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青少年一代，是飲食中優質蛋白比例不斷提高的最大受益者。 （ICphoto/圖）

身高和體重通常是衡量一國國民體質最基礎也最直接的指标，近日，一份統計數據讓國人感到振奮，中國19歲男性的平均身高175.7厘米，全球排名第65，亞洲排名第5，東亞排名第1；同年齡段女性平均身高163.5厘米，同樣在東亞排名第1。中國成為了全球範圍内平均身高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而這些身高位居亞洲前列的青少年最重要的生長發育期，正是加入WTO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時代。傳統“高碳水、低蛋白、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攝入習慣，在這一時期有了很大的改觀，飲食結構中肉類比重提升明顯。中國的青少年一代，是飲食中優質蛋白比例不斷提高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在國人為青少年一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高大”起來而振奮的同時，傳統“藥食同源”論依然有市場，且不乏年輕的信衆：視蛋白質為某種“補藥”，“藥”當然是不能多吃的。這就構成了一個有趣的悖論，即高蛋白的直接受益者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排斥和忌憚攝入蛋白質，并通過一種看似很有道理的邏輯實現自洽：“攝入優質蛋白是必要的，但吃多了也不好”。

或稱之為“蛋白質敬畏論”，持這一論點的人一方面對富含優質蛋白的食物（主要是肉蛋奶）改善體格和體質的明顯效果表示認可，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肉蛋奶相當的畏懼，認為“過量”攝入蛋白質會對人體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引起諸如“三高”、脂肪肝、心血管疾病和腎功能異常。然而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并非基于嚴謹實驗數據的結論，也不是基于醫學和營養學常識的學理性判斷，“敬畏者”既不清楚“蛋白質過量”的概念和标準（除非一天到晚隻吃蛋白粉，要達到這種過量是非常難的），也不明白上述疾病的成因和緻病機理，而是一種玄妙的、難以言說的臆測。

在敬畏論者的大腦裡，人世間普通的食物披上了不可知論的外衣，被賦予的超人間的力量，不但能對人體産生神奇的滋補功效，也可能對身體造成嚴重的傷害，頗有恩威不可測的玄學色彩。

事實上，這種将普通的食物藥物化、神秘化的理論與其說是醫學理論，倒不如說是人類關于匮乏曆史的記憶殘留。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中，動物性蛋白質的極度匮乏幾乎貫穿平民階級生活的始終。尤其是清中期之後，人口出現幾何式增長，耕地面積卻難有擴張空間，人民為了生存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為密集的勞動力進行勞作，将傳統耕作技術的産出潛力挖掘到極限依然難以維持溫飽，人地矛盾和人糧矛盾突出，整個社會陷入普遍的匮乏和赤貧。根據中川忠英記錄清朝生活的《清俗紀聞》一書，即使在“康乾盛世”，底層百姓在太平年歲也隻能勉強維持溫飽，最廉價的雞肉也要每斤一錢多銀子，每月能吃到一點肉已是大幸。

因此，在這種匮乏的環境中，優質蛋白是一種稀缺資源。人們一方面不遺餘力地将各種家禽和牲畜利用到極限，将内髒和頭、蹄甚至皮都想方設法烹饪成菜肴；另一方面這種稀缺性也讓當時的人們對其産生了敬畏之心，将其對身體的基本支持作用視為“滋補”。而既然攝入蛋白質是一種“滋補”，那麼按照“藥食同源”的理論，就存在“補過了”的情況，相應的壞處和後果也就在腦海中被構建出來了。

這種“以稀為貴，以貴為補”的匮乏記憶，當代中國人也并不陌生。紅糖、白糖、雞蛋在不同的曆史時期中都扮演過這種角色。甚至我們現在視為垃圾食品的方便面和火腿腸，在1980、1990年代被引入國内時，也被視為對身體有益處的好東西，原因也非常簡單：這些食品在當時的售價，對當時國人的收入來說，實在不便宜，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好東西”。

而實際上，肉、蛋、奶、紅糖、白糖作為普普通通的食品，能有效治療的病隻有一種而已，那就是基于普遍的匮乏而産生的營養不良，簡單地講，就是窮病。

同時，既然是稀缺資源，那麼就會出現别人多吃一口，自己就少吃一口的現象。當時的一些“聰明人”已經參透了其中玄機。一個相傳主角為紀曉岚的清代段子中展現得淋漓盡緻：

紀昀在流放新疆期間，有人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南山獵到野豬贈予他，他呼朋喚友吃幹抹淨，沒有嘗到的下人有些不忿。紀昀為安撫下人，随口說野豬肉吃了會中毒。下人也不傻，反駁說：大人吃得最多，怎麼不見中毒。紀昀倒也不生氣，說：正因為肉有毒，你不見大人吃了，日上三竿才起來，若是你吃了，早就死了。下人吓得噤若寒蟬，不敢再說話。

所以，某種意義上，市面上的“蛋白質敬畏”，不僅僅來自匮乏年代的曆史記憶，也來自那些生怕自己少吃而不願讓你多吃一口的僞善人士的洗腦灌輸。要知道，避免“富貴病”的關鍵在于營養均衡和加強鍛煉，盲目的“蛋白質敬畏”大可不必。

（作者系曆史學者）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劉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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