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彥近照。記者李賀攝

■開欄的話

“十四五”規劃提出,深入推進全民閱讀,建設“書香中國”。如今,全民閱讀已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第27個世界讀書日來臨前夕,新華社推出重點全媒體欄目《大家悅讀課》,每周一期,邀請知名作家分享創作心得、閱讀體會。

閱讀發現美好,閱讀創造價值。讓我們跟随《大家悅讀課》,共同打開新時代閱讀的想象空間。

“我喜歡坐在劇場最後一排,看舞台演出時演員的表演和觀衆反應。在台上台下的互動中,你能感覺到一個時代人的總體的精神質量。”

在新華社全媒體欄目“大家悅讀課”錄制現場,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主、作家陳彥,聊閱讀談寫作,目光坦誠且敏銳。

閑暇時,他喜歡在劇場靜靜觀察——演員觀衆、台前幕後、戲裡戲外——從舞台這方小天地出發,剖開生活的肌理,見證大時代的變遷。

他是一位從戲劇舞台走上小說創作道路的作家。

專注于長篇小說創作前,陳彥是一位成功的劇作家。他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做了20多年專業編劇,還擔任過團長、院長。他憑戲曲代表作“西京三部曲”(《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蜚聲戲劇界,囊括了包括“曹禺戲劇文學獎”在内的各項業内大獎——即便不算上2019年讓他在文學界“出圈”的茅盾文學獎,他也早已是個名副其實的“獲獎專業戶”。

頻頻獲獎也見證了他在創作上的勤勉。陳彥繼承了陝西文學踏實、厚重的現實主義傳統,如陝西前輩作家柳青一樣,他特别重視深入生活。寫《大樹西遷》時,他在西安交大待了4個多月,又在上海交大生活了35天,錄了幾十盤采訪錄音;寫《西京故事》時,為了展現農民工生存境遇,他先後到西安當時最大的兩個農民工聚居地采風,寫作曆時3年半,先後大改7次。

“作家需要深入生活。”陳彥觀察到,當下的寫作者有時局限在二手材料中,忽略了真實生活,也寫不出“煙火氣”。他建議:“一定要到田野去,到生活最真實的場域去,要寫出生活毛茸茸的質感。”

“我無法想象一個作家如何寫他不熟悉的生活。”訪談中,陳彥屢次提及創作與生活的關系。他的長篇小說代表作被譽為“舞台三部曲”(《裝台》《主角》《喜劇》),小說的題材兜兜轉轉,都沒離開舞台内外他所熟悉的生活:他關注舞台背後的裝台工;講山裡的放羊娃如何成長為“秦腔皇後”;寫父子三位喜劇人的悲喜人生……

他跳出舞台走進小說,又在小說裡裝下了整個舞台。

他喜歡用舞台式的比喻。他曾經如此描述自己的寫作狀态:“讓暗室隻留一個光源,能照耀出一塊僅夠罩住兩隻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處,思想前行。”如同一幕舞台布景;他形容演員與觀衆的關系是“潮汐”,是“月球與地球”,通過劇場展現“社會的各種病和各種美好”……

他的作品特别關注小人物的命運,喜愛“為小人物立傳”。在劇作《遲開的玫瑰》中,他刻畫了一位背負家人夢想、托舉生活重擔的大姐喬雪梅。1998年至今,這部劇被改編為各類地方劇種,20餘年連演不衰,收獲無數掌聲和淚水。小說《裝台》改編的電視劇中,“雞賊又可愛”的裝台工刁順子,讓觀衆在家長裡短中讀懂了煙火塵埃,讀出了普通勞動者的責任和擔當。

“站在社會頂尖的成功者畢竟是少數,而更多的人是塔身和基座。一定要認識到托舉成功者的磅礴力量。”陳彥強調,“如果看不到這種對成功者的巨大的推動力,不肯定他們的生命價值和勞動價值,作為一個作家,他的創作是有巨大缺憾的。”

在《裝台》的後記裡,他寫道:“有人說,我總在為小人物立傳,我是覺得,一切強勢的東西,還需要你去錦上添花?即使添,對人家的意義又有多大呢?因此,我的寫作,就盡量去為那些無助的人,舔一舔傷口,找一點溫暖與亮色,尤其是尋找一點奢侈的愛。與其說為他人,不如說為自己,其實生命都需要訴說,都需要舔傷,都需要愛。”

閱讀像一棵樹,如果找到了主幹,越讀就會越茂盛

草地:您已經從事文學寫作40餘年,能否回顧一下和文學最初的相遇?

陳彥:我生長在大山裡,按說我的少年時期跟文學是沒有多少關系的,真正開始閱讀是在改革開放初,那時書店一下子就豐富了起來,歌德、托爾斯泰、雨果、屠格涅夫等大家的外國文學著作,還有《紅樓夢》《西遊記》《儒林外史》等中國文學作品大量出版。我印象很深,為了買一套《莎士比亞全集》,我足足等了半年——每次書店隻能進一兩套,很快就被人拿走了。

我出生的鎮安縣是陝南一個相對封閉的山區。但你想象不到,在這個山區,當時有那麼多年輕人喜愛文學,有文學夢。縣工會組織了一個專供年輕人閱讀的場所,從省上、從《延河》雜志社來的作家們,經常會來講文學。在那裡我學到很多東西,很自然就喜歡上文學,為創作打下基礎。

草地:以您的經驗看,應該怎樣培養青少年的閱讀興趣,引導他們閱讀經典?

陳彥:閱讀對青少年的成長太重要了。如果青年時代我沒有進入閱讀,一生很可能就和創作無關了。閱讀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一旦你喜歡上它,讀一本書可以牽連出十本書。你讀完莎士比亞,就想去讀研究他的書,想了解他的戲劇借鑒了哪些曆史故事,又帶出另外的作家作品,就這樣越讀越豐富。閱讀有時候像一棵樹,如果找到了主幹,這棵樹越讀就會越茂盛。

今天這個時代閱讀的方式很多,比如通過手機或其他媒介。我看到有些孩子現在讀的書,雖然存在閱讀快感,但對建構心靈世界是不完整的。青少年還是要閱讀經過幾百上千年,人類共同選擇出來的那些最優秀的作品,可以從一些基礎性的作品開始,逐漸邁向寬闊和豐富。

我年輕的時候讀一些經典,也是似是而非的,并不能完全讀懂。時間長了,當我讀出好來的時候,就覺得挺愉快,這就體現出閱讀價值。我19歲時第一次接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卡拉瑪佐夫兄弟》,當時總有人講,作家必須好好讀讀這些書。我讀了一遍,沒有讀懂,反反複複,還是讀不懂,但是在三四十歲的時候讀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去年疫情期間,我又一次反複讀了這些書。越讀越覺得,還是要回歸經典,閱讀經典。

閱讀習慣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基本的精神面貌

草地:對于普通人來說,閱讀特别是經典閱讀意味着什麼?怎樣理解“閱讀,創造價值”這句話?

陳彥:我的成長經曆完全是閱讀建構起來的,我真是感恩閱讀。閱讀是從别人的生命中獲取經驗,從曆史中獲取經驗,讓我們可能活得更好一些、更接近理想一些。閱讀應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我常說閱讀是兩個閱讀:一個是生活的閱讀,就是生活經驗的積累;再一個是文化的、書本的閱讀。

再者,閱讀建構你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想培養下一代的閱讀習慣,你自己先要養成閱讀習慣。因為閱讀習慣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基本的精神面貌,體現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氣質。而且我始終覺得閱讀應該是個笨功夫,而不是讀一些速成法。功利化的閱讀應該越少越好。

草地:如今進入一個全媒體時代,短視頻等傳播形式開始深入人們的生活,這一現象會對閱讀、對文學創作造成什麼影響?

陳彥:我有時也看短視頻,短視頻裡有很好的内容,它像個壓縮餅幹。畢竟今天的生活節奏非常快,需要提供多樣化的精神食糧。但如果碎片化、娛樂化,甚至惡搞的視頻充斥各類傳播平台,是要引起注意的。如果你隻是“抽取”一段内容,短時間内可能覺得十分精彩,但長期“抽取”,很可能最後會變得非常偏執。堅持綜合性、總體性的閱讀對人解決問題是有好處的,讓你方方面面都要兼顧到,再形成你的判斷和認知,形成你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

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應該保持對世界、對人類,包括對身邊的社會生活拉開距離的靜靜的思考、書寫和閱讀。世界就是這樣,必須有人要仰望星空,有人要俯瞰大地。再艱苦的環境、再浮躁的時代,肯定也有人不浮躁,能夠認認真真地靜下心去讀書寫作,去整體性地思考社會、思考人類。

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

草地:能不能和我們分享一下您的閱讀和寫作習慣?你在創作上有沒有“獨門秘笈”?

陳彥:對我而言,創作在某種程度上還帶着兼職性質,當然我比較喜歡這種狀态,可以廣泛參與社會生活,了解世界、了解生活豐富的樣貌。

我從十幾歲開始寫作,近40年間就沒間斷過。我從事寫作的同事、朋友,中途也有過各種變化,我始終沒有變,就喜歡這個。我一般沒有什麼社會交往,下班以後很快回家,就開始讀書寫作,周六周日基本也不出去。寫作的時候,我會把門窗緊閉,哪怕是大中午都會拉上窗簾,用一道燈光打下來,開始是聚焦到稿紙上,後來聚焦到電腦上。這種聚焦非常好,我可以全部進入我的世界裡和文學人物去對話、去創造。我沒有什麼“獨門秘笈”,就是愛上一個東西不能分心。《莊子》講“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人一輩子幹不了多少事情,要幹什麼就把心思多朝上面用,自然就會有收獲。

草地:作為陝西的代表作家之一,您對陝西有什麼樣的感情?

陳彥:陝西是養育我幾十年的地方,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豐厚的、滋養的土地——一方面是自然的、生活的喂養,一方面是精神的喂養。

陝西有一個長安畫派,他們有兩句話,我覺得對文學創作也非常有價值,叫“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陝西是一塊曆史的厚土,也是文學的厚土,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一大批作家在中國文壇上立下了創作的标杆。我跟他們學到很多東西,從某種程度上講,我應該也算他們的晚輩和晚生代,我的創作始終都是從他們的創作中汲取營養。

草地:評論家李敬澤先生曾經評價您的作品“紮根中國傳統,充分反映中國的時代變遷,是現實題材的創作典範”。在您看來,新時代文學應該如何回應時代的召喚?

陳彥: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必然對時代要有回應、有發聲。我是始終堅持現實題材創作的,也比較關注身邊的人和事,關注我所經曆的社會演進的方方面面。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繼承了陝西優秀的創作傳統,努力關注現實,關注火熱的當下生活。作家确實要寫自己爛熟于心的生活,我們對置身其中的生活了解透了,才能下筆寫好。否則,連皮毛都描摹不好,更别說深層解剖了。當然,生活不是拘泥于自己身邊的那一點小我、小事、小個人。有了生活,再用一種眼光和格局去折射更廣闊的社會視野,可能寫出來的東西就會有一定的深度、寬度和廣度。

作家要寫他最熟悉的生活

草地:您的作品一方面體現了現實主義的傳統,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尤其是作品的題材,經常涉及傳統文化,特别是關注戲曲從業者的生存境遇。在當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煥發新的生命力?

陳彥:我始終覺得一個作家要寫他最熟悉的生活。我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這裡是研究機構也有文藝團體,這些内容很自然地就成為我的一種創作方向。

我在戲劇團體待的時間長了,閱讀的古典與經典作品多了,也經常思考這些作品怎麼能穿越數百數千年,到今天觀衆還這樣認同、這樣喜歡。當然其中有封建糟粕,但也确實有能夠超越曆史、跨越時空、走向未來的東西。比如司馬遷的《史記》,裡面很多内容就是放到今天看,都具有現代文明的深切洞穿;包括宋元雜劇,有些劇本即使用現代意識去燭照,也具有一定的“文明”價值取向,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可以在其中找到傳統、找到當下、找到現實、找到未來。長期浸泡其中,自然而然就會把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融會貫通進去。

這和閱讀又有關系,通過閱讀建構起你的判斷,然後用現代的眼光回溯曆史和傳統,就自然會對優秀傳統做出你的判斷——哪些是文明的,哪些是今天我們仍然适用的,哪些是要進行創新轉換的,哪些是會走向明天的,哪些可能是人類恒常、恒久不能改變的。我們要用一種眼光去把傳統中美好的東西發掘出來并傳承下去。

草地:您在20多歲時就已經創作了大量的戲劇作品,一直到今天都筆耕不辍,如何保持寫作熱情?

陳彥:當然有寫不下去的時候,創作找不到感覺,就會停下來。比如我寫《大樹西遷》的舞台劇,背景就是上海交大西遷西安。我在西安交大待了4個多月,在上海交大也待了35天,搜集了大量的素材。開始是準備寫電視劇,結果怎麼都寫不下去,因為題材确實浩大,牽扯的生活紛纭複雜,有很多東西不好處理,所以很長時間過不去。後來我把它寫成了一個兩三萬字的舞台劇,已演出十七八年。創作确實可能會遇到很多困境,但總體還是要反複去熟悉,要進入到生活的本質裡撈取幹貨。

把生活掰開了揉碎了,再建構你的作品

草地:很多評論家認為“舞台三部曲”長篇小說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您有20多年的戲劇院團創作經驗。您在寫作“舞台三部曲”時,創作初衷是什麼?

陳彥:寫“舞台三部曲”的确是因為對生活熟悉。柳青為了寫筆下的人物和那個時代,能在一個村子一待14年,就是要深入到生活的内裡去研究問題。你要完全把生活掌握了,掰開了揉碎了,再建構起你作品裡的故事、人物和世界。寫《裝台》時,我住在三樓,底下就是劇場,後台口就在我的窗戶下。劇場每天都有演出,人進進出出的,每天幾乎都有一個調整舞台、重新裝台拆台的過程。

裝台人和演員過着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開始排練的時候他們就退得不見了,排練完,舞台又交給他們來裝置。大量的舞台裝置勞動催生了裝台這個新型行業。其實一開始他們并沒有引起我的注意,時間長了,我就發現這幫人很有意思。有些事特别觸動我,比如舞台上的主人公要做一個飛天動作,操控動作的機械裝置要許多人來推動。他們做出很大的犧牲,但舞台上再怎麼紅火與他們都沒關系。觀衆看到的是最美好的那一部分,而裝台人都在觀衆看不見的地方。我就思考了這些裝台人和台前光鮮的、獲得榮耀的生命體之間的關系。

《裝台》寫的是幕後,而《主角》寫的是台前,講一個人怎麼成為主角。

現在這個時代相對比較浮躁,選擇也多元化,一個人對成長的要求比較急切,戲曲藝術要催生一些大藝術家,就出現了一些困境。靜下心來實實在在地将生命奉獻給一門藝術的人,越來越少了。有些年輕人覺得成名很容易,甚至出現一種幻覺,今天搞一個短視頻突然有幾百幾千人轉發,就覺得自己已經很成功了。這種幻覺可能讓很多本來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人,犧牲在成長的路上。

創作《主角》,我更多還是思考一個生命的挫折、奮進,以及她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社會對她的推動力,她在社會推動力面前的應對能力、判斷能力、攀登能力。這部小說結合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自己的成長經曆、心靈感悟,當然,我不是小說中的任何一個人。

生活尤其是成功,是為有準備的人留的

草地:《主角》的主人公憶秦娥通過40多年的不斷努力,在各種内外在因素的加持下,成長為“秦腔皇後”。她身上有哪些特質促使她取得了成功,為什麼要創作這樣一個人物?

陳彥:憶秦娥是“不瘋不魔不成戲”的。我寫《主角》,也是對今天這個比較浮躁的社會的回應:很多人都渴望成功,都希望能快速獲得社會認可,但又不願意做出過多奉獻和付出。

蘇東坡講過:“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生活尤其是成功,是為有準備的人留的。你有了準備,别人才有可能用各種方式把你推到生命的高點上去。改革開放40餘年,讓很多人在這個大時代中成才了。我想憶秦娥也要感恩這個時代,讓一個山區的孩子最後獲得了成功。當然她的成功可以說受盡了艱辛、受盡了折磨,連她自己最後都不想再唱戲了,但是有那麼多觀衆需要她唱下去,所以她不斷背負着沉重的壓力,一直在朝山巅上攀登。

草地:《主角》之後,您又創作了長篇小說《喜劇》,講述一家父子三位喜劇演員的生命故事。為什麼轉向關注喜劇和喜劇演員?

陳彥:我認為《喜劇》呈現了這個時代亟待思考的一些問題:比如娛樂化的問題,追求幸福感的問題,追求快樂的問題。追求幸福與快樂是人的本質要求,但追求怎樣的幸福快樂就是時代精神要關注的問題。社會演進的總體面向是努力趨善,善是人類長河不舍晝夜的“萬水朝東”。而幸福與快樂必然要建立在向善的面向上。快樂與喜劇緊密相連,喜劇是快樂的集中表達方式。喜劇也是一個時代人的精神向度。如果快樂隻剩下刺激性的單向度,那麼喜劇就會出現偏差。

我覺得表演是一個“潮汐”關系,就像月球和地球,觀衆和演員都是巨大的引力場。演員通過表演把觀衆吸引過來,而觀衆通過掌聲、歡樂與悲痛反應,又會把演員的表演分寸吸引過去。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的各種病、各種美好,在劇場裡都能展示出來。

我是一個編劇,我常常喜歡坐在劇場最後一排,看舞台演出時演員的表演和觀衆的反應。一個敏感的人,能通過演出感覺到一個時代人的總體的精神質量。當觀衆拼命向你索要包袱、索要喜劇的時候,你努力去給,你怎麼表演,他怎麼給你掌聲。一旦到了他們不能忍受的娛樂極限,他們又會齊聲反過來說你低俗。具有判斷力、具有對喜劇本真的深刻認識能力的人,很可能會守住喜劇的底線,而《喜劇》中的兄弟二人之一就沒有守住,我寫了他墜毀的過程。在這本書中,我想做一些比較深入的思考,至于呈現得怎麼樣,還需要讀者來考量。

一定要認識到托舉成功者的磅礴力量

草地:從“西京三部曲”到“舞台三部曲”,您一直聚焦小人物的悲歡離合,關注小人物的命運。如何做到用“小人物”來見證“大時代”?

陳彥:可能與我的社會接觸面也有關系。在一個人尤其是一個作家的生命記憶中,少年時期的記憶可能特别重要。我很小的時候在大山裡跟着父母一塊生活,那個時候經見的是社會相對比較底層的人。來到城市後,我在文藝院團工作了20多年,單位大門口來來去去有大量的農民工。文藝團體中很多人也是從農村來的,我接觸的這些人比較多,當然就要思考這些人的生活。

我寫《遲開的玫瑰》時,講述了一個多子女家庭的故事。由于家庭出了問題,這個家中的大姐喬雪梅放棄了她人生最美好的年華,一直托舉着幾個弟妹,最後弟妹們都成了社會英才,而她卻一步步在“下沉”。我是在這種“下沉”與“上升”的劇烈“升降”中,思考這位大姐的生命價值與意義。

社會就像一座金字塔,站在頂尖的成功者畢竟是少數,而更多的人是塔身和基座,每個人的成功都是由多少塊磚鋪墊、多少個推力推上去的。我們的社會不能失掉對底層的、塔基的深刻認識,而隻認可塔尖上的光鮮與美好。成功者固然應該得到社會的尊敬,讓大家都努力去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但也一定要認識到托舉成功者的磅礴力量,他們的生命價值,同樣是非常重要的。我這幾年寫的很多作品,其實都在肯定這個價值。

如果這些東西倒塌了,整個社會也會轟然坍塌。最近熱播的電視劇《人世間》,我認為也在演繹這樣的故事。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14億多人中有多少人在為别人搭建舞台,讓别人去成功。如果看不到這種對成功者的巨大的推動力,不肯定他們的生存價值和勞動價值,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他的創作是有巨大缺憾的。

草地:近年來,如《裝台》《人世間》等嚴肅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劇,在青年群體中引起巨大的反響。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陳彥:我的小說《裝台》,包括《西京故事》,都被改編成影視劇,《主角》和《喜劇》也在改編。影視劇是在文學文本的基礎上,再朝前推進一步,是一個非常好的做法。這種改編讓更多人進入文學審美。我覺得《裝台》改得很好,盡管跟小說之間出現了不盡相同的解讀,畢竟電視劇是另一種創作樣式,他們有他們的創作與運行規律。《裝台》的電視劇比小說更加溫暖、更充滿市井煙火氣。

《裝台》編劇馬小勇、導演李少飛,還有張嘉益、闫妮等藝術家、包括台前幕後的演職人員,為這部小說走向更多受衆付出了巨大的創造性勞動和犧牲。我在追劇的時候說過,應該向他們緻敬。 (記者 劉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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