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文學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按一定的美學原則加以塑造的。這一點，人們對《史記》的認識是比較清楚的。其實，先秦的史傳文學作品也同樣按照一定的美學原則來塑造人物。這就是“善”與“惡”的審美标準。《春秋》、《左傳》、《國策》的著書目的都在于“懲惡勸善”。“寓褒貶，别善惡”，書美以彰善，記惡以懲戒，是貫穿這些著作的宗旨。綿延幾千年的以善為美的民族審美心理與審美觀念，與此有很密切的聯系。可以說，先秦史傳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以此标準對人物進行審美關照與判斷的。

善的衡量标準，就在于功業上的建樹，符合倫理道德規範以及合乎禮儀的言行與人格。在作者筆下，立功、立德、立言取得成就足以為後世法的人物，是善的化身，也是美的形象。如《左傳》、《國語》中所描寫的一大批“明君”“賢臣”形象。它的對立面，便是那些為後世戒懼的昏君暗主、亂臣賊子，以及倫理道德淪喪者。就以《左傳》來說，作者忠于“實錄”的原則，在塑造人物形象時雖也盡量地表現了人物性格的複雜性與豐富性。

《左傳》對于曆史人物的審美标準與勸懲目的是一緻的。作者甚至認為美與善的統一是必然的，脫離了倫理道德上的善和自然之美反将成為禍害。如書中對夏姬的評價就是一例。并由此斷定“夫有尤物，足以移人”，甚至荒謬地把三代之亡、申生之廢皆歸之于美色為害。可見脫離了善的本體，美不但不成其美，反而使人物成為一個惡的典型。這種将政治倫理道德及人格上的善等同于美的觀點，在先秦美學思想中頗有代表性，而且與懲惡勸善的原則一樣影響着後世的曆史著作。

兩漢的作品，我們可以《史記》為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裡曾概括地表明自己修史的目的，在于繼孔子而作《春秋》，要“明是非，定猶豫”，“采善貶惡”，“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以此來探究“天人之際”，“古今之變”，探索“成敗興壞之理”。所以懲惡揚善的目的是十分鮮明的。就勸善方面也就是歌頌方面說，司馬遷對曆史上的“明君”“賢臣”給予充分的肯定，“明君”如禹、湯、文、武等，賢臣如管仲、晏嬰、子産、孫叔敖、公儀休、石奢等。對晏子，司馬遷表示極大的崇敬之意，說“假令晏子而在，餘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像這樣被歌頌的還有漢代的張釋之、汲黯等人。同《左傳》一樣，司馬遷也熱情地歌頌了一批洋溢着愛國熱情的英雄人物，像田單、王蠋、田穰苴、屈原、蔺相如、李廣等，司馬遷懷着極大的敬意記載了這些愛國之士的事迹，肯定了他們的愛國行為。再一點，就是司馬遷還從實際的曆史功績上來肯定和歌頌了兩位失敗的英雄——項羽和陳涉。這兩位英雄在曆史上産生了巨大的作用，具有深遠的影響，在司馬遷筆下得到肯定和贊頌。

在懲惡方面也就是批判這一端，司馬遷的旗幟也是鮮明的。如對夏桀、殷纣王、周厲王、周幽王，司馬遷揭露了他們的淫侈暴虐；對統治階級内部争權奪利、互相傾軋争鬥的批判，如梁孝王、吳王濞、淮南王安、魏其武安侯等；對貪暴殘忍草菅人命的酷吏的揭露，都表現了司馬遷對這一類昏暗人物嫉惡如仇的态度。還有一批人物，司馬遷是既歌頌其雄才大略、功業蓋世的一面，對他們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

如對劉邦、呂後、漢景帝、漢武帝，揭露和微詞時見于字裡行間。所以在司馬遷筆下的人物群像裡，善與惡、光明與黑暗、偉大與渺小、磊落與委瑣、正直與卑劣是那樣鮮明地對立着。這種以善惡為标準的審美理想與審美判斷，對後代叙事作品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就是同為史傳文學作品，前後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如秦漢以後，《左傳》中人物故事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而作者對人物所作的審美評價，則成為準則。

如齊桓公、晉文公，是封建社會人們贊頌不絕的霸主形象。管仲、子産，蓋為人臣之極則。晉靈公、齊莊公、崔杼、費無極、夏姬等人，永遠也改變不了其昏君佞臣淫婦的形象而為人們所不齒。這種情況還一直影響到後代的小說的創作。就史傳文學内部來說也是如此。如《左傳》中的晏子形象，就是一個善的正面形象。到了《晏子春秋》，作者以《左傳》中的愛國憂民、節儉樸素性格為基調，以誇張虛構的手法，創造出一個人們所喜愛的、更為生動的審美形象來，其形象特征更符合倫理道德标準以及善良的政治行為與風俗習慣。

司馬遷寫《晏子傳》時，不但保持了《左傳》對晏子既定的審美評價，同時也認可了民間對晏子這一人物的虛構誇張的傳說故事，并采入傳中，如寫晏子禦之妻的一節，于史實未必有其實，但司馬遷即采入傳中。作者認同了對人物的審美判斷，由此來選擇事件，至于細節上的确實與否，已不是最重要的了。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奇”，指奇人奇事。在人物方面，即指不同于凡俗之人，超凡拔俗有特立獨行的人。

關于司馬遷的“愛奇”，論者甚衆。但是應該注意到，司馬遷“愛奇”的審美選擇，應來自戰國時代的文化思潮與《戰國策》的審美原則。李長之先生曾說：“至于司馬遷在所愛的才之中，最愛的是哪一種？一般地說，是聰明智慧，是才能，是不平庸，或不安于平庸，或意識到自己不平庸的。但就以李先生的标準去衡量，這樣的人物，首先是戰國時期的那一批縱橫捭阖的“高才秀士”們，他們同樣也是一批奇人。戰國時代是一個培養奇人的時代。戰國時代動蕩分裂，思想自由，為士人階層提供了一個大顯身手的大好時機與廣闊舞台，多少奇人在這曆史舞台上匆匆而過。

像蘇秦、張儀那樣的縱橫家，逞其私智，憑三寸不爛之舌而遊說諸侯，挂六國相印，豈不是奇人?再如顔斶，敢于打破君王的尊嚴，傲睨萬物，直呼“王前”，豈不是奇人？郭隗向燕昭王獻招賢納士之策，尚不足為奇，但竟然自薦說“王誠欲緻士，先從隗始”，伸手要官要爵，又豈不是奇人一個？

豫讓為刺趙襄子，竟至于“漆身為厲，滅須去眉”，又“吞炭為啞”，忍受巨大的肉體痛苦去實現自己既定的目标，也是個奇特之士。這類人物，都是憑着他們自己聰明智慧，憑着他們的才能，不安分于做一個平庸的士人，而以自身的人格力量，為王者師，為侯者謀，成為一代時尚人物。所以，《戰國策》記載了多少這個時代的奇人。就審美趨勢向來說，《戰國策》也是“好奇”。它的美學理想中的人物，也是這些“奇人”。司馬遷的文化心理接近于戰國士人。

漢初至武帝時期，有一個士文化複興的曆史氛圍，專制秦王朝的土崩瓦解，農民起義的興起，給剛剛消歇的士人階層提供了機會。在楚漢相争的舞台上，輔佐雙方的有一大部分就是士人，有不少還是起自民間的平民，除劉邦、項羽、蕭何、曹參、陳平、樊哙、韓信、夏侯嬰等外，還可以列出一大批名字。

漢家王朝建立之後，輔佐漢朝名臣将相中，也有不少起自士人階層。生活成長于漢初這樣一個時代，可以說，司馬遷的情感氣質最接近于戰國士人，是直接沐浴着戰國士人文化的流風餘韻成長起來的。這些人物，或富于抗暴精神、具有剛烈之氣；或社會地位低下，卻能砥砺名節而取得卓著功勳；或遭際坎坷、命運偃蹇卻忍辱負重、遏蹶奮鬥而終成功業。司馬遷對這些人物不僅是情有獨鐘，更重要的是表現了他對曆史人物的審美旨趣。對于這些人物，司馬遷寫來總是激情澎湃、筆墨酣暢、氣勢雄渾，讀者每讀這些人物傳記，不免感慨擊節，一唱三歎，蕩氣回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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