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戰國時期一個小國─衛國國君的庶出之子，姓公孫氏，名鞅，他的祖先本來也是姬姓的後裔。秦孝公二十二年的時候，為了表彰他主持變法大計，對秦國頓臻富強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封其為列侯，号為商君。所以他又稱為商鞅或是衛鞅。

商鞅年輕的時候，就精研刑名法術之學，亟思為世所用。他的仕途從魏國展開，最初是屈身于魏國丞相公叔痤的府中擔任中庶子〈卿大夫家的執事人員，地位在舍人之上。〉的官職。

商鞅畫像

公叔痤深知其才能超越群倫，但是還來不及重用商鞅，就遇到自己身染重症，命在旦夕，當時的國君魏惠王親往探望他，并且征詢丞相後續的因應之道。

公叔痤臨死之前仍然善盡為人臣子的職分，他建議惠王将國政完全囑托給其中庶子公孫鞅來主持。如果不然，就要立刻殺掉他，絕對不能讓他離開魏國，以免縱虎歸山，釀成日後魏國的大患！

可惜魏惠王徒有進取之心，卻無識人之明與進取之才！俗話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何況是一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賢臣良相呢？

魏惠王

惠王不能聽老臣最後的忠言，甚至認為公叔痤已經病入膏肓了，所以才會胡言亂語。魏王的平庸愚昧竟然一至于斯，難怪其日後會有痛悔之言！且遭緻徙都避難的難堪。一切的榮辱、禍福，可以說都是其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反觀商鞅卻能臨危不亂，在接到公叔痤的警示之後，馬上能夠處變不驚地說出："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信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

公叔痤

初試啼聲就是不同凡響，也顯出其膽識與洞燭機先的非凡能力，還在公叔痤之上。其日後能在秦國掀起一波波驚天動地的改革浪潮，進而在中國政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對後世的影響力，絕不是與其同時期的那些僅憑矯舌詭辯，就能四處奔走遊說各地諸侯的權謀之徒所能比拟。

再者，商鞅之熟習刑名法術之學，恐與其年輕時處身之大環境脫離不了關系？

從其年輕時，就在魏相公叔痤府中任職一事，即可推知其活動範圍大概不出三晉舊地，尤其是魏國境内。而魏國正是戰國前期，法家思想萌芽與法家人物活躍的最主要場所。

商鞅雕像

我們知道，在戰國七雄當中，除了燕國之外，其他六國都是源自于春秋五霸之舊國，隻不過晉國是被韓、趙、魏三卿所分；而太公望傳下的齊國，是被大夫田氏所篡罷了。

因此當舊有的宗法制度被徹底破壞之後，新興的強權國家當道，周天子的地位更加不堪，成了聊備一格的虛位君主。

在這種世衰道微的混亂世代下，不管是新篡或是舊襲的各大國國君，莫不以變法自強為務。在此情形之下，講究功利與實效的法家思想，就成為當時國君的最佳選擇。

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

所以，我們在研究商鞅變法的内容與影響之前，應該先論述當時之時代背景與各國變法自強的情形，以下依照各國變法的時間先後，論述如次：

當魏文侯時（公元前424年至前387年），他曾随孔子的學生子夏，學習孔門經典及六藝；又禮遇守道不肯出仕的賢者段幹木等人，四方賢士多願歸附之。在政治上，他任用李悝為相，吳起為将，進行各項政治的改革，魏國因此一度稱強于中原，飲譽于諸侯之間。

李悝

可惜這種首開風氣之先的變法運動，随着吳起的受讒離開魏國，和老成的逐漸凋零，至武侯之世的末年即無法再持續下去。

等到魏惠王在位時，國勢日漸衰落，他雖然汲汲于尋求強國之方法，卻與真正的強國之才失之交臂，終至将其父祖二代，好不容易建立的基業拱手讓人，也讓魏國的改革大業，如昙花一現般地嘎然而止。不過，魏文侯所播下的變法種籽，已遍灑在各國的土地上了。

魏國地圖

與魏、韓同為晉所分出之諸侯，号曰"三晉"。韓、趙、魏被立為正式諸侯，是在趙烈侯六年的時候。烈侯身為開國之君，與魏文侯一樣，在他當政的時候（公元前408年至400年），也做過一些政治上的改革工作，《史記》說他"選練舉賢，任官使能"，又說他"節财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

趙烈侯想必是一位有為有守的明君。可惜他的改革，并未能在趙國蔚為風氣。

一直到趙武靈王在位時（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感歎：趙外有強敵環伺，内複有心腹之患，而趙國卻沒有強大的兵力自立自救，如果自己再戀棧世俗的聲名和拘泥于世俗之成見，不作大刀闊斧的改革，那麼趙國社稷将危如累卵！因此他不顧守舊派大臣的反對，毅然決然地變服騎射，發展騎兵部隊，一時之間，軍威大盛！

趙武靈王

在戰國後期，趙國足以和秦國互相抗衡。而其諸多變古異俗的言論，所謂"随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

我們将這些言論和當年商鞅在秦孝公面前，痛斥甘龍、杜摯等守舊大臣的話互相印證，發現他們的說法幾乎是如出一轍的，殊堪玩味再三！

影視劇中甘龍形象

楚本春秋舊國，楚莊王（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時，國勢一度極盛，為春秋五霸之一。楚為春秋時極少數僭号稱王，又不受周天子節制的國家，莊王時，甚至于陳兵于周王朝所在地的雒邑附近，還向前來勞軍的王孫滿追問周鼎之輕重大小，其挑戰周王朝權威的意圖不言可喻。

出國疆域

莊王之後以迄春秋末年，國勢逐漸衰微，這種狀況一直到楚悼王即位（公元前401年至前381年）後才獲得改善。他任命逃離魏國的吳起為令尹，以強兵為第一要務；吳起則以大魄力的變法改制來回報悼王的知遇之恩，所謂"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

吳起變法的結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讓楚國盛極一時。可惜也是好景不常，悼王一死，那些蓄怨積禍已久的宗室大臣，遂群起而攻吳起，終至讓他落得肢解亡身的下場！而變法之事也随着吳起的慘死，最後無疾而終。

吳起畫像

太史公悲其"以刻暴少恩亡其軀"，再對照行事與性格和吳起十分相似的商鞅，還有其後無數的曆代改革者前仆後繼于這條不歸路上，他們大都下場凄涼！這難道就是改革者的宿命？還是真如韓非所說的，是因為"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

齊本為春秋舊國，為太公望之封邑。在諸侯中與魯同為公爵，班輩最尊。春秋時，齊桓公為諸侯盟主，稱霸一時。可惜好景不常，繼立之齊君大都乏善可陳，國政逐漸落入權臣之手，終于造成田常弑齊簡公的慘禍發生，其自為封邑，且大于齊君的舉動，與篡國者又有什麼差别？

因此，太公望傳下之齊國，最後還是被田常之曾孫田和所篡奪，并且沿用"齊國"這塊招牌。

田氏代齊

而諷刺的是田和竟然也谥号為太公，田氏這樣的行為，恐怕難逃後世史家的口誅筆伐！因此我們必須了解，戰國時代之齊國，與三晉的韓、趙、魏一樣，都是權臣篡位之後所建立的全新國家，與春秋時代齊桓公所代表的齊國，并無直接的傳承關系。

而田齊之強，始于齊威王在位之時（公元前378年至前343年），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靂手段，烹殺隻知賄賂自己左右親信以求譽，卻讓老百姓過苦不堪言日子的阿城大夫；封賞腳踏實地、戮力從公的即墨大夫以萬家食邑，"于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緻兵于齊二十餘年。"

齊國疆域

同時他也破格任用鼓琴自薦的驺忌為相，在驺忌主政之下，用人則"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施政則"謹脩法律而督奸吏"，做了許多政治上的改革。終威王之世，"齊最彊于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威王卒後，子宣王繼立，好文學遊說之士，驺衍、淳于髡等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于是各國賢士群集稷下，如楚之環淵、趙之慎到，和稍後之荀卿皆曾遊學于齊。所謂"稷下學士"名噪一時，而齊也在各國中文風最為鼎盛。此後齊即與秦長期對峙東、西兩方，甚至有齊僭稱"東帝"，秦則同時僭稱"西帝"的怪事發生。

亦為"三晉"之一。韓昭侯（公元前358年至前333年）時任用申不害為相，韓國在申不害執政之下，"内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我們知道，申不害為法家學派的思想重鎮，是法家"主術派"的代表人物。

申不害

太史公說他是"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幹韓昭侯，……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他對法家理論的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法'和'術'來否定貴族之禮，又用術來補助法的施行，而為韓非提供了一些理論的根據。"

而韓國在他主政的十四年當中，勵精圖治，一掃過去給人積弱不振的負面印象，并且還促成了韓昭侯和強鄰秦國建立了友善的關系，維護了國家的安全。

韓昭侯

但在申不害死了以後，不到二年的時間，秦國就迫不急待地攻陷韓國的宜陽城。而昭侯也不能體恤老百姓的急困，做出一些浪費民脂民膏的奢華舉動，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批評和人民的反感，終至國勢日衰。

由此，更可顯示出申不害的改革運動，對韓國的國家安全具有絕對的重要性。

周武王伐滅纣王後，封同姓勳臣召公奭于北燕，其封地約在今之河北省東北部及遼東省一帶。召公之後，世為周王朝之三公，與周公之後，同為國家輔政大臣，同心輔佐周天子。燕雖古國，但僻處北方，春秋以來即國小民弱，難以跻身強國之林。

召公奭（左）雕像

至戰國中期，當時的燕王哙（公元前320年至前314年）昏瞆無能，妄圖媲美于堯、舜禅讓的聖德，竟然上演了讓位于其相"子之"的荒唐戲碼，結果引來國家大亂，百姓震恐不已；與敵接戰的士卒也無心戀戰，中樞無主的結果，使燕幾乎亡于齊國。

其子昭王即位之後（公元前311年至前279年），不但"卑身厚币以招賢者"，而且立志"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他先師事郭隗，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争趨燕。"同時他也親自"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這樣辛苦了二十八年，終于将齊兵追亡逐北，長驅直入其國都臨淄，燒其宮室宗廟，占領了齊國大部分的國土，完成了他一雪前恥的心願。

燕國疆域

可惜後之燕君不肖，未能守成。晚期雖有燕太子丹使荊轲刺秦王的壯舉，但是大勢已去，終難挽狂瀾于既倒！太史公評論燕國為"外迫蠻貉，内措齊、晉，崎岖彊國之閑，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确為定論。

由以上之叙述可知變法革新，并非是秦國或商鞅個人之創舉。不管是在商鞅變法之前或其後，變法圖強幾乎是戰國時代各國君王的普遍運動。隻不過大多數的改革運動，有的是雷聲大雨點小，成效甚微；有的則是人亡政息，無法持續其強大的影響力。

唯有商鞅在秦國所推行的兩次變法最為徹底有效而且影響深遠，在戰國七雄的變法運動中對人君的幫助最大，堪稱是獨樹一幟。

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的成功除了時代思潮提供了絕佳的改革環境之外，變法背後的真正影武者─國君的充分支持，和變法主持者的個人特質和執法決心，無一不是影響變法成敗的關鍵因素。

而商鞅雖然和大多數的改革者一樣下場凄慘，但是我們不應該因人廢言，其變法的内容和其對後世政治的巨大影響力，仍然不容小觑！

參考文獻：

《新譯商君書》

《史記今注》

《新譯古文觀止》

《中國學術思想史》

《韓非子集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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