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樊母侯太孺人七十九序

文/李濂（明代）

濂聞之，君子曰：孝也者，百行之權輿也。夫人之所當自盡也，或曰孟之筍也，王之鯉也。斯謂之孝矣乎？曰此以物事其親者也，孝矣，而非至也。或曰，萊子彩也，潘之輿也，斯謂之孝矣乎？曰此以形事其親者也，孝矣，非至也。

敢問至孝何如？曰：以物事親不離鼎俎，然則養口與養志者，孰賢？曰：養志哉！以形事親不逾溫凊，然則回馭奉檄者，孰賢？曰奉檄哉！曰：子知是則至孝之道，豈有餘蘊乎？是故，君子之事親也，不以物，不以形，悅其心弗違其志而已矣。

吾省觀察樊公，由名禦史遷汳臬，便道觐省，跪請于其母侯太孺人曰：兒少也孤，賴大人之訓以有今日。大人春秋高矣，兒願辭新命侍大人漆下終身焉。太孺人泫然泣曰：“汝知汝父蚤歲惓惓之所以望汝者乎？夫顯親而揚名，子之峻節也。急私而緩國，士之疵行也。汝出而宣力四方，吾食于家焉，樂也。苟釋官守而戀庭闱，雖調羹待膳于昕夕，吾弗樂也。汝亟行哉，汝勿複言矣！”

公拜泣就道，既抵汳，時馳使候起居，太夫人益康以健。茲可謂不以物，不以形，悅親之心而弗違其志者矣，豈非孝之至哉！

今年太孺人七十有九，孟秋日為始生之辰。公将以王事過郓城，屆期稱壽，臬之寮友為詩為歌贈之，屬嵩渚子為序。夫子貴則母悅，是故氣和而壽愈增；母健則子悅，是故宦情舒而績業日茂。夫績業日茂則位望日崇，位望日崇則慈訓益章，慈訓益章則孝思益闡。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樊觀察之謂也。

盧明注釋：

樊母：樊繼祖之母。樊繼祖，字孝甫，侍郎敬之曾孫也。登弘治辛未進士，初授臨穎縣知縣。有禦寇功，擢禦史巡荼馬，盡厘荼蓖夙蠹。奉命查莊田，摧抑權貴，有風力。擢河南副使。丁艱服阕，值大同兵叛，以薦起，升佥都禦史，往撫平之。召入，除兵部左侍郎。武宗南幸，受簡總督薊鎮，城鞏華。秩滿，升兵部尚書。辛醜西邊警聞，朝議推公往總制。以督戰奇功，被風論歸。未幾，起工部尚書，督木川廣九廟，工成。加太子少保，遂謝政。修其先侍郎之故草堂，日嘯詠其間，竟終身焉。嗚呼！功成身退，若功者非耶！著有《雙岩奏疏》、《十友傳》、《山海紀程》、《金丹集》行于世。

侯太孺人：即樊母侯氏。侯氏于正德十五年（庚辰，公元1520年）三月十五日，便依其子樊繼祖的山西道監察禦史，受封為太孺人（見敕文-盧注）。侯氏出身于官宦之家，是廣西布政司參議侯維的孫女。（侯維次子侯瑄與妻陳氏生樊繼祖之母侯炎海）。據郓城驸馬侯氏族譜記載：“東泉（樊繼祖之父-盧注）卒，才四十八歲，時太孺人多公一歲，哀毀以幾隕絕，後撫二孤（指樊繼祖、樊繼宗兄弟二人-盧注）卒成立，複延年三十有二，亦何憾哉！然且訓子耽綜典籍，未嘗聞押逸 ，可謂義方賢母矣乎……上逆所生為景泰庚午（即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盧注）七月初六日，以子岩公（樊繼祖号雙岩-盧注太子少保貴累封一品太夫人）。”此記載，與本文所記，完全相合，可互相驗證。

李濂：（1489—1566後）明河南祥符人，字川甫，一作川父，号嵩渚。正德九年進士。任沔陽知州、同知甯波府，升山西佥事。少負俊才，嘗馳馬夷門外，酾酒悲歌，慨然慕信陵君、侯生之為人。裡居四十餘年而卒。博學多聞，以古文名于時。曾作《理情賦》，李夢陽見而往訪。濂初甚得意，久之，乃知夢陽持論偏頗。有《祥符鄉賢傳》、《汴京遺迹志》、《醫史》、《觀政集》、《嵩渚集》等。

汳：古河名，又稱汴水，在中國今河南省。

臬：臬，古代主管一省司法的官員。明、清地提刑按察司也稱臬司，俗稱臬台。樊繼祖自嘉靖五年(丙戌，1526年)始，曾河南按察司副使。

蚤：通“早”。

寮友：同僚。

益章：更加彰顯。

盧明分析：

一、關于樊繼祖母親侯氏的年齡，侯氏族譜載明她生于景泰庚午（即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盧注）七月初六日。而蘇祐所撰樊繼祖墓志載，樊繼祖“庚寅轉藩政，十一月丁母憂”。庚寅指嘉靖九年（1530年），1530年減去1450年，等于活了80周歲，81虛歲。

二、關于本文撰寫的年份，樊繼祖墓志載：樊繼祖“丙戌升河南按察副使”“庚寅轉藩政，十一月丁母憂”。丙戌指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庚寅指嘉靖九年（1530年），據此推斷，本文稱樊繼祖臬台，那就是在1526年至1530年之間了。既然本文稱七十九歲生日，那麼依侯氏族譜所載生年1450年，加上79歲，便是1529年。考慮到古人一般按虛歲計，那麼，本文撰寫年份應是1528年，即嘉靖七年。

三、關于封侯氏為太孺人敕文指稱“遐齡已逾八旬”問題。敕文“有遐齡已逾八旬，爰錫寵褒用彰盛美”句，落款為正德十五年，即公元1520年（庚辰）。1520年減去侯氏族譜載明的出生年份1450，等于70歲，最多按虛歲71，這達不到敕文所說的“八旬”。這種誤差，大概是官方掌握的情況不準，要麼登記的底子有錯，要麼寫敕文的人計算錯了。侯氏家族記錯出生時間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他們細緻到出生月日，自家人記，哪會出十年的誤差呢！何況，本文專寫侯氏七十九歲，如果侯氏的出生比前述所說再早十年，那她的七十九歲就是在1518年，而那個時候，根本不在樊繼祖任河南按察副使的1526年至1530年之間，本文稱的“臬台”，也便對不上茬了。現在依據的敕文系樊氏族人手抄傳世，是不是有抄錯的可能性呢？不排除，但可能性不大。

說明：本内容取自李濂《蒿渚文集》，于心峰提供資料線索，盧明辨識錄入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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