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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與骈文之别

生活 更新时间:2024-08-16 04:17:40

散文與骈文之别?【青年學者論壇】作者:莫尚葭(紹興文理學院越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散文與骈文之别?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散文與骈文之别(總集編纂與晚明骈文)1

散文與骈文之别

【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莫尚葭(紹興文理學院越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明代被視為骈文創作低谷期,然自晚明以來,四六總集的編纂卻達到高峰,以之為重要載體,明人構建了以“辨體”“尊體”“立體”為核心思想的骈文理論體系。晚明選家對當時骈文創作存在的弊病有較為清醒的認識,并且通過選編漢魏以來作品以樹立典範,推崇“雅道”以修正猥濫俳俗之弊,以及從選材、結構、辭藻、聲韻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的方式,從而為骈文确立體式規範并最終為明人的創作提供指導。

晚明選家認為,骈文的“立體”需以複古為基礎。萬曆以後産生了李天麟《詞緻錄》、陳翼飛《文俪》、王志堅《四六法海》等幾部以明前骈文為收錄對象的總集。顧起元在《文俪序》中對自漢及唐的骈文給予了高度評價,稱“其間高文典冊之雄,比事屬詞之巧,山毫海墨之奇,點翠裁紅之麗,驚豔絕采,瑰意瑰辭,靡不咀彼菁英,糅其雕蔚”,故是書仿《文選》體例,通過對唐代及以前各體骈文作品的梳理、輯錄,從而為當代骈文創作樹立典範。王志堅則認為,“文章趨尚,大抵時運使然,質文損益,自相乘除,非必後人之勝于前人也”(《四六法海凡例》),骈文之發展,自六代至于唐、宋,再至于有明,其間亦經曆了由盛轉衰的過程,“大抵四六與詩相似,唐以前作者韻動聲中,神流象外,自宋而後,必求議論之工,證據之确,所以去古漸遠,然矩矱森然,差可循習。至其末流,乃有诨語如優,俚語如市,媚語如倡,祝語如巫,或強用硬語,或多用助語,直用成語而不切,疊用冗語而不裁,四六至此,直是魔罥,所當亟為澄汰,不留一字者也”(《四六法海原序》)。基于此,《四六法海》所收錄的作品上自魏晉,下迄宋元,亦以複古為導向。

李天麟則在《詞緻錄序》中指出,文章之道應以達意為上,漢以前文章并不追求富麗,自漢以後,骈文興起,文辭以富麗為工,故其文亦靡;另一方面,骈文本身之發展對于文辭富麗的追求亦有所不同,“昔之富麗也,尚因本根而生枝葉,今之富麗也,遂狥枝葉而忘本根”,因此,其編纂《詞緻錄》一集,以“少存本根”,“複乎四六之舊”。此外,溫純《序》則對駱賓王、王勃、陸贽、盧汝弼、蘇轼、宋璟、晏殊等人的骈文評價甚高,主張骈文複古以學習唐宋為主,但他也指出,“善評文者惟貴神情,神情内會,而意興各有寄托,其體裁以時易之,要未可概其世代生平也”,文章的意興寄托,并不能準确概括作者之生平,故不能單純地以文論人,學習這些人的優秀作品,亦應當以學習其“神情”為主。

不過,部分選家也看到了骈文複古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四六燦花凡例》稱:“倣唐者多矜飾未圓,學宋者辄散緩弗饬。又有一種,跳于不唐不宋之外,間出無聊,雜于或唐或宋之間,祗寒暄而已,幾成嚼蠟,僅佝偻為恭,何用镂塵?”針對此問題,編者亦指出,在學習唐宋諸家的過程中,不能僅學其形,而應當學其“神彩陸離”、“情辭爽恺”,從而為骈文之複古指出了方向。

明代選家在批評當代骈文弊病時,不合于“雅道”往往成為他們抨擊的重點。因此,明編骈文總集亦以“力挽頹波,直追大雅”(蘇濬《詞緻錄序》)為重要的選文标準。

溫純《詞緻錄序》認為,要改變四六“點綴已甚,氣骨無存”之弊,需要做到“取材于經、葉律以雅”,而在創作當中,如果“存葩去實,語怪志诙,或涉說鈴,終成畫餅”,徒有言辭之美而無實質内涵,或存在言語戲谑、言辭瑣屑等情況,都将有傷于“雅道”,非文體之正,故這類文章亦被排除在該集選錄範圍之外。李國祥《古今四六濡削選章叙》繼承了《詞緻錄》的觀點并對其作了進一步的闡述:“骈俪稱靡者自靡耳,旨伐山六經、酌海諸史,經史書藻語也,何有秾郁豔冶,大為雅道傷乎?……不佞竊竊禀經酌雅,複有茲選,無亦昭體以期新而不亂,曉變以期奇而不渎,防文濫也。”該集以“禀經酌雅”為選文标準,選輯六朝、唐、宋以至于有明近兩千篇四六啟,使創作者在寫作四六啟的時候,“镕範嚴郛,各有司存”,嚴格遵守該文體的創作範式而不逾越,最終達到“昭體”、“曉變”的效果。

編纂于明清易代之際的《幾社壬申合稿》也有類似觀點。該集仿《文選》體例,詩文并收,并非純粹的四六總集,但因幾社諸子強調“委巷之言,君子所鄙,言文行遠,國家賴之”(張溥《幾社壬申合稿序》),認為文章需有文采才能廣泛傳播并流傳後世,對國家發揮作用,故其所收之文皆為骈體,總數達兩百餘篇。陳子龍在《凡例》中提出:“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為正。至于齊梁之贍篇,中晚之新構,偶有間出,無妨斐然。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吾知免夫”,對于晚宋及明代之文章,其分别以“庸沓”“俚穢”評價,認為不符合雅道,因此,他亦主張骈文創作當以兩漢之文為主要學習對象,間亦可學習齊梁、中晚唐之佳作,而不應學習晚宋以來至明代的骈文,以此通過“雅正”文風矯正當時的文風流弊。

明代骈文選家也從具體創作方面對骈文之“立體”提出了要求。

首先是情、辭、意境的交融。溫純《詞緻錄序》提出,骈文之作,要“境與興适,抽黃白而曲中其微;意與韻偕,切宮商而妙成其響”,既需要意境與作者情懷相符合,也要通過音韻的和諧來加以表達。方大鎮《四六類函序》指出:“四六之工,極才人之緻,抒達士之懷,情溢乎詞,詞鬯于交,離合非我,親澹在彼……蓋情文遞生者也。情不借辭,則苞僿而喻,辭不根情,則鞶帨粉黛,而弗克真”,認為情感是文辭的根本,文辭則是情感表達的媒介,情感飽滿、文辭暢達,方可謂骈文之工者。又《啟隽類函凡例》将選輯的作品分為三等,上者“辭雅情真,造語古樸”,次者“意達辭蓽”,下者則“可資急需”,可知該集編者亦認為優秀的骈文既需要典雅、古樸的文辭,也需要真切的情感,這樣的作品方可為後人法式,沾溉無窮。

其次是選材、結構、辭藻、聲韻等各方面的結合。餘大成《四六燦花序》指出:“夫啟者,源本詞命,尺牍之嚆矢也,雖載函托緒,寔謀野興。端然非庀材廣則不贍,非抽思眇則不精,非運軸超則不雅,非琢句整則不諧”,認為啟體之佳作需具備選材廣泛、情志幽眇、構思精巧、句法整嚴等要素。李景廉《四六全書序》亦指出:“夫敷袵論心,商攉前藻,工拙之數,有筆有學,要使莊以立體,婉以運裁,繡錯成章,欎纡馀韻,此筆之精也;欲乃選言絡驿,使事輻湊,類族辨物,博習通方,此學之績也。筆可效于規模,學固資乎谙練。苟學以輔筆,即質有其文,自以為功在修能,而體複美備矣”,認為四六之文當以莊嚴雅正為體,并且應該注重文章整體的構思剪裁、章節安排,表達郁纡之思,留下不盡韻緻,這是骈文寫作的基礎,除此之外,還需輔以連續的言辭、密集的典故,作者既要明辨各種事物,又需知識淵博且懂得變通,如此才能達到文、質結合,四六文體方可稱為美備。

“立體”思想是骈文理論的核心内容之一。晚明四六總集從樹立典範、推崇“雅道”,以及提供具體創作指導三個方面,诠釋了骈文應當怎樣作的問題,從而對明代骈文文風起到了糾偏導正的作用。清代以後,批評家對骈文的運意、用典、修辭、聲律等具體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細緻的探讨,但清代骈文理論中的複古思想與矯俳俗、崇淵雅的審美風尚則可在晚明四六總集中找到痕迹,因此,晚明四六總集也為清代骈文風格論、創作論的成熟奠定了基石。

《光明日報》( 2022年10月10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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