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池縣人民醫院腫瘤二病區外的走廊。張渺/攝

2019年，魏萍和小偉、小雪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小偉和小雪住院期間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小雪去世後，魏萍回老家整理女兒的遺物。受訪者供圖

那是一副窄窄的肩膀，在深夜醫院走廊的日光燈下顫抖着，顯得尤為單薄。

肩膀的主人正在簽署一份文件，申請捐獻自己14歲女兒的遺體。

這份文件總共3頁，40歲的魏萍認字，但寫不好字。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幫她填好了其他信息，最下面的簽名欄，她比着身份證，描出了自己的名字，最後在名字上按了個紅色指印。

2020年8月31日晚上，在四川省廣安市嶽池縣人民醫院腫瘤病房，魏萍與女兒告别。

不到兩年裡，魏萍38歲的的丈夫、14歲的女兒，先後因腦膠質瘤去世。兩個月之前，她19歲的兒子小偉也被确診尿毒症。如今這個年輕人正躺在嶽池縣人民醫院腎内科的病床上，接受透析治療。

命運投下的重物接連墜至魏萍肩頭。她不到1.6米高，很瘦。

小雪的遺體交給了位于南充市的川北醫學院，供醫學研究使用。“想讓醫生弄明白，這個病到底是怎麼回事，讓這樣的事情不要在别人身上發生了。”魏萍說。

在這座地處中國西南部的小縣城裡，遺體捐獻“幾年都不見一例”。用幾位醫護人員的話來講，這裡的家屬和病人通常并沒有“這樣的覺悟”，“當地人觀念比較傳統，講究入土為安”。

愛迪眼庫的醫生連夜趕到嶽池，摘走了小雪的眼角膜。這是一家非盈利性組織，2014年經四川省衛健委（原四川省衛生廳）批準成立。因癌症去世的歌手姚貝娜曾有一枚角膜被捐到這裡，點亮了四川涼山彜族自治州一個23歲年輕人的世界。

志願捐獻遺體的申請書一式兩份，魏萍把自己保留的那份對折，跟一摞淺黃的、白色的醫療單據一起，塞進随身的挎包中。初秋的黃昏裡，這位剛送走小女兒的母親，站在嶽池縣人民醫院的小花園裡，講述自己的故事，時不時會停下來，怔一小會兒。

先前的兩個月裡，這座夏日的小花園開着紫薇花和西洋杜鵑。紫藤密密麻麻地纏繞在架上，撐起綠色涼棚。然而對魏萍來說，這是一段最殘酷的風景。

小花園連接着兩棟住院樓，魏萍女兒住在南樓，兒子住在北樓。從一棟樓走到另一棟樓，将近200步，她總是步履匆忙，從沒時間坐一坐休息椅。大部分時候她用腳爬樓，等不及電梯。

2019年3月之前，魏萍的家庭還是四川鄉下普通的一家四口。夫妻倆打工維持生計，一兒一女在廣安市念書，成績都不錯。他們剛借了錢，翻修了鄉下老家的房子——一座紅瓦白牆的小二層。

厄運接踵而至，迅速毀掉了這一切。

第一個倒下的是魏萍丈夫，這個家裡的頂梁柱被确診為惡性腦腫瘤。病情從突然發作、确診，到最終奪走他的生命，隻有短短半年，同時讓這個家庭背上八九萬元債務。

“我們本來很勤快的。”魏萍說。

她今年40歲，雲南人，佤族。這個大山裡的女人自稱“黑妹”，娘家以種香蕉為生。她隻讀過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幫家裡放牛，種地。智能手機普及之後，是女兒拿着識字課本，從“a、o、e”開始教會她漢語拼音。

19歲時，她在老家遇見了來雲南打工的丈夫，就跟着對方，到四川廣安嶽池縣花闆鄉生活，紮下根來，生了一兒一女，過了21年。

從一座大山裡走出來，進入另一座大山，魏萍的生活并沒有好多少，夫妻倆都“沒什麼文化，隻能做體力活兒”。

她在工廠裡給工人做過飯，當過保潔，做得最多的是搬運工。她曾在裝修隊裡扛大包，40斤的塗料包，丈夫先搬起來，放到她肩膀上，然後再摞上去一個，再一個。她一次能扛3個，加起來120斤，超過她的體重。

“一個包2元，扛一回就是6元。”魏萍扳着指頭計算。她扛6個塗料包賺的錢，如今夠買一份醫院樓下12元的快餐，一葷兩素帶米飯。

丈夫去世後，魏萍的肩膀繼續扛着整個家。

當時，兒子小偉即将參加高考。他從小就被診斷為“慢性腎功能不全”，身體一直不好。他計劃讀個專科，畢業後盡快找工作，緩解家裡的經濟壓力。女兒小雪成績更好些，正在讀初中，家裡牆上貼着她得到的獎狀，“校長親手發給她的”。

一兒一女留在廣安，魏萍獨自去了浙江打工，恰好趕上“雙11”。她在快遞公司的倉庫裡扛包裹，7天賺了2000多元。

包裹裡的商品與她無關。她從來沒有在這場商業狂歡節裡買過任何東西，雙方唯一發生關聯的時刻，就是包裹壓上她肩膀的瞬間。她的工作是把分流好的包裹扛到運貨車上。

2020年春節，魏萍回到家，計劃着過完年去西藏的工地上幹活兒。幾年前她曾經去過，高原上招工，給的錢比别處多很多，因為“很少有人适應”。她老家在雲貴高原，雖然沒有西藏那麼高，但她自诩比旁人更扛得住些。

在海拔超過4800米的工地上，很多外地來的工人走路都喘，而她仍然能在那種環境下扛包，“隻不過第二天鼻子流血”。如果不是為了盡快還完丈夫治病欠下的債務，她本不打算再去了。

“一個月能賺7000元，我就能養我的兩個孩子了。”今年年初，魏萍想象着“熬過2020年，把所有欠的賬都還完，日子一定會好的”。

許下願望不到兩個月，女兒小雪就倒下了。

疾病和上一次一樣，來得很突然。小雪起初隻是頭疼，但疼痛很快加劇了，她開始惡心、嘔吐、抽搐。

魏萍對這些症狀很熟悉，一年前，她的丈夫也是在出現相似的症狀後，被确診為腦膠質瘤的。她背起女兒，趕去醫院，女兒軟綿綿地趴在母親背上，說不出話。不久之後，小雪的病确診了，又是腦膠質瘤。

“我會不會跟爸爸一樣，快要死了。”這個剛過完14歲生日的女孩哭着問母親。為了準備手術，她剃去了及腰的長發。

魏萍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隻能安慰女兒“不會的”。“陪着女兒一起”，她把自己的長發也剪了，跟孩子擠着肩膀自拍，開玩笑說“這是我家小兒子”。

去西藏打工的事情擱置了，魏萍帶着小雪輾轉了幾家醫院，最終來到嶽池縣人民醫院。時隔一年，魏萍的生活再一次以醫院為中心，一天24小時幾乎都在女兒的病床前度過，失去收入來源。這個家庭去年背上的外債迅速翻番，累積到20萬元。魏萍則迅速消瘦，半年的工夫，從110斤掉到了90斤。

“有沒有手工活兒介紹給黑妹我做？”她在朋友圈裡求助，“什麼活兒都可以，能吃苦不怕累，要求不高，隻要能掙生活費就可以，手不算很慢。現在沒有辦法出去，隻能待在家裡。”

她借遍了所有親戚朋友，關系最好的一個朋友，她連續借了3次。魏萍已經不敢想象，錢什麼時候能還上了。

醫院幫她請來華西醫院的專家，為小雪做手術。術後，小雪開始接受放療。但醫生提醒魏萍，小雪的病情很嚴重，即便做了手術，複發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今年6月底，女兒的放療結束了，魏萍帶着她回到花闆鄉的家裡。女兒看上去正在好轉，體重漲了些，身高也長了1厘米，胃口似乎也好了。

僅僅過了不到一周，小雪的頸椎和小腿開始疼痛。7月4日晚上，魏萍幫女兒洗澡，突然間，小雪發作癫痫，之後失去行動能力。

魏萍帶着小雪，當晚就回到嶽池縣人民醫院。安置好女兒後，她才發現自己一路趕來，連鞋子也沒穿。

第二天，小偉回老家幫母親和妹妹取生活用品。在坐公交車回縣城的路上，這個高高瘦瘦的男孩突然暈倒了，被送到了醫院急診科，很快被确診了尿毒症。那時，他剛接到一所專科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正在等待疫情過後學校開學。

魏萍蹲在醫院的急診大廳裡，哭了出來。

那陣子她總是哭，大多數時候要躲着兩個孩子。她想跟人說說話，但這樣的發洩也不得不克制，“誰願意總聽這個呢”。她會躺在醫院病房的折疊床上，用被子蒙住頭，壓着嗓子哭。哭完就爬起來，繼續照顧兩個生病的孩子。

“我原本很樂觀，愛唱歌愛跳舞。”這個佤族女人坐在兒子的病床前，咬着指甲發呆。一份又一份重擔接連砸在她肩上，拍攝網絡短視頻成為她發洩的一種方式。在鏡頭下，她壓低聲音啜泣着。進度條十幾秒，從頭拖到尾，沒有傾訴也沒有嚎啕，隻有小聲的啜泣。她發現隔着屏幕、面對陌生人的自我袒露，對她的情緒緩解是有效的，一條又一條安慰的留言，也讓她感覺好些。

“要不然我早就瘋了吧？”她低聲自問。

魏萍盡量維持着肩上扛着的生活的尊嚴。她在病區盥洗室的大水池，把衣服搓洗得幹幹淨淨，晾在樓道的窗戶前。有時她回鄉下家裡辦事、取東西，穿髒了白色的旅遊鞋，回到醫院一定會重新把鞋子刷成雪白。沒法洗澡，她就用毛巾擦洗。她仍然保持化妝的習慣，指甲修剪得整齊幹淨。

病床下面放着一雙粉色高跟鞋，是她去年買的，花了50多元，但她幾乎沒有機會穿。

醫院給患者家屬提供了陪床用的折疊床，魏萍算了算，這一年多，自己有超過一半的夜晚，睡在這張金屬骨架的硬橡膠闆子上，睡得腰酸背痛。實在受不住了，她就跟孩子在病床上擠一擠。

其他病床偶爾會空出來，她可以去蹭一宿。但更多時候，無論是腫瘤病區還是腎病區，所有的住院病房都安置得滿滿當當，甚至得在過道裡加床。

魏萍通常陪在情形更糟的女兒身邊。孩子們的姑姑趕來，照顧了小偉一個多月。小偉和小雪兄妹倆隔着那座小花園，有一陣子，誰都沒法去看誰。小偉每天跟妹妹視頻聊天，确認小雪的情況。後來他好一點了，能下地了，就穿過小花園，走到妹妹的病床前，握住她的手。

“吃早點了嗎？”早上，魏萍給兒子打電話。

“吃了，你呢?”

“吃了。”

實際上，兩個人誰都沒有吃。他們的銀行卡上已經沒有任何積蓄了，當時吃飯的每一分錢都來自身邊或網絡零星的捐贈。

“我已經沒錢吃飯了。”她曾在電話裡跟朋友苦笑着說，被病區的護士聽到了。

即便是在見慣了生死與苦難的腫瘤病房裡，魏萍一家人的遭遇，仍然讓醫護人員感到心酸，他們在科室的工作群裡募捐了5000多元。幾天後，腎病區的醫護人員也發起了同樣的募捐。

魏萍把包着這些捐款的紙仔細收好，放進挎包裡。

一位負責照顧小雪的護士，回憶着自己入職以來接觸過的重症患者及其家庭。年老的、年輕的，比小雪更小的也有，但是像這家人一樣，一家四口有3個重症患者、其中兩人去世的家庭，是“頭一次見到”。她甚至主動在網上找到當地媒體的聯系方式，給對方發郵件，想幫小雪和小偉争取更多人的幫助。

腫瘤科的捐款倡議書發出後，幾天之内，魏萍一家收到了兩萬多元善款。嶽池縣人民醫院院方幫他們聯系了團縣委、縣婦聯、紅十字會，争取政策及資金幫助，還試着與小偉的學校溝通，暫緩他的入學時間。

但小雪的情況一直在惡化，清醒的時候越來越少。魏萍決定聯系當地紅十字會，填寫捐獻女兒遺體和眼角膜的申請書。

她不是第一次萌生這個想法。去年，丈夫病情惡化的時候，她就提起過這件事，被丈夫拒絕了。在當地，保持遺體完整是更主流的想法。

“我自己的話，将來要是有一天……是肯定會捐的。”魏萍平靜地說。

手頭稍寬裕點的那幾年，她常在輕松籌、水滴籌之類的公益平台上給别人捐錢，持續了四五年時間，“有時一元，有時兩元”。

她加入一個名為“輕松互助”的公益項目已經900多天，這個項目的頁面顯示，魏萍已經“幫助過4243個家庭”。她參與過的公益項目，包括給鄉村小學的教學設備集資、給重病的孩子捐款等。在一個“魏姓”的社交群裡，她也經常給轉發到群裡求助的人打錢。

“後來我在群裡求助，沒人幫我。”她有點難過地說。

小雪想過把腎髒捐給哥哥，但很快得知，腫瘤患者的器官無法捐獻移植給其他患者。最終，他們決定将眼角膜捐給愛迪眼庫，将遺體捐給川北醫學院。

魏萍想到了自己的腎髒。近一兩個月，她奔波在成都市和嶽池縣兩地，接受體檢、腎源配型，等待結果。最新的體檢結果顯示，她的肝髒有“不均勻改變”，疑似有“實質損害”，她推測可能因為自己“太累了”，長時間“休息不好”，肩上的擔子太重了。

要做腎移植手術，這位母親擔心自己和兒子都太瘦了，“貧血，營養不良”。

小雪去世當晚，魏萍一直坐在她床前，攥着她的手流淚，小聲試圖跟她說話。小雪當時已經陷入了淺昏迷狀态，卻也一直在流淚。

醫院通知了當地紅十字會，以及接受捐贈的兩家機構。從南充趕來的愛迪眼科的醫生看到，這位母親正在填寫申請表。

由于小雪罹患的是頭頸部相關的腫瘤，他們征得魏萍的同意，采取了摘取全眼的方式，以方便後續檢測。

捐獻女兒遺體的事上了新聞，突然間，魏萍發現自己的名字出現在網絡中。電視台和網站的記者也給她打來電話，這有點吓到了她。

“沒想到搞這麼大，有點内疚，好像我在利用女兒似的。”她抓起手機翻翻微信，裡面有各種媒體來聯系她的留言，看幾眼又放下，反複幾次。

最終，她帶着些許惶恐的神色感慨：“都有點後悔了。”

她一直惦記着女兒的眼角膜，想知道是不是有人用了。紅十字會的人告知過她，捐獻遵從雙盲原則，受助者的信息不能告訴她，但如果移植成功，對方承諾會通知她。目前，小雪的眼角膜還在檢測階段。

這個姑娘成績一直很好，夢想是考上浙江大學，将來當心理醫生。魏萍抱着一絲期望，她盼着那個接過了小雪視力的人，或許會去浙江，幫小雪看一眼校園。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渺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