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1982年至2009年，郭旃在中國國家文物局工作，經曆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産領域從初期發展至今的全過程。2005年至2014年，郭旃擔任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ICOMOS)副主席，曾參與《奈良真實性文件》《西安宣言》等文獻的研讨制定；現任中國文物學會世界遺産研究會主任委員。

珍貴的曆史照片 圖為侯仁之先生是中國世界遺産事業當之無愧的“第一人”。在他的推動下，侯仁之、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4位全國政協委員于1985年4月1日提交了“我國應盡早加入世界遺産公約”的提案。1985年11月22日，經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批準，中國成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締約國。

珍貴的曆史照片 圖為1985年12月，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一等秘書蔡錦濤(左)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姆博互換《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簽署文本。

中國第二次承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年度大會(即“第44屆世界遺産大會”)，吸引了幾乎所有國家的目光。

再次成為大會東道國和主席國時，中國作為世界遺産體系中的重要參與者，不僅體現在申報、保護了衆多的世界遺産，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融合、獨特的世界遺産價值認知。

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世界遺産專家郭旃。

世界遺産體系集聚人類社會發展智慧

記者：到202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将迎來誕生50周年。從這次大會上可以看出，各國也紛紛在回顧和認真思考這一時刻的意義。

郭旃：世界遺産事業已成為一項不分種族、信仰、地域和國度，為全人類共同關注和支持的事業。人們往往由此回溯至1972年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及其産生背景。兩次世界大戰帶給人類共同遺産的損害甚為劇烈；自然環境和氣候的變化也日趨明顯。保護人類共同遺産和環境的國際行動和國際機構紛紛出現。1950年，墨西哥代表團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創建一個國際遺産基金的建議，教科文組織也開始醞釀保護傑出文化史迹的公約；同時當時的“世界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聯盟”也參與策劃建立一個關于自然遺産的公約……這些都促使當時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勒内·馬厄建議将這些建議結合起來，最終形成了關聯文化和自然兩方面的《公約》。

記者：世界遺産體系曆經風霜，在當今風雲變幻的國際社會中為何仍有凝聚力和魅力？

郭旃：這基于它另一發展脈絡的有力支撐，即在各國、各地區、各個族群廣泛實踐和理念思辨基礎上形成的專業體系。其中，對世界遺産的認知标準和可持續保護與管理，成為支撐世界遺産體系不可或缺的專業依據。世界遺産運作中為此設立了專業咨詢機制。可以說，誰同時堅守了專業和政府間國際合作兩條基線，誰就在遺産領域真正站到了話語權的高位。

記者：專業性和合作性，可以稱作世界遺産的生命線？

郭旃：沒錯，這兩條基線交織在一起所展現出的可持續利用和傳承，是世界遺産事業的魅力所在和長盛不衰的源泉。盡管作為政府間國際合作的平台，各種利益訴求也時常沖擊着專業底線，但在人類可持續發展大業中，世界遺産體系仍可視為迄今最為成功的途徑之一。

尤為值得稱道的是，世界遺産還設定和實行了監測制度。這意味着世界遺産不僅是對曆史和現狀的評定，還是對未來的期許和承諾；不僅有榮譽和效益，還有責任和使命。

作為“後來者”中國的貢獻在哪裡？

記者：中國于1985年加入了《公約》。如何理解世界遺産與中國國情結合取得的成果？

郭旃：中國的世界遺産事業始于改革開放初期。世界遺産理念以及相關國際合作的規則、模式，為我們提供了基于國際視角的哲學思考和全新梳理；這與中國傳統的文物保護體系相結合，确實産生了促進和提升作用。比如文化遺産保護中對真實性、完整性和“最少幹預”原則的全新關注、強調；維修工作中對可識别、可逆等原則的遵循以及對文物環境的重視等。

雖然中國各遺産地面臨保護與發展相互協調的種種困難和壓力，但迄今沒有一處被列為“瀕危遺産”，更未出現面臨被除名的境地。中國确實交出了一份令人贊賞的成績單。

記者：在《公約》生效之初，不斷有國際人士呼籲：“如果沒有中國的簽署，就不是完整的，是不可思議的”。那在《公約》即将走過50年的曆程中，如何看待中國的位置和貢獻？

郭旃：正如國際社會所期待的那樣，中國的加入，也使得世界遺産寶庫得以豐富和完整。

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也體現在對待自然和曆史的态度上，這為世界提供了獨特的範式。諸多來自中國的自然遺産、文化遺産(含文化景觀)、文化和自然複合遺産豐富了世界遺産體系，中國傳統的古建築維修技藝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和廣泛推廣。

記者：在動态的、變化的世界遺産發展特點中，中國有沒有處在前沿的實踐和理論總結？

郭旃：在世界遺産的各個分支體系中，中國都有不俗的表現。比如在系列遺産領域，中國的系列遺産數量衆多，各具内涵與特色，保護成效顯著。2010年瑞士易廷根專題國際專家會議之後，“世界遺産公約實施操作指南”關于系列遺産的定義和規定發生了重大變化，由局限于相對單一的組合形式，演進為注重更大文化主題的表達，表述人類進化史的内在邏輯關聯和多樣表現形态。中國的“登封‘天地之中’曆史建築群”組合申報項目的創立和成功登錄《世界遺産名錄》過程，為這一演進提供了首個裡程碑式的範例。

“文化線路”是公認的對人類多元文明相互理解、尊重最具積極意義的見證和載體，其中的絲綢之路，更被譽為“無與倫比的存在”。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成功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率先實現了對這條偉大曆史線路的國際認證；其名稱的确定也體現出國際語境中絲綢之路關鍵的時空節點。

記者：這些實踐過程尤其是成功的結果，很明顯都提供了可信、可鑒的經驗。

郭旃：無論系列遺産還是文化線路，申報和确認的過程也都會涉及各國申報的統籌規劃。一般來說，系列或線路遺産組合中先期成熟的可以率先成為一個世界遺産單位，從而為後期潛在的集體申報提供先行的有力驗證和支撐。在這方面，中國的經驗豐富且全面。

世界遺産發展的本土化表達

記者：世界遺産為世人提供了信息：不同文明、文化是可以互通互鑒，攜手共榮的。各國也會從中發現自我，增強身份認知和自信，如何理解各國本土化的表達？

郭旃：在遺産理論和操作體系中，各國本土化的表達也必須被充分尊重和包容。在中國文化遺産—文物保護領域，看似和國際語境有諸多不同的本土行業表述，其實都有内含的共通之處。梁思成先生所倡導的“整舊如舊”、保護維修要“老當益壯”而非“返老還童”、不得已的增補措施要做到“有若無，實若虛，大智若愚”；遺産與周邊環境“紅花還要綠葉托”等，也都生動地對應着真實性、完整性、最少幹預、可識别、保護遺産還要保護相關背景環境等國際通用原則。從中我們可以體悟到中國文保先驅的心路曆程和發展軌迹。

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内，對遺産的認識和做法都是動态但又基于特征和規律的。“變化的世界遺産”或許更應該被認知為“發展的”或“演進的”。這需要知悉來路、前人和未來方向，堅守初心和目标，以此實現世界遺産永續利用的根本與長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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