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龍（也作伏龍），漢族，徐州琅琊陽都（今山東臨沂市沂南縣）人，三國時期蜀漢丞相、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散文家、書法家。在世時被封為武鄉侯，死後追谥忠武侯，東晉政權特追封他為武興王。諸葛亮為匡扶蜀漢政權，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散文代表作有《出師表》、《誡子書》等。曾發明木牛流馬、孔明燈等，并改造連弩，叫做諸葛連弩，可一弩十矢俱發。于234年在五丈原（今寶雞岐山境内）逝世。諸葛亮在後世受到極大尊崇，成為後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成都、寶雞、漢中、南陽等地有武侯祠，杜甫作《蜀相》贊諸葛亮。

《出師表》是諸葛亮出師臨行伐魏前寫給後主劉禅的奏章，文中以懇切的言辭，勸說了後主要繼承先帝遺志，廣開言路，親賢遠佞，完成興複漢室的大業。《出師表》傳世有二，為《前出師表》，另有《後出師表》。因建興六年諸葛亮率軍出散關前，給劉禅又上一表，即為《後出師表》。

出師表 / 前出師表

兩漢：諸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阙漏，有所廣益。

将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驽鈍，攘除奸兇，興複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祎、允之任也。

願陛下托臣以讨賊興複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诹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诏。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出師表》以懇切的言辭，針對當時的局勢，反複勸勉劉禅要繼承先主劉備的遺志，開張聖聽，賞罰嚴明，親賢遠佞，以完成“興複漢室”的大業，表現了諸葛亮“北定中原”的堅強意志和對蜀漢忠貞不二的品格。

三國時期，曹魏國力最強，孫吳次之，而蜀漢最為弱小。當劉備病卒于白帝城（今重慶奉節縣東）時，他留給諸葛亮的是内外交困的局面和一個年幼無知、扶不起來的接班人。在這種危難關頭，諸葛亮以丞相府的名義承擔了蜀漢的全部實際責任，對内嚴明法紀，獎勵耕戰；對外安撫戎羌，東聯孫吳，積極準備北伐曹魏。經過幾年的努力。蜀國力量有所加強，呈現“國以富饒”“風化肅然”的局面，于是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今陝西省漢中市），以圖中原。就當時形勢分析，且不說蜀魏兩國實力懸殊，僅“勞師以襲遠”這種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諸葛亮仍堅持铤而走險，（先後六次統兵伐魏）并表現出百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興複漢室是先主劉備的遺願。後主劉禅盡管昏庸無志，諸葛亮還要竭忠盡智地輔佐他，盡管劉備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遺诏，他也不存半點僭越之心，因為後主是先主的遺孤。“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這是讀葛亮出師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後半生全部活動的精神力量。《出師表》正是在淋漓盡緻地解剖了這種精神的實質從而表現出這位社稷之臣的全部品格這一點上，顯示了它獨特而巨大的感染力。諸葛亮的忠肝義膽，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精神，在封建社會裡被視為臣子的大節，普遍受到推崇：而當國家處于危難關頭，這種精神更煥發出強大的感召力，如文天祥在《正氣歌》中所贊頌的“時窮節乃現”，“鬼神泣壯烈”，一封奏疏能千百年被視為“至文”而流傳不朽，主要原因在這裡。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諸葛亮出師伐魏前向劉禅陳述意見，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張，因此全文以議論為主。由于諸葛亮要讓劉禅知道創業的艱難，激勵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業，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許國的經過。又由于諸葛亮對劉氏父子無限忠誠，披肝瀝膽相待，因而言詞充滿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曉之以理，又動之以情。具體地說，前部分重在曉之以理，後部分重在動之以情。總的是以議論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從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語言最顯著的特點是率直質樸，表現懇切忠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餘字的篇幅裡，先後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報先帝”“忠陛下”思想貫穿全文，處處不忘先帝“遺德”“遺诏”，處處為後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興複漢室”的大業。全文既不借助于華麗的辭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話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長輩的口吻。清朝丘維屏說“武侯在國，目睹後主聽用嬖昵小人，或難于進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師時叮咛痛切言之，明白剀切中，百轉千回，盡去《離騷》幽隐詭幻之迹而得其情。”屈原是在遭讒毀、被放逐的處境中寫出《離騷》的，因而采取幽隐詭幻的表現手法。諸葛亮處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師表》感情充沛的特點和所表達的忠君愛國之情卻是一脈相通的，率直質樸的語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統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還有一些整齊工穩的排比對偶句式，如“侍衛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體現了東漢末年骈體文開始興起的時代風尚。此文有大量合成詞，是出于諸葛亮的首創，不少詞經諸葛亮的提煉，後來都用為成語，如“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作奸犯科”“苟全性命”“斟酌損益”“感激涕零”“不知所雲（言）”等。

諸葛亮這篇表文曆來受到人們的高度贊揚，被視為表中的代表作。劉勰曾把它跟孔融的《薦祢衡表》相提并論，說“至于文舉（孔融，字文舉）之薦祢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并一時之英也。”陸遊在《書憤》中寫道：“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文天祥的《正氣歌》亦雲：“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感人之深，于此可見。

公元223年，劉備病死，将劉禅托付給諸葛亮。公元228年春，諸葛亮上《前出師表》率軍北伐魏國，蜀軍在占有隴右三郡後，以街亭、箕谷失利而結束了第一次北伐。冬十一月，諸葛亮獲悉魏軍曹休攻吳兵敗、張颌東下，關中虛弱，于是上《後出師表》決心再次北伐，急率軍數萬，走古道，出散關，圍攻陳倉。

後出師表

魏晉：諸葛亮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适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驽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将七十餘人，突将、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複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将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僞作論據

（一）良史陳壽修《三國志》，編《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經過審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錄此表

（二）此表氣綏調低，與《前出師表》辭氣迥異，非出自一人之手，蓋諸葛亮侄兒東吳大将軍諸葛恪僞作，目的在于以”此表為他的伐魏主張制造有力的旁證“，因為諸葛恪在《論征魏》一文中曾說：”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争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而“陳與賊争競之計”的隻能是《後出師表》。（或說是張俨僞作）。

（三）表中所列史實有誤。《趙雲傳》載雲卒于建興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後表》卻說雲已死。

肯定觀點

（一） 陳壽《亮集》未載此表，不足為僞作之證。

陳氏修史編集對史料取舍，确實是經過審慎斟酌的，但卻不是完備詳盡的。将《亮傳》與《武帝紀》相較，前者顯然簡略的多，諸如伐吳、南征、八陣、渭南之戰等理應明确詳述的内容，他都一筆帶過，或未作記載。

又陳壽編《亮集》，主要依據司馬氏從成都接收運回洛陽的蜀漢政府檔案，這個檔案經公元264年鐘會成都兵變後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諸葛亮“言教書奏”，有一部分明确謂“《亮集》載“；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絕盟好議》出自《漢晉春秋》，《與陸遜書》出自《江表傳》等；還有一部分未注明出處，如《公文上尚書》《與李豐教》等。這些都說明陳壽所編《亮集》并不完備。《後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勢，關乎軍情機密，不宜公開宣示，故流傳不廣；或因成都之亂散失，陳壽未見到。

裴松之就是針對《三國志》這種“失在于略，時有脫漏”的情況注補之，且對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懲妄論辯，但對《漢晉春秋》所載《後表》隻存錄而并無疑義，看來裴氏相信這是諸葛亮所作。

（二） 所謂前、後表詞氣迥異、風格不同字觀點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後表》所謂“才弱敵強”，既是諸葛亮轉述當初劉備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漢的總體人才質量、軍事力量跟曹操及其龐大的人才群和軍事力量作對比後實事求是的結論，它與《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語義類似。

《後表》所謂“夫難平者，事也”，“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語，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後，針對議者非料度“必勝”絕不出兵的觀點而講，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戰役而言，并不是對興複漢室、統一全國的長遠目标喪失信心，諸葛亮所列舉的曹、劉集團成敗浮沉的曲折曆史完全證明諸葛亮“凡事如是，難可逆見”乃清醒客觀之言。所以《後标》并無“志衰氣喪”的情調。

再看二表的用辭風格也基本一緻：《前表》所謂“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說的是當前的任務，與《後表》“今賊适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辭義仿佛，所謂“庶竭驽鈍，攘除奸兇”，說的是自己的職責和決心，與《後表》“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心志一脈相承；所謂“興複漢室，還于舊都”，指長遠的目标，非認為一舉大勝，它與《後表》并不矛盾。

《後表》與《前表》及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點：講究對仗排比、有漢賦骈偶特色；音節铿锵，縱橫捭阖，回轉層疊，說理透徹；感情真摯，語言酣暢平易。所不同的隻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後表》專注于論述批駁，互為補充映照，合之為一完璧，故當出自一人之手。

（三） 諸葛恪不可能僞作。

建興六年冬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吳公安督諸葛瑾緻書通報軍情，言“與賊争競之計”的《後表》應是此時傳送到諸葛瑾手中，而後其子諸葛恪看到，再有吳大鴻胪張俨撰《默記》時收錄。

假使諸葛恪僞作，他當會大贊叔父，貶抑曹魏，決不會造“難可逆見”一類有餘之辭；假使他做僞作的目的是為自己伐魏的樂觀主張做“旁證”，則會轉引其辭以說服他人，然諸葛恪“見家叔父表”，隻是“喟然歎息”而已；諸葛恪“見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時蜀漢尚在，兩國使者頻往，知情者均在；又諸葛恪作為吳臣，安肯曰“孫策做大，遂并江東乎？”所以，諸葛恪僞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張俨僞作，起碼首先騙不了諸葛恪這位知情者。

至于張俨将《後表》收入《默記》，一則因為俨是主戰派（由裴注引《默記·述佐篇》）可見，二則因為《後表》與《默記·述佐篇》體例相符。張俨曰：“餘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顯然，其“陳進取之圖”的，主要當指《後表》，他之所以主戰并對諸葛亮屢以弱攻強的進取方針予以肯定，受《後表》的感染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四） 關于趙雲死亡時間，可能是《三國志》有誤。今但知建興六年夏初趙雲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後活動一概不見史載，即使建興七年春取武都、陰平二郡之重大戰事亦不見有趙雲出現。由此窺測，趙雲有可能卒于建興六年冬諸葛亮上《後表》前，靈柩運回大邑縣（蜀漢蜀郡江原縣境）安葬時至七年春，陳壽或有可能因此誤記卒年。

圖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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