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忙于撰寫《趙城金藏》紀錄片，可以說每天出入“大藏經”，耳聞目睹者悉如是。

有幾個知識點更新，也可以稱為自己的驚喜發現，第一是保存《趙城金藏》的這座廣勝寺，來頭很大，資曆很老。據碑碣志書載，始建于漢桓帝建和元年，即公元147年，也就比洛陽白馬寺略晚幾十年。

第二是發現了與白馬寺同期的臨汾海雲寺，始建于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即公元68年，堪與世稱“中國第二古寺”的五台山顯通寺（當時稱大孚靈鹫寺）并駕齊驅。

第三個更驚喜，發現更古老的襄汾縣普淨寺，這裡1983年發現殘碑一通，碑文載“立刹”于“後漢明帝永平七年”，也就是說，這座寺院要比白馬寺整整早四年！

原來在東漢時期，山西的寺院已經如此大面積鋪開！讓筆者有些錯愕的是，這與印象裡的美好傳說——“漢明感夢，白馬東來”有些出入。一直以來，認為白馬寺才是“祖庭”、“釋源”，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興建的第一座寺院。

孤證不立，是史學者需要保持的嚴謹，但是這裡呈現的遠非孤證，甚至可以說 “蓮花處處開”。于是筆者開始往佛教傳入中國的源頭上去探究，又發現了更新自己以往認知的史實，其實佛教在西漢末年就已經開始在中國落地生根。

那麼這些寺院的記載就不是空穴來風……

就在前兩天，偶然又聽朋友說，呂梁的文水縣也有漢代佛寺一座，也比白馬寺高壽，名曰：東岩寺，有碑一通，銘之鑿鑿，始建于永平十年，如此又飛來一證，而且離太原不遠。查了一下地圖，大約八九十公裡，于是索性關了電腦，約同道開車直驅文水，趕赴與一個漢代寺院跨越兩千年的約會。

導航不可盡信，誤人不淺。從文水高速口下來請教當地人路線，始知錯過。于是複上高速返回從開栅下，然後沿省道320一路北去，至野則河村轉省道219即到程家莊。

山裡大車多，320塵土飛揚，轉入219後，仿佛換了頻道，忽然甯靜下來。山勢高峻，森林茂密，溪流清婉，車内冷氣不需再開。搖下車窗，溫度宜人。未幾，一陣大雨飒然而至，仿佛張開一簾水幕把車和人整個都洗了，更覺空氣清爽。山間公路移步換景，目不暇接。

至東岩寺路牌，卻遇鐵門鐵鎖，輾轉請來守門人，始将車開至東岩之下。

雜草叢生，環顧茫然，北向有石徑蜿蜒而上，“深山藏古寺”，果然意境幽絕。中途有古樹仆地，綠苔蒼蒼，不忍踏之。徑側有小溪泠然，汩汩有聲，如絲竹環佩，又如耳畔私語，間有鳥鳴，清淨身，廣長舌，禅意都在無意間。

登數百級台階，至岩下一片開闊地，目測約有一千平米，除幾座被雜草包圍的石碑形影相吊，地面建築蕩然無存。

據明人記述，寺院原來規矩嚴整，入山門，有建庚樓，岩下有古佛樓三間，環列左右又有伽藍殿與土地祠，再下為禅堂數椽。佛樓之西，另有七佛殿，觀音殿及十王殿。遙想當年，定然是殿堂巍峨，蔚然大觀。既至清嘉慶年間，也還有大殿三楹，天王殿三楹，東西兩廊各三楹，鐘鼓二樓及山門皆齊整。但今日所見，牆壁斷殘、壁畫漫漶，撫之令人不勝唏噓。

成蛀壞空，循環往複。既為遺址，無非如此。

仰視危岩之下，明人所說石洞七間幸存，是為僧寮，或是關房。百年間僧人已杳然，卻有一株椿樹從石室窗中長出，生機盎然，仿佛思念生化為木，臨窗眺望舊人歸路，莫非隔世一段未了因緣？也是一道奇觀。沉吟片刻，留一首小詩為紀：

“白雲已喚僧人去，石洞亦非昨日春。

可歎椿樹年年綠，一如世上愚癡人。”

古岩之下陳列石碑均為清制，徘徊再三，始見西南深草之中另有一碑，近看果然是本次探訪的重點目标——明朝天順碑。

陽刻為《重修東岩禅寺碑記》，碑文尚清晰，可見重要内容：

“始自後漢永平十年建立，毀于唐會昌年，大中年重建，後宋初又複重修，以後日久年深，遂以兵燹【xiǎn】，廢盡無存。”

落款為明朝天順七年，即為1463年，距今已經556年，彼時著文何所憑據，今已無從查考。但時人既然勒石于此接受天地日月後人檢驗，定然信而有證，古之人不餘欺也。

想東漢時期此地已有梵呗聲聲，貝葉傳誦，後經幾番毀傷，幾番複起，不知何時東岩寺可重續香火，再聞暮鼓晨鐘？

西漢末年佛法初興，究竟誰才是中國第一寺？

在東岩寺的天順碑文中，提到“騰蘭一播之後，法化無所不周”，“騰蘭”指的是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位天竺高僧。“漢明感夢，白馬東來”的公案就和他們有關。

永平十年，漢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後派遣郎中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前往天竺尋訪佛法。蔡愔一行請回攝摩騰和竺法蘭，漢明帝欣喜非常，次年專門建立佛寺，命名“白馬寺”。

後來，攝摩騰與竺法蘭在這裡翻譯了《四十二章經》。據《洛陽伽藍記》卷四：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

個人認為，說白馬寺是“中國始寺”，應該也沒有錯。因為在此之前，佛法東漸，僧人們的修習場所并不叫寺院，而稱之為浮屠祠。

這種說法也有明确記載，《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中，明帝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漢明帝給他的異母兄弟楚王劉英寫了一道诏書，這道诏書成為後世研究中國佛教起源的最早官方資料：

“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

從這則诏書中可知，楚王劉英當為中國最早的佛教信徒之一。他營造浮屠祠，創建僧團，還組織伊蒲塞（優婆塞，指在家的男居士）、桑門（沙門，指出家的僧人）進行佛教活動。

學者們更進一步分析，诏書中既然能夠熟練運用“浮屠”、“伊蒲塞”“桑門”等佛教專門用語，沒有幾十年的熏陶是辦不到的。這至少說明，“西漢末年，佛教經中亞傳入中國内地”是可信的。

由此，一個重要時間節點——西漢哀帝時期的“伊存授經”被大家推為佛教傳入中國之肇始。據《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注引《魏略》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即公元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在帝都長安向中國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此事件又見于《世說新語》、《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等。

正是加上這公元前的兩年，到1998年，中國佛教協會、中國宗教學會舉行了“中國佛教兩千年紀念活動”。

順便解釋一下，《浮屠經》應該隻是一些佛教常識，是節選或者彙編，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完整印度佛典，但它也是我國現知的第一部漢譯佛經内容，早于《四十二章經》。

如此說來，“白馬馱經”可以看做是一個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佛教在中國民間有了廣泛基礎之後走進皇家。準确地說，白馬寺是中國的第一家皇家寺院。

筆者查看了一些資料，山西而外，陝西和河南均有寺院早于白馬寺的記載，都号稱為中國最早佛寺，而江蘇也認為阿育王寺可能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地”。

個人觀點，至少在東漢初期，寺院已經在中原地區星羅棋布，就像山西，像文水東岩寺這樣偏僻的地方都有法音宣流，各地也不應該再簡單地認為早于白馬寺就是中國第一寺院了。

那究竟誰是中國的第一間浮屠祠，尚需更多的紮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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