這個本子。

再有一種版本為清代龔 齋校、餘秋室繕寫的刻本，後有龔、餘二人分别于嘉慶十年（1805年）和十一年（1806年）寫的跋語。江甯王氏書局雕版。

又據《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獨山莫友芝子 編）記載，《幹祿字書》還有“桐鄉魏公刊本”、“夷門廣牍本”、“格緻叢書”本，為筆者所未見。然均晚本。

自秦始皇“書同文”開始，到唐代，政府曾多次參與正字活動，史書有所記載。至于民間學者的活動與著作就更多了。唐人正字學隻是其中的一頁。近代以來，漢字的簡化與規範化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績，其規模和影響超過了曆代正字活動。為了促進這一工作的正确發展，繼續發掘和研究曆史上有關的文獻與資料，總結經驗和教訓，以資借鑒，總是有益的。

從今天文字學研究的高度來看唐代正字學的著述，自然會發現其局限性和缺點。但是如果将它們作為依據，對唐代文字實物資料中的文字變化加以考察分析，便可引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并可應用到有關的工作中去。例如，了解到某個字在唐代有哪幾種寫法，即唐字中哪些是正體，哪些是通體或俗體，又了解到從初唐到中唐，書寫中的正體字逐漸增加。掌握了這兩條，對于鑒定一件石刻是否唐代之物，是唐代早期還是中期晚期的，就有一定的參考作用。除石刻碑志外，唐代還有其他的文字實物資料，如敦煌和吐魯番的文書、尺牍、寫經、變文、帳契、戶籍、雜記等等。從文字來看，類别不同，用字習慣有所差異，但同是唐代的東西，共性還是主要的。字形之演變是經常的，不同時期同一字字形往往不同。這一點可以作為文獻斷代的依據。早期文獻用古字，晚期文獻用晚字，呈顯出一定的程序來。

《幹祿字書》舉一千六百餘字例，字數本身并不多，可是實際所提供的辨識文字的範圍，不限于此。《幹祿字書》收字有一原則：“偏旁同者不複廣出”。就是說：如果字的異體發生在偏旁上，那麼隻舉一個字以代表所有同偏旁的字。讀者舉一反三，便可推而廣之。再者，漢字分獨體字與合體字，合體字是由幾個獨體（或者偏旁、筆畫）組成。認識了某個獨體字的若幹異體變化，也就容易識别包含這些異體的合體字。由此可知，了解《幹祿字書》所反映的偏旁與獨體字的變化是很要緊的。

《幹祿字書》石刻拓本上的文字字形是準确可靠的。這一點，不僅上述撰書及書刻經曆已經說明，而且也是筆者在閱讀碑志和手卷中一一得以印證的。它是研究中古時代文獻資料的一本相當有用的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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