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漢書》記載：“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陽（今商丘睢陽區）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阏伯（商契）之墟也。”也就是說，周朝封微子啟（纣王兄長）于宋，原因在于宋地是商契之墟，将商朝遺民封在了祖地。既然宋地是商族祖地，那麼此地必然存在大量先商痕迹。

1988年，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張光直，與中國進行考古合作，共同發起“商丘計劃”，目的是在商丘探尋先商蹤迹，揭開先商的神秘面紗。

曆經十餘年的艱苦探尋（下圖），雖然聯合考古隊發現了西周宋城，取得了一些重大考古成果，但一直沒能發現成規模的先商遺迹，最終隻能抱憾而歸！

那麼，到底是聯合考古隊運氣不佳，沒能發現先商遺址，還是搞錯了商族起源，商丘根本不是“阏伯之墟”？2010年，河北石家莊發現的一座先商遺址，推翻了《漢書》記載，商族另有起源。

首先，甲骨文中的神秘宋國

周朝封微子啟于“宋”，那麼為何商朝遺民會被封在“宋”地，背後有沒有耐人尋味的考慮？其實是有的，周代宋國之所以叫“宋”，并非沒有緣由的。

先秦文獻中，“商”與“宋”通用，比如“商太宰見孔子”，肯定不是商朝太宰見孔子，而是宋國太宰見孔子。之所以如此，其中郭沫若等學者考證認為，“宋”中之“木”有“桑”音，而“桑”與“商”同音，因此古代“商”、“宋”互通。如果這樣，那麼周代宋國即為商國，更重要的是由此或可找到商族祖地。

在甲骨文上，有一個記載值得重視，即武丁封“子宋于宋”，武丁将親子“子宋”封在了宋地。如今考古發現，商代宋國位于河北石家莊趙縣的“宋子城遺址”。

既然商宋相通，那麼武丁封“子宋于宋”，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子宋于商”？而帝舜封商契在商地，商地是商族祖地，如此，是不是意味着商朝祖先之地是在石家莊一帶？

其次，石家莊發現先商遺址

1956年，在河北石家莊平山城西門外冶河東岸，考古發現一座橫跨仰韶至戰國的遺址，該遺址面積隻有2.2萬平方米，存在較厚的商文化層。

2010年，在河北石家莊鹿泉區北胡莊，考古發現鹿泉北胡莊先商遺址，距今4000到3600年，初步判定大約為15萬平方米，是石家莊面積最大、出土最多的先商遺址。

其中，該遺址距今4000年的時間判斷，也與曆史記載有一定吻合之處。根據史書記載，大禹治水距今4000年左右，當時商契輔佐大禹治水有功，後被帝舜封在商地。

石家莊文物局副局長張獻中介紹，先商、早商和晚商文化，在石家莊區域都有廣泛的分布，“從目前遺址分布地域看，都證明石家莊區域是湯商祖先的發祥地。（鹿泉北胡莊先商遺址）從實物角度印證了滹沱河流域石家莊區域是商祖先的發祥地。”

總之，從如今考古發現來看，在距今4000年時，商族出現于石家莊一帶，因此石家莊鹿泉北胡莊先商遺址必然是商族祖地之一。

第三，考古表明商族逐步南下

商朝起源于石家莊一帶，他們如何南下滅夏的呢？考古大緻揭示了這個過程。

2014年，在河北省邯鄲市薛莊附近，考古發現“邯鄲先商古墓群”，遺址墓群密度之高，出土文物數量及種類之多，在中國先商考古史實屬罕見。

本世紀初，在河南濮陽高城遺址，考古又取得一些新發現，即高城遺址橫跨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裡頭文化（先商時期）、殷墟時期、周朝、秦漢等時期，其中出土過一些先商文化風格的文物。

上個世紀，在邢台到安陽一帶，考古發現漳河型先商文化遺址，即“漳河型文化”。後來，在河南新鄉輝縣一帶，考古發現先商文化遺址，即“輝衛型文化”。其中，在河南輝縣孟莊一帶，考古發現工事較為完備的先商古城，高達12.5萬平方米，表明當時商族已是一支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極有可能與王亥有關。

從考古來看，商族逐步南下，即從石家莊——邢台——邯鄲——濮陽——新鄉輝縣，逐步逼近夏朝統治核心區，最終滅掉了夏朝，并先後建都于偃師商城、鄭州商城等，如此也就推翻了《漢書》關于商丘的記載。

綜上可見，商朝起源于河北一帶，大概天氣變冷，于是商族逐步南下，進而與夏朝逐鹿天下，所以在如今的河南商丘尋找先商蹤迹，注定難有成果。

正因如此，纣王之子武庚，商亡後周朝讓其建立邶國，但在周武王去世後叛亂，失敗之後逃亡河北老家，因為河北涞水出土的多件邶伯銅器即其證據。與此同時，周人将召公奭封于燕，在河北一帶建立燕國，最初所防備的可能也是商朝殘餘勢力。

最後，關于“阏伯之墟”，更多文獻指向的是河南濮陽，比如《水經注》記載“河水舊東決，迳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颛顼之墟。昔颛顼自窮桑徙此，号曰商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因此史書上的“商丘”不在如今的商丘，而可能在如今的濮陽。當然，按照商朝起源來說，“阏伯之墟”即便不在濮陽，大概也是在冀南豫北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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