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墨子。大取》

墨子說，為了保存手腕而斷掉手指，是為了留取大的利益。所謂權衡利害，就是在利與害之間，區分誰大誰小？在面對“利”的時候，要取其中大的；在面對“害”的時候，要取其中小的。對自己有害的東西，取其小的，要認識到，這不是在取害，而是“取利”。

兩害相權取其輕，是極為著名的邏輯論斷，對現代經營決斷、行政決策産生深遠影響。

在人性上，也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嗎？或者說，财産之利害可以量化衡量，人命的價值可以衡量嗎？

比如舉世聞名的“電車難題”。

01.電車難題

英國哲學家菲利帕·福特于1967年提出一個問題：一輛有軌電車失去了控制，司機看見前方的軌道上有五個人。司機可以任憑電車繼續前行，這樣一來五個人必定都會被撞死，然而，司機也可以将電車轉向開到一條岔路上，但是這會撞死在岔路上的檢修工。問司機是否應該把電車開到人少的軌道上，撞死一個人而不是五個人呢？

這個題目一經刊登，成為了全世界津津樂道的話題，繼而衍生出不同的版本，比如：

版本一，如果你是一名醫生，醫院收治了6個病人，其中5個分别是腎髒受損、肺部受損、肝髒受損、眼部受損和心髒受損，不更換則會死去，第六個人則是輕傷骨折，如果醫生為了救前面5個人，而殺害第六個人，并将他的器官移植給其他人，那麼醫生有罪嗎？

版本二，還是失控的電車，正在撞向軌道上的五個人，如果你正站在天橋上，發現隻有投以重物才能刹住電車，而你身旁正好有個大胖子，你把他扔了下去，胖子死了，但是救了5個人，那麼你有罪嗎？

“電車難題”引發的讨論甚至成為了一門選修學科，盡管這個案例是虛構的，但是無疑它引發了人們關于人性，以及法律的價值的思考。

當中，佩德羅·歐肖納西主教的分析無疑最為深刻，他認為：為了達成善的目的，而同時造成惡的結果（注意，這裡用的是“造成惡的結果”，而不是“使用惡的手段”），是允許的。因為按照天主教會關于善的理解，包括四層意思：

第一，客觀要件，該行為本身，在道德上必須是善的，或至少是中性的。

第二，主觀要件，行為人主觀不希望惡果的發生。

第三，因果關系，善果必須是行為直接造成，而不是通過惡果間接造成，否則行為人就是以惡果為工具達成善果。

第四，法益程度。善果足以彌補惡果的罪惡。

用上述四個标準去衡量電車司機、醫院醫生、天橋行人的行為，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醫院醫生和天橋行人因為用惡的手段追求善的結果，惡的手段首先産生了一個小的惡果，再用惡果成就一個大善果，惡手段本身具有可責難性，所以公衆和法庭一緻認為醫生和天橋行人的行為是有罪的。

而電車司機，沒有選擇直接殺害一個人去挽救另外5個人，用現在的刑法觀點看，屬于緊急避險行為。

《刑法》第二十一條 緊急避險

“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産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緊急避險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第一款中關于避免本人危險的規定，不适用于職務上、業務上負有特定責任的人。”

實際上，案件引發的讨論比簡單引用法條深刻得多。比如人們會繼續追問，

第一、判斷緊急避險的“必要限度”标準是什麼？僅僅是人命的數量嗎？從人命的數量上看，按照兩害相權取其輕邏輯，似乎确實應該轉向。

第二、電車司機有什麼權利扮演上帝，去選擇取舍别人的生命？

如果他放任車輛沿着既定軌道行駛，這是他的職責也是電車的合法路線，撞死5個不應該在軌道上的路人毫無可指責之處，但是一旦司機選擇轉向進入岔道，就是故意殺害岔道上的檢修工，屬于故意犯罪。

第三、當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發生沖突時，應該保護誰？尤其是當公共财産利益和他人生命利益發生沖突時，應該保護誰？

在刑法框架下，法學家和公衆意見比較一緻，認為電車司機無罪；但是在民法框架下，緊急避險導緻的軌道檢修工的無辜死亡，司機和電車公司需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而在倫理學家看來，司機的選擇是糟糕的，會終生受到良心的責備。

02.越尊重個體，越得到整體

放假期間，再次重溫了《拯救大兵瑞恩》。

如果從價值角度衡量，一個母親四個兒子陣亡三個，僅剩一個在戰場下落不明，拯救母親的最後希望，和确保國家資源優先保障勝利相比，價值大小高下立判。但是美國人卻派出了8人拯救小隊深入敵後，拯救這個死活不明的瑞恩，唯一任務是把他從戰場上帶回來。

實際上，最後也用死去7個人的代價，換回了1個人的生命。在這個故事裡，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價值顯得蒼白無力。

同樣，“電車難題”來源于同樣的西方價值觀，之所以引發數十年人們的争論、思考，那就是始終有一種艱難的抉擇揮之不去：“兩害相權未必取其輕”，或者說眼前所見之利，未必是真的大利。

“電車難題”放在東方價值體系當中，不會讓人糾結，我們習慣了舍小利取大義，舍小家顧大家。這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時代，确實需要每個人勇于為國家獻身，實際上，大兵瑞恩也沒有辜負戰友們的犧牲，選擇和大家并肩戰鬥到最後一刻。

但在和平繁榮年代，國家應該回過頭，重視和反哺為之付出過的個體利益。與大河水漲小河滿的理論相比，現實中的每一條大江大河都源于涓涓細流，是小河滿了才有大河滿。

同樣道理，如果墨子的手指有感知，每個指頭都知道為了手腕，墨子會不惜犧牲它們，那麼刀來的時候，手指還會撲上去為手腕擋刀嗎？

無論你是行使職權的電車司機，還是手握變軌扳手的普通路人，其實都不應該因為集體的錯誤，損害無辜的他人。

因為人格面前，兩害相權取其輕是違反人性的判斷。

你越尊重個體，你越能得到“上下同欲者勝”的整體。

維新：“泓睿達”原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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