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發掘傳承潮州傳統優秀文化精神，延續城市曆史文脈，圍繞打造典雅美麗的“山水宋城”目标，探尋宋代潮州曆史風貌，日前，由市委宣傳部主辦、潮州日報社承辦的“潮智彙”潮州文化沙龍第30期《宋代的潮州》在海陽縣儒學宮開講。專家學者多維度聚焦千年古城，從經濟、文化、教育、建築等多角度暢談宋代潮州曆史。

第三十“潮智彙”潮州文化沙龍現場

　　吳榕青（韓山師範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潮州市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發達的宋代潮州鹽業和教育

吳榕青

　　潮州鹽業生産曆史悠久，至唐代，已成為全國知名的鹽産地之一。到了宋代，潮州屬下的海陽縣、潮陽縣及揭陽縣皆瀕大海，設有小江、招收、隆井三大鹽場，為廣南東路主要産鹽州之一。

　　在國家的專賣制度下，潮鹽除供給本地及梅、循二州外，一度銷及福建路的汀州，又有私販把潮鹽運到閩粵贛邊。潮鹽無論是在廣南東路的鹽政中，還是在潮州的經濟結構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北宋陳堯佐在《送潮陽李牧主簿》提到：“潮陽山水東南奇，魚鹽城郭民熙熙。”南宋王安中的《潮陽道中》詩雲：“萬竈晨煙熬白雪”，描繪了宋代潮州鹽産的規模和盛況。這應與當時潮鹽實行鹽鈔制度、鹽貨的暢通與銷售區域的擴大有關。

　　宋代潮州的鹽業，為閩粵贛邊提供了大量的鹽食，為沿海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就業機會,還為中央及地方提供相當大的财政收入。而潮鹽在運銷過程中，除了為閩粵贛邊開拓了交通路線，還有以下三方面意義：一是帶動了産鹽地與非産鹽地的物資交流，促進了閩粵贛邊經濟區域的形成；二是刺激、推動運銷區域内的移民活動，三是促進運銷區域内文化信仰的流播。

　　宋代潮州的教育同樣蓬勃發展。書院發端于唐而勃興于宋。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的教育機構，書院的性質、功能及内涵在不同時期有所差别，不同類型的書院各有特色。以宋代而言，書院有官辦的，也有私立的；書院與州縣學既互為消長，又相互補充。

　　在南宋以前，潮州尚未見有書院的記載。程朱理學在理宗朝獲得合法地位且成為國家的正統思想後，由于朝廷的提倡，地方遍設書院，一時蔚為風氣。1243年，潮州第一所官辦書院——韓山書院應運而生。1249年，元公書院接踵興起，元公書院是潮知州周梅叟為紀念其先祖——理學創始人周敦頤而創建的官辦書院。

　　南宋末年，潮州除了韓山、元公二所官辦書院外，還有由地方士子創辦于1268年的京山書舍。到了元代，韓山、元公這兩所官辦書院被繼承下來并得到發展，1342年，再添置一所官辦的得全書院。

　　科舉方面，潮州下面的三個屬縣都在宋代時期建立儒學，海陽縣儒學在宋代早期就建立起來了，最後遷徙在州治西面；揭陽縣儒學始建于南宋紹興十年（1140年）；潮陽縣儒學始建于南宋紹定間（1228-1233年）。

　　宋代潮州人好讀書的風氣與科名的昌盛，遠遠超過廣東的其他州府。蘇轼《韓文公廟碑》記載：“潮之人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今号稱易治。”另外，根據賈志揚《宋代科舉》的統計數據，當時廣東潮州進士人數88名，福建汀州80名。而實際上潮州有遺漏，我統計潮州進士人數（不含特奏名）應有100名以上。在考取進士人數上，屬于廣東潮州比屬于福建汀州獲得的人數還多。此外，宋代潮州應舉人數的巨大與進士人數突出，潮州應舉的人數從南宋紹興二十年（即1150年）不到兩千人，至南宋後期已超過萬人。在參加科舉考試（州解試）人數超萬人時，潮州其時在籍人口為10餘萬戶，估測平均每10戶就有1人博取進士功名，可見宋代潮州讀書風氣之盛。

　　李炳炎（潮州市工藝美術協會會長、潮州市頤陶軒潮州窯博物館館長）：

　　宋代筆架山潮州窯是 中國古陶瓷研究的重要部分

李炳炎

　　北宋初中期，由于北方遼、金的入侵和騷擾，北方的主要窯口生産處于低谷。北宋對外以經濟利益換取政治軍事的和平；對内則通過發展農業和鼓勵商業，更鼓勵局勢相對穩定的南方進行航海貿易。在沿海市場需求的刺激下，北方的大量窯工南移，把陶瓷技藝帶至南方沿海地區。

　　有關宋代筆架山潮州窯的研究，是因有落款年份佛像的發現而引起廣泛的關注。1922年10月，在潮州城西羊皮岡軍隊挖掘戰壕時，距離地表約一米處，挖到一個小石室，室内藏着四尊青白釉佛像及一個蓮花瓣爐，每尊佛像的底座都刻有銘文，分别寫明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至熙甯二年（1069年）所制，佛像的發現随即引起有關學者的關注。1953—1954年，伴随着筆架山中段校舍的興建，陸續發現了四座龍窯，經廣東省文管會勘查後，于1954年在《文物參考資料》刊文報道了窯址的規模，宋代筆架山潮州窯的研究随即走進學術視野。1958—1986年，廣東省博物館的考古專家先後對窯址進行多次考古發掘，共清理出十一座龍窯，分别編号為1—11号窯；1982年，饒宗頤先生在《潮瓷說略》的基礎上又作《潮州宋瓷小記》，從人文角度對該窯進行深入研究；2004年筆者編著《宋代筆架山潮州窯》，著名潮學專家黃挺教授在序言中對筆架山宋窯研究作了較為全面的學術回顧；2012年首屆潮州窯學術研讨會在潮州舉行，出版《南國瓷珍——潮州窯學術研讨會論文集》，裡面收錄多名國内知名文博專家對筆架山宋窯的研究。宋代筆架山潮州窯的研究已成為中國古陶瓷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受到國内外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

　　宋代筆架山窯坐落于現潮州筆架山西麓，因窯位于韓水之東而得名水東窯，也稱筆架山窯。筆架山東麓南側的水缸山蘊含着豐富的瓷土資源，山林茂密，豐富的瓷土及燃料資源、便利的水運為筆架山窯的生産提供優越條件。宋代筆架山潮州窯以生産白瓷、青白瓷、醬釉瓷為主。筆架山窯産品在造型、胎釉、紋飾、款式等方面都具有獨特的地方特色和明顯的時代特征。

　　從目前在海外的考古發現看，宋代筆架山潮州窯産品主要集中在東亞、東南亞和西亞。其中日本博多古港和朝鮮開城的發現，學者們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整理和研究。

　　日本九州地區福岡市的博多，自古為貿易港口。自1984年至2010年對博多遺址群共進行幾十次考古調查，福岡市教育委員會發表了《福岡市埋藏文化财調查報告書》，報告中對出土器物已确認為宋代潮州窯的器物共41件。

　　1908～1912年間，朝鮮“李王家博物館”購入大量的開城等地古墳中被盜掘并在市場上流通的中國瓷器。随着宋代筆架山潮州窯考古發掘成果的披露，日本、韓國等文博專家相繼發現韓國開城墓葬出土的大量中國瓷器，有不少是宋代筆架山窯的産品。

　　宋代筆架山窯産品無論在工藝、題材還是在外銷，在曆史、科學及藝術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同時從海外的考古發現可以證明筆架山潮州窯是中國東南沿海重要的外銷瓷窯之一，其産出瓷器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貿易産品。

　　吳凡舸（潮州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潮州市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

　　潮州古城裡的宋代建築遺存

吳凡舸

　　宋代建築繼承唐代的傳統，但一改唐代雄健有力、平整開朗的建築風格，顯現出醇和秀麗、柔美典雅的一面。建築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建築的靈魂，這些變化跟它所處的文化土壤有關。

　　說起潮州的宋代建築遺存，可能我們第一時間會想到許驸馬府，許驸馬府被譽為“國内罕見的府第建築”。它始建于宋英宗治平年間，面寬42米、進深47米，主體建築為三進五開間。雖然上世紀80年代建築局部木構件取樣作了碳14測定為明代建築，但許驸馬府至今仍保留了始建年代的平面布局及大量宋代民居的建築特點。比如，我們所說的許驸馬府“三件寶”，是指三種施工工藝及建築遺存。其中，S形排水系統采用“一不穿房，二不穿廊，過廳走曲屈龍形”的走向，迂回曲折，寓意“旺人财、發官貴、福澤長”等；石地栿，與連續地梁一樣，調節上部荷重，在營造中起到抄平的作用，使地基受力均勻，發生地震時又有互相牽拉的作用，可防潮、抗震和保護木柱；竹編灰壁也極有可能是宋代留下來的工藝做法。

　　其實，更能體現宋代建築特點的是：主體三進建築與插山廳所形成的“工字”格局，也就是潮州人所說的“厝局”，這是宋代流行的建築形式；全座三進屋面舉折平緩，出檐深遠，具有唐宋時代舉折特點；滴水瓦保留着大量宋代“重唇瓪瓦”；屋架大彎、二彎構件形态也與宋代《營造法式》所繪的“月梁”相近。

　　在潮州，開元寺天王殿至今保留着宋代的木構建築遺存。天王殿有這樣的特點：一是面闊十一間，進深四間，三川脊，單檐歇山頂，是全國同類殿宇中最大的天王殿；二是木石相銜的内金柱，柱礎為石覆盆，柱下端為八瓣圓肚型石柱，上端為十二個八瓣疊鬥，疊鬥擡梁承檩。這種疊鬥形柱在宋代《營造法式》有過記載，是柱子向上接高的一種方法，用小材構成大構架，全殿木構架幾乎無任何雕飾，這也是早期古建築的特征。還有海陽縣儒學宮，始建于宋紹興年間，主體建築大成殿是重檐歇山頂，面闊五間、進深四間，金箱鬥底槽柱網布置，兩側副階周匝，南槽連同副階一起辟為寬闊的前廊，這在現存同類建築中極為罕見，頗有宋代殿堂建築的特點。

　　韓文公祠，南宋淳熙十六年，知軍州事丁允元将韓祠遷于今址，是中國現存最早紀念唐代文學家韓愈的祠廟。

　　宋代遺存的石結構建築可能是太平橋。太平橋始建于北宋至和元年之前，《三陽志》記載：“自太平橋直抵三陽門，橋之四維，舊有四塔，外疏兩渠，中為官街。”另外，廣濟橋始建于南宋乾道七年，被譽為“世界上最早的啟閉式橋梁”。

　　筆架山潮州窯遺址位于筆架山西麓，窯場始創于唐，極盛于宋。筆架山潮州窯反映出北宋時期潮州的制瓷産業已經有了系統布局，對陶瓷窯址的選址及布局思想和建造技術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我們可以看到，潮州古城保存着明清時期的城市格局和街巷肌理，也有一些宋代的遺存。古建築是祖先為我們留下的文化瑰寶，是一座城市的記憶，是曆史發展的見證者，載着這座城市千年的文化積澱。我們要守護好它，更好地傳承給我們的子孫後代。

　　陳賢武（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會員、潮州文史學者）：

　　潮州的宋代烙印

陳賢武

　　進入兩宋時期，中國經濟文化重心逐漸南移，尤其是南宋遷都臨安，使中國的政治中心于此後百餘年間也滞留南方，這無疑又加強和穩固了已成的格局。潮州抓住這個機遇，得到快速發展的機遇，逐漸成為“嶺南名郡”。移民規模不斷擴大，拉動了地方經濟的增長，借助着學校教育和科舉，士大夫文化漸成潮州社會文化主流。在官員、士紳和普通百姓共同的努力下，潮州成為一座頗有規模的美麗的城市，被譽為“海濱鄒魯”。南宋大詩人楊萬裡遊覽潮州後，在《揭陽道中》寫道：“地平如掌樹成行，野有郵亭浦有梁。舊日潮州底處去，如今風物冠南方。”

　　潮州自唐代已有官設鹽場，至清初，潮鹽須供粵、閩、贛三省三府二州二十九埠之所需。潮汕地區瓷器生産始于唐而盛于宋。宋代潮州瓷器生産，也在本地經濟發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與潮州城東隔江相望的筆架山麓，窯場密集，有“百窯村”之稱。

　　以鹽業、陶瓷業為主的龍頭經濟，帶動内外循環經濟運作良好，潮州才能騰出手來搞好文化、教育、城市規劃等的發展。宋代潮州官員普遍重視文化教育，尊崇韓愈，大力推行儒家文化。曆任郡守長吏均積極籌措經費，傾力舉辦州學、縣學和書院，使之成為儒學教育的主要陣地。《永樂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風俗形勝》記載，（宋）孝宗嘗問（王）大寶：“潮風俗如何？”大寶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潮州社會崇文重教的風氣在宋代得到空前的提高，文化教育事業有很大的發展，其發展水平不亞于中原發達地區。

　　據《三陽志》所載，宋紹定戊子科（1228）潮州參加考試士子已增至6000人，淳祐庚戌科（1250）竟超過1萬人。這一記載不一定準确，但潮州一地儒學教育，至南宋确已發展到高峰。其普及面之廣，是廣東其他各州郡難以比拟的。潮州人才輩出，潮州八賢指唐代的趙德，宋代的林巽、許申、盧侗、劉允、吳複古、張夔、王大寶。

　　潮州古城到宋代就基本定型了，後代是在這個基礎上不斷擴充或修整而已。彌足珍貴的是，曆經千年滄桑，潮州古城核心區至今仍保存完好，保留着宋代街區格局。

　　潮州不愧是一座山水宋城，深深印着宋代烙印。古城既是曆史文化的載體，又是社會經濟的文化景觀，其曆史建築的地方特色、街巷的空間記憶和傳統風貌更是一筆寶貴的建築遺産。每個古城的形成和發展都是由特定的曆史所賦予的，它記錄着曆史演變的軌迹，展示着那個時期的典型風貌和特色。相信随着我市文物保護和古城開發力度的不斷加大，潮州古城的印迹和韻味将會更加濃重，守正創新，推動“山水宋城”之美與時代精神相激蕩，促進文化與經濟相融合，讓潮州文化煥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文字整理：潮州日報記者 詹妙蓉 李歡歡 攝影：潮州日報記者 莊園）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