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大山深處的世外桃源?新華社貴陽6月26日電 題：崖壁上綻放的缫絲花——記貴州鄉村教師楊紹書41年堅守見證苗寨變遷，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貴州大山深處的世外桃源?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貴州大山深處的世外桃源

新華社貴陽6月26日電 題：崖壁上綻放的缫絲花——記貴州鄉村教師楊紹書41年堅守見證苗寨變遷

新華社記者潘德鑫

清晨的哈沖，濃霧籠罩，崖壁上的小花迎着朝露競相開放，清新爛漫。當地人稱這花為缫絲花，其性耐幹旱、耐貧瘠，生命力極強。

崖壁之上，花木之間，隐約能見一條崎岖的“毛狗小道”，這是寨裡娃兒上學的必經之路。這條路，57歲的楊紹書已默默守護了幾十年。

有41年教齡的楊紹書和這缫絲花一樣，親曆了哈沖的貧困，又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山村教育的滄桑巨變……

崖壁堅守

第一次見到楊紹書是在4月底的一個清晨。已洗漱完畢的他，正坐在屋外的一片石磨上抽旱煙：個子不高、皮膚黝黑，身着黑色夾克、洗得發黃的白襯衣、黑色光面西褲，腳上是已磨損掉皮的黑皮鞋。

貴州省黔西縣金蘭鎮瓦房村哈沖組位于烏江上遊支流六沖河岸的一處崖壁上，從河面向上或從崖頂向下很難被一眼發現，除非偶爾升起的炊煙和石頭縫裡冒出的莊稼苗。寨子裡的老人說，祖輩為避戰，逃到了“挂在半空、面朝河谷”的哈沖。

老楊的家位于寨子的最高處，是上世紀70年代建的一棟平房，牆是泥巴壘的，發黑的茅草屋頂長了不少青苔。這，是他教師生涯開始的地方。

1977年，因為娃兒外出上學困難，在公社的支持下，寨子裡唯一上過初中、會說漢語的楊紹書在自家堂屋辦起了“識字班”。

當時年僅16歲的他，比班裡的大娃娃大不了幾歲，“工資”按一個壯勞力算，一天記12個工分。

老楊回憶，當時教室很簡陋：幾塊木闆拼接刷上墨汁就是黑闆，課桌是各家湊的長條闆凳，9個學生按年齡段分了3個年級，一個年級上課其他兩個年級隻能背對講台自習。

1981年，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推廣到金蘭鎮，老楊也轉為民辦代課教師，報酬從工分變成了工資。1987年，為方便村裡更多的娃兒上學，老楊的教學點搬到隔壁的瓦崗二組。1996年，教學點并到村裡的華山小學。

從哈沖組到瓦崗二組和華山小學，都必須翻過懸崖，荊棘密布，之間隻有一條狹窄、崎岖的“毛狗小道”。這條小道原本也是沒有的，是老楊帶着村民一刀一刀砍、一鎬一鎬鑿出來的。

從崖底出發到崖頂稍微寬敞的土路，直線距離不到500米，卻要爬近50分鐘。小道彎曲起伏，不僅要小心腳下随時可能松動滑落的石頭，還得提防偶爾出現的毒蛇、野蜂。

途中有處凸起的山包，人稱“船頭山”，刨出的小路幾乎與江面垂直，徒手攀爬極難，當地人用自制的“樹鈎”鈎住頭頂裸露的樹根或石頭縫才能往上爬。

每至此處，孩子們隻能靠老楊一個一個往上背，一個一個往下抱。多的時候有10多個孩子，一口氣抱下來，老楊經常累得氣喘籲籲。

為了确保安全，老楊會定期帶上鋤頭和鐮刀沿路除雜草、刨石梯、搭藤索。“秋季學期砍一次就可以，春季學期草木長得快，每隔一兩個月就要砍一次。”

“夏天溫度高，娃兒走到學校都累蔫兒了，雨水還多，有幾回小路直接被山洪沖得不見蹤影。”老楊說，“冬天也不好走，天亮得晚黑得早，來回都得打着電筒。”

“說不累是假的，習慣就好了，每學期開學的頭10天走得還是惱火，腿肚子又酸又痛，但走半個月就又适應了。”

年複一年，老楊就這樣“抱”大了一茬又一茬苗族娃兒，走過的崖壁求學路總裡程可繞地球一圈。

闖關出山

老楊是哈沖第一個邁進中學大門的，也曾是哈沖最有希望、最先走出山門的人，但為了更多的人能走出去，他選擇了留守。

隔山斷水，讓哈沖與世無争卻又世代窮困。雖然哈沖的黃姜和土豬在當地都是“搶手貨”，能賣錢，但“姜不敢種太多，豬也不敢養太肥”。因為姜多了沒勞力一趟一趟往集市上背，豬也會因太肥爬不上山路、出不了寨門。即便是到了集市，村民也往往因“不識漢字、不會漢話”無法和客商溝通。

對于哈沖，擺脫貧困隻有“出山”一條路且須闖過兩道關：陡峭崖壁、語言不通，而後者無疑更艱難。老楊的雙語啟蒙無疑給了哈沖人“出山”的底氣和勇氣。

41年裡，老楊教過的學生近400人，他最高興的是“寨子裡的适齡兒童沒有一個在小學階段失學辍學的，絕大多數娃兒都能上初中、都會說漢語”。

在教學點，老楊是“全職”，既教語文也教算術，既教漢語也教苗語。後來在華山小學，老楊也是學校唯一一個一邊用漢語講課、一邊用苗語翻譯的老師。

“讀書識字對這裡的娃娃太重要咯。”哈沖村民小組組長楊子貴慶幸自己兒子都是初中生文化，能因此在外謀份生計。“多虧了楊老師，娃兒們出去打工不再是‘瞎子’和‘啞巴’。”

“不是楊老師，我話都說不利索，根本出不去，出去了也不能安心在外打工。”今年28歲的趙江華和愛人常年在福建的一家食品廠打工，留守在家的兩個女兒平時上學、放學都由老楊接送照料，“這些本是我們當爹媽應該做的”。

在老楊的幫助下，越來越多的哈沖人闖出了山門，在外覓得了工作，回家起了新房。而這個曾經寨子裡“墨水最多”的人卻成了“最窮”的人：住的是寨子裡僅剩的茅草房，家裡除了一個簡易打米機和電磁爐，沒添其他像樣的電器。

老楊也動搖過，也出去過。上世紀90年代初，每月14元的工資根本供不起兩個兒子讀初中，老楊隻能利用暑期到廣西挖煤，“一個月淨掙240元，快頂上我兩年的工資了”。親朋好友勸他别回來了。

“但賬不應該這麼算，我一個人打工可以掙240元，但如果留下來教更多的娃兒讀書識字，他們就都有機會出去掙240元。”老楊說，“我住茅草屋，别人能起新房子，劃算！”

搬進縣城

今年5月起，哈沖組15戶村民陸續搬到了城關的“錦繡花都”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6名适齡兒童也将在下學期就近入讀黔西縣第十小學，老楊被特聘為該校的苗漢雙語輔導員。

外出打工是楊紹書的兒女輩“出山”的特有方式，在當時也算得上是最理想的出路。但老楊認為，他們并沒有真正走出山門。

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出去打工——掙錢攢錢——回家蓋房娶媳婦”，最後又都回到了山裡，又種起了玉米養起了牛，唯一的改變是房子從崖底河谷搬到了崖頂的公路邊。

“這回搬到城裡，是真的走出來了，娃兒們可以往大學想了。”楊紹書認為，這一輪的易地扶貧搬遷是哈沖人出山“千載難逢的機遇”，而受益最大的是孫子輩，“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機會考更好的學校”。

老楊說，從教40多年，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教出一個大學生，最後能上高中的也是寥寥無幾。這些年村裡教學的條件改善了不少，義務教育階段基本上不用花錢，小學每天還有營養餐，但“教學水平還是跟不上，大多數人家的經濟條件也都無力供娃兒上高中”。

“在哈沖，娃兒來回上學要花近4個小時，放學回家還要放牛、割豬草，搬過來之後，走路上學最多半小時，回家就可以做作業，算下來每天可以多出至少3個小時的學習時間。”

“老楊是我們的榜樣，也是學校的寶貝。”黔西縣第十小學校長趙彤告訴記者，該校今年預計将接收近千名搬遷過來的學生，其中有不少是苗族孩子，但現在學校40多名老師無一人會講苗語，“跟學生和家長的溝通可能會出現問題”。

進了城，再送一程。老楊很看重雙語輔導員這個崗位，他希望能夠在自己職業生涯的最後幾年，為更多從大山裡搬出來的苗族娃娃盡快融入新環境、适應新生活貢獻一份力。

堅守41年，很多人不理解：“當了幾十年老師，新房子都建不起，到底圖個啥？”

“我就喜歡别人叫一聲‘楊老師’。”老楊常說自己是個“幸運兒”——初中沒畢業能當老師到現在、能帶這麼多學生。

“當初能當老師辦‘識字班’是沾了‘會說漢話’的光，現在能進城當老師是沾了‘會說苗語’的光。”老楊半開玩笑地說，“說到底是沾了黨和政府的光，沒有國家對山區教育的重視和扶持，哈沖不會有現在，也不會有未來。”

老楊是個典型的苗族漢子，憨厚老實，沒有多少豪言壯語，但“嫩竹高過母”是他經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他希望哈沖的後生一代比一代強，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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