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兼領侍儀司事官員，在策劃禮儀典制過程中，起到了什麼作用？首先，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需要知道，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世祖去世，裕聖皇後命令阿魯渾薩理率領翰林集賢及太常禮官備禮，冊立成宗登皇帝位。大德三年（1299年），再次擔任平章政事。大德十一年（1307年）春，成宗晏駕，阿魯渾薩理悲傷成疾，于八月十七日薨于大都，年六十三。

阿魯渾薩理曆事兩朝二十餘年，皇帝十分重用，有時會一日多次召見。有人認為其預國休戚為大不敬，皇帝為其力争。趙孟頫稱贊道：“公開明廓深，喜怒不形于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時務，識大體。”

由此可見，阿魯渾薩理學究天人，道通孔李，可謂全才矣。《太史院銘》中也有記載，阿剌渾薩理，任左侍儀奉禦。“（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左侍儀奉禦臣阿剌渾薩理，遷集賢學士，尋遷大學士，并兼太史院事”。

此處阿剌渾薩理即上述阿魯渾薩理。史料對于阿魯渾薩理所任官職名稱記載有誤，“（至元）十二年（1275年），省左侍儀奉禦，通曰左右侍儀”。因此，史料中記載的“左侍儀奉禦阿魯渾薩理”應為“左侍儀阿魯渾薩理”。

阿魯渾薩理精通儒學，由宿衛入仕，任職侍儀司，文化素養較高，升遷速度也較快。巎巎，字子山，康裡氏。其父為曾兼領侍儀司事的不忽木。巎巎博通群書，修身正心。“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為貴介公子”。

他由宿衛入仕，始授承直郎、集賢待制，遷兵部郎中，轉秘書監丞。後又“改同佥太常禮儀院事，拜監察禦史，升河東廉訪副使。未上，遷秘書太監，升侍儀使”。

巎巎以重望居高位，甚是雅愛儒士，深信以儒緻治，曾向文宗說明科舉取人才以濟世用。由此可見，侍儀司職官的入職方式多樣，由宿衛入仕的官員出身于高級官員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儒學與禮制，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這些官員在侍儀司内擔任的也是較高的職位。

中統三年（1261年）李璮之亂之後，忽必烈“撤罷漢地世侯，分軍民治之，置牧守，行遷轉”。“官員擔任職務，都有一定的任期；任期滿後，根據資曆和在職期間的表現，調動工作，稱為遷轉”。侍儀司中大多數官員是由他職遷轉入侍儀司為官的，例如：買住，任侍儀使。

右侍儀奉禦忽都于思之兄子，“時則忽都于思公，實以通材敏識，左右經畫，厥既成功。而公之子孫群從，鹹食其德，出入班行，踐修職業，往往有聞于時”。買住幼時就跟随忽都于思，學習禮樂，并且侍奉太子真金。曾跟随世祖親征，忽必烈因其功績而命中書授官，後又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到了成宗時期，再進秩二品。

武宗時期改通政使，不久又拜湖南廉訪使。“在官一年，部内清谧，以母老乞歸侍養。遂拜侍儀使，使修其世父之業。贊理儀章，整肅班著，無違節失度，上每嘉賞焉”。買住雖為閑職而任職侍儀司，但是對于整理禮儀典章作出重要貢獻。

陳用晦，字子明，任通事舍人。其父為陳旺，字天祿。祖上為睢陽（今河南省商丘）人，後遷徙至東平（今山東省泰安），入籍定居于汶上（今山東省濟甯）。陳旺以貴義教子曰：“謹身承家，人所當然。貴義賤利，世之罕有。汝曹第視吾平日所行，能弗遠，遠大可期也。”

諸子皆安家立業，有所成就。陳旺也以用晦貴，贈奉議大夫、骁騎尉，追封聊城縣子。用晦成年之時遊于京師，受到達官貴人賞識，“始從事省闼，曆官甄用、利用二監，轉通事舍人，升奉議大夫、崇祥院規運提點，所在以才廉稱”。

陳用晦之弟陳君諒也曾擔任過侍儀司通事舍人一職。邢山而，任侍儀使。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康靖邢琏長子。“由近侍擢奉訓大夫、嘉醞局提點，尋加朝列大夫，又加中議大夫、典瑞少監，遷太監、卿。會升監為院，就拜典瑞院使、官資善大夫，改侍儀使，轉光祿卿”。

邢山而與其弟邢海住都曾任侍儀使。邢海住，任侍儀使。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康靖邢琏次子，侍儀使邢山而之弟。“起家中憲大夫、詹事院斷事官，遷嘉議大夫、侍儀使，擢工部侍郎，卒官通議大夫、光祿大夫卿”。

邢氏父子兄弟遭時治平，皆願謹自持，上結主知，疊膺是選，深受朝廷重用。以上是元代侍儀司職官的主要任職途徑以及官員任職情況的相關介紹。

侍儀司官員任職途徑多樣，官員民族成分也同樣複雜，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高麗人等。韓仲輔，一名觀音奴，乃高麗清州人，曾任侍儀司通事舍人。其父為河南府總管韓永，世以儒術為業。“韓仲輔因通曉高麗、蒙古、漢諸種語言，故能勝任通事的職責”。

無論何種民族，由于侍儀司職能專業性的需要，多種選任方式下選拔出來的大多為精通禮制、習熟禮儀的人才，他們對于侍儀司的設置與發展、各項儀式的準備與執行乃至元代禮制的制定與完善都具有十分突出的貢獻。

熟悉漢族傳統禮樂制度的儒生及亡金故老奉命“起朝儀”，并擔任首批侍儀司的官職，為元代朝儀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兼領侍儀司事的衆多高級官員對于元代禮制提出重要建議及策劃；侍儀司的各級官吏保障宮廷儀式依照程序順利進行。

因此，侍儀司官員是整個機構中的重要部分，他們維護與發展了元代朝儀制度，同時也促進了元代文化的繁榮。

關于元代侍儀司的職能，《元史·禮樂志》中有詳細記載。元廷在侍儀司設立之初也曾頒布诏敕命令正月元日、聖節、朝會等重大節日時，以及百官表章、外國進獻、使臣谒見皇帝、大臣入朝叩辭帝王等事皆隸侍儀司。

侍儀司負責元代重要時刻的各項儀式，“皇帝即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冊立皇後、皇太子，群臣上尊号，進太皇太後、皇太後冊寶，暨郊廟禮成、群臣朝賀，皆如朝會之儀”。

元代侍儀司的職能可大緻歸納為奏請策劃、布置引導、代祀嶽渎、編排鹵簿以及兼掌起居注等五個方面。

侍儀司設立之前，元代禮儀制度并不完善。侍儀司官員對于未定之朝儀也有奏請與策劃的職責。侍儀司設立後兩個月，便開始奏請策劃相關儀制。

至元八年（1271年）夏四月，“侍儀司奏請制内外仗，如曆代故事”。史料中有許多關于兼領待儀司事的官員呈請制定禮儀之事的記載。侍儀司設立後不久，大司農、禦史中丞兼領侍儀司事便奏請令各官自行依照品級造公服來迎拜行禮。

“中統五年（1264年）八月，欽奉聖旨條畫内一款：‘行中書省官除迎送赦诏及諸王外，其餘并不須迎送。’欽此”。

到了至元八年（1271年），相關規定則有所變化，“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司農、禦史中丞兼領侍儀司事奏：‘每遇聖節、元日、诏赦并各官受宣敕，除沿邊把軍官再行定奪外，諸路官員，合無令各官照依本品自造公服迎拜行禮。’

欽奉聖旨：‘除沿邊把軍官外，那般行者。’欽此”。《元史·世祖紀》中也有同樣的記載，“（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劉秉忠及王磐、徒單公履等言：‘元正、朝會、聖節、诏敕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禮。’從之”。兩則史料時日相同，内容相似，應為一件事。

也就是說每逢遇到聖節、元日、诏赦、朝會、百官宣敕等重要時刻，除了沿邊把軍官再行定奪之外，諸路官員應該令各官自行依照品級造公服來迎拜行禮。

公服的形制有嚴格規定，“公服俱右衽”及“偏帶俱系紅鞓”，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官員品級不同，公服的顔色、圖案也不同。五品以上官員雖皆為紫羅服，但是公服上繡的花的種類和直徑大小不同。

一品官服上的圖案為直徑五寸的大獨斜花，二品官服為直徑三寸的小獨斜花，三品官服則為直徑二寸無枝葉的散答花，四、五品官員的紫羅服上是直徑為一寸五分的小雜花。六、七品官員的公服為绯羅服，圖案是直徑為一寸的小雜花。

九品官員着綠羅服且無文羅。官員所佩腰帶的材質也有所不同，一、二品官員所佩腰帶分别為玉帶、花犀帶，三、四品為荔枝金帶，五品至九品皆為犀角帶。

總的來說，從中統五年時的“送赦诏以及諸王”須迎送外，到至元八年時增加了各級官員在聖節、元日等重要時刻着公服迎拜行禮的規定，以及公服形制的規定，說明了元代統治者對于禮儀逐步重視與規範，兼領侍儀司事的官員在奏請策劃元代禮儀典制的過程中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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