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創造和發展離不開物質社會的發展，而文明與生産力發展是曆史的兩條腿，隻有生産力這條腿往前邁進，才能帶動文明發展。鐵器的鍛造與運用是人類文明進入嶄新時代的一個轉折點，而日本文化的産生與發展正是由于進入了鐵器時代，從而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

日本開啟鐵器時代，離不開中國早期鐵器文化的傳播與日本國産鐵器的興起。所以小呆君就以這兩個角度來切入，來為大家分析一下日本鐵器時代是如何開啟的。

鐵器最初傳入日本列島，一般有兩條路線。

第一條是從中國出發，經過朝鮮半島到達日本九州北部的路線，這是中國早期鐵器傳入日本的主幹線。這條主幹線，又分為從遼東南下的路線和從山東半島出發經過黃海最後到達朝鮮半島的路線。

公元前八世紀的西周末期，随着鐵冶煉技術的提升，中國鐵器文化在中原興起，而大約500年後便傳播到了日本列島。東周戰國時期，伴随着燕昭王的擴張政策，燕國的鐵器也随之進入遼東。燕國的秦開将軍率領攻打東胡的軍隊一直遠征到朝鮮半島北部的清川江。從此以後，燕人衛滿就以平壤為中心，在朝鮮半島的西北部地區建立了衛氏朝鮮，燕國的鐵器文化也随之傳入朝鮮半島，其中一部分南下，越過朝鮮海峽進入日本九州地區。

日本繩紋末期老鐵壺

中國戰國時期至漢代的農工具大多是鑄造鐵器。而在日本古墓或者遺址出土的鐵器，很多都是鑄造鐵器，大多都是産自中國。比如熊本縣齋藤山遺址出土的夔部橫斷面呈梯形的鑄造鐵斧具有燕國鐵器的鑄造特征，福岡縣上原遺址出土的凹字形鋤是長江下遊地區楚國的主要農具，山口縣山神遺址出土的一字形鋤則是中原地區魏國的代表性農具。

凹字形鋤

當時的人們将破損的鐵器進行加工後改造成鐵鑿或者鐵鋤等器物，如福岡縣大闆井遺址出土的鐵鑿，佐賀縣中原遺址也發現有用镬這種大型鑄造農具的底部殘片改制而成的鑿形器，又比如島根縣西川津遺址出土的殘缺鐵器。我們可以充分推斷，在當時的日本國内，人們把來自中國的鐵器進行加工處理後再生産成熟鐵，并将其用到了特定的小型鍛造鐵器的生産上面。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因為中國鐵器文化的傳播，為日本帶來了成熟的鐵鍛造冶煉加工技術

鐵鑿

另外，有日本的考古學者在北海道钏路繩紋時代末期墓的随葬品中，發現了鐵制品出土。我們可以把這看作是中國鐵器經東西伯利亞南部的近海地區，再從庫頁島渡過鄂霍次克海傳入日本的第二條路線，可能也是黑龍江流域的鍛造鐵器文化的起源。

公元前108年，漢武帝滅掉衛氏朝鮮，設置樂浪郡，并在朝鮮半島北部地區設置玄冤、臨屯、真番三郡，一同納入漢王朝的郡縣制體系之下，漢代的鐵器文化由此直接傳入朝鮮半島。在中國用于削去木簡、竹簡上錯字的文具“鐵削”，傳入日本後被作為鐵制工具使用，還運用到了生産中。彌生中期前半的福岡縣吉浦遺址和上原遺址出土的鐵質品就是漢代時期的“鐵削”。而在彌生後期以後，出現了将身部加長後改制成兩手用的細身國産“拖”，也就是将“鐵削”改造而成的新産品。彌生中期後半以後，在九州，人們通過對中國的“鐵削”的刃部進行改良，制成了“九州拖”，成為細部加工的木工具的發展方向。在懶戶内，當時的人們把器身部斷面加工成長方形，将刃部制成大熨鬥狀的“懶戶内系拖”，這為日本後來建造大型建築中使用的平滑工具發展奠定了基礎。把中國制造的文具“削”改制成木工具，充分體現出日本古代人們優越的靈巧性與應用能力。

漢代鐵削

從彌生中期開始，以九州北部為中心的日本，農工具不是以輸入品而是以國産鐵器為主，開始向鐵器化方向發展。鑄造鐵斧再加工的工具雖然隻是少數，且由于闆狀鐵斧也容易制作，所以和袋狀鐵斧同時被生産，拖、鑿、鑒、刀子也出現了國産品。農具中，收獲用具最先進行鐵器化。在彌生中期，九州北部出現了模仿中國磨制石鐮的鐵鐮。通過将鐵闆的一邊或者兩側端翻卷的這種簡單的加工，生産出了獨具日本特色的鐵鋤、鍬、摘鐮等農具。作為鐵制摘穗工具，經過人們多次失敗，最終制成了石刀形鐵制摘穗具，取代了石刀。而形制比摘鐮更大的大型鐵鋤，大概是以中國所制造的凹字形、一字形農具為模型改造而成的具有日本風格的農具。

日本 摘鐮

漢代的鐵器文化以樂浪郡為中心，向朝鮮半島南部推進，經過朝鮮半島南部進入日本九州北部後迅速發展起來。佐賀縣吉野裡遺址出土有中國制造的的青銅素面環首鐵刀。不僅如此，在日本福岡縣東小田峰遺址挖掘中，出土了中國西漢中期出現的鐵鑷子，這是以漢代新的制鋼技術為基礎制作的新式工具。日本九州的統治者們已經能夠直接或間接地獲得這些樂浪郡的漢代物品。這也正是日本學習先進地區文化的體現，也是對漢王朝的政治機構、法律體系、經濟組織的文化沖擊的一種反作用。

特别是在日本過渡到農業社會後，其和相鄰勢力經常發生摩擦，而勢力間的戰争也不斷擴大到地域的紛争。為了保障自身勢力的生存，不能不對軍事組織和武器裝備進行擴張，而作為新型武器，最重要的是得到精銳的由鋼鐵鍛造的武器。然而，這些精銳的鋼鐵武器是漢王朝的武器生産管理機關“工官”所管理的，漢王朝還設置“馬弩關”嚴禁鋼鐵武器向國外輸出，所以當時的日本勢力不容易獲得。

青銅素面環首鐵刀

在公元前1世紀中後期，随着匈奴威脅的減弱，漢王朝對馬弩關的廢止為契機，日本對于鐵制武器的獲得成為了可能。而如今，在日本古墓出土的鐵制武器有：鐵劍13件、短劍95件、素面環首刀19件、鐵刀9件、素面環首小刀32件、鐵戈20件、鐵矛7件等。這些鐵制武器大部分是随葬品，而這些鐵質武器大多隻有首領階層才可以佩用。這是因為鐵制武器本身價格就比較昂貴，日本彌生時代的生産力和經濟發展并不具備用鐵制武器來大規模武裝軍隊的能力。彌生時代的日本軍隊并沒有1米長的鐵制武器，而大多以護身的短劍、小刀為主。當漢王朝軍隊的軍事裝備正從長劍向長刀進行交替之時，日本用低價購買中國漢朝軍隊革新裝備後廢棄的鐵劍，然後重新在刃部下端或莖部挖孔後，改制成具有日本風格的短劍。

日本短劍

東漢時期，日本九州的首領開始派遣使節越過樂浪郡到東漢首都洛陽朝貢。建武中元二年，樓奴國王遣使到東漢首都洛陽朝見漢光武帝。永初元年，樓國王師升遣使朝見漢安帝。日本與漢朝之間的聯系逐步緊密。而在東漢末期，遼東太守公孫度之子公孫康割樂浪郡南半部設置帶方郡，此後日本和漢朝的交往就是以此為窗口進行的。雖然漢朝控制鐵質武器的流向，但由于帶方郡的設置，這為日本購買淘汰低劣的鐵質武器提供了一個合法場所。在東漢末期政治上動蕩不安，由于國家控制的鐵制武器管理松弛，造成鐵制武器非法倒賣和向外部流失的情況，貿易商人通過樂浪郡和帶方郡與日本進行鐵質武器的倒賣，因此，九州北部的首領階層可以比較容易地得到鐵制武器。根據《後漢書·樓傳》的記載，對正處于“樓國大亂”下的日本來說，鐵質武器的需求應當是十分高的，而漢朝的鐵質武器則剛好滿足了日本的需求，漢代鐵器文化也在鐵質武器的輸入中傳播到日本。

海上貿易

進入彌生後期，鐵器化發展到了生産用具以外的各個方面。這時候，手镯的材料也相應發生了變化，由于貝的供給被斷絕，司祭者身上佩帶的南海産的貝镯變成了青銅制手镯，以九州為中心的地區，由于青銅鑄造技術的引進沒有進展，便以原來九州女性用的貝镯為模型改制成鐵制手镯，為了表現複雜的裝飾，有的做成螺旋狀。在九州，還出現了鐵制戒指和紡輪。

彌生後期，在九州北部和中、東部，農工具的鐵器化已經完成，但由于“樓國亂”，鐵器化向日本東部的傳播受到阻礙，造成了鐵器化的地域性。當卑彌呼被聯合王國共立擁戴為王結束了倭國大亂的局面之後，卑彌呼建立了統一的政權，打破了鐵器化的地域性，迎來了古墳時代。根據《魏志·倭人傳》的記載，在2到3世紀的倭國，确立了以女王-王-貴族-平民-奴隸這種等級關系，而以這種階級關系為背景，生産資料和财富能夠集中于統治階級手中，具備了能夠大量輸入大型武器的經濟能力，大大推進了日本與中國的外交與貿易往來。統一的政權将原本分散在各個勢力的鍛冶工人統一起來，進行大規模的鐵器生産。也正因為如此，統一大規模鐵器冶煉技術的發展，使得日本鐵器化的地域性被消除，從而推動了日本進入鐵器時代。

鐵冶煉

日本彌生時代的鐵器，是通過日本與中國中原地區進行交往獲得的。一方面，當時的日本将中國鐵器引進之後，積極緻力于生産力的發展，不斷提升日本國産鐵器技術。另一方面，當時的日本對所引進的鐵器并不是直接使用，而是通過自己的獨特改良後，作為全新用具來使用，這一點體現出日本民族善于吸取、創新與發揮的特性。正是因為這兩個方面，日本才能同時發展文化與生産力這兩條腿，最終開啟了鐵器時代。

參考書籍：《關于彌生時代的鑄鐵品》《彌生時代的鐵斧和鐵析》《彌生時代的施》《馬弩關和匈奴的鐵器文化》《漢書·昭帝紀》《東亞古代鐵文化起源與傳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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