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時報
新華社網站5月7日引述香港《大公報》的一篇文章說，這幾年，社會上陪舞、陪酒、陪歌的“三陪”現象有所收斂，然而，另一種“三陪”，即官場上陪吃、陪會、陪玩，卻愈演愈烈，已經成為基層幹部沉重的包袱，令人堪憂。
這官場新“三陪”比起老“三陪”，形式更隐蔽，内容更寬泛，危害更嚴重，決不容忽視。首先，新“三陪”打着的是下基層、調研、開會、辦公等旗号。而且，會議也好，下基層調研也好，都是應基層鄉鎮的“強烈要求”而進行的，因此，表面看來名正言順。其次，新“三陪”基本也包含了老“三陪”的内容，這陪吃、陪玩和以前的陪歌、陪舞、陪喝有什麼兩樣呢？再次，新“三陪”不僅使得幹部們疲于一些沒有任何價值的官場應酬，助長文山會海的歪風，更使得公共資源白白浪費，助長奢靡腐敗之風，敗壞政風黨紀。
官場新“三陪”從表面看來是官場應酬的一種正常方式，實質上，隻不過是一種披着合法外衣的腐敗新形式而已。相比過去，官員在以權謀私和行賄受賄上須付出的成本越來越大，随着為黨紀國法所約束和限定的腐敗行為越來越多，遊走于合法和非法之間的擦邊球也越來越少。自然而言，一些看似正常合法的灰色地帶，便成了隐藏腐敗的“重災區”，官場上的上下級公務應酬就是一個典型。一方面，民諺有雲：“酒杯一端，政策放寬；筷子一舉，可以可以”，吃了人家的嘴軟，拿了人家的手短，很多事實證明，應酬往往是腐敗的前奏曲。另一方面，一些幹部之所以樂于“三陪”，皆因個中大有甜頭，既能滿足一己之貪欲，又不必擔心受懲罰。須不知，他們浪費了多少社會資源，吃垮了多少基層财政。
有人認為，這官場新“三陪”風起雲湧，其實是有其深刻曆史和現實根源的，它源于中國源遠流長的人情文化和應酬傳統，又源于法制缺位的嚴重現實，因此，很難在短時間内一步到位地解決。這樣的方法看似有理，實則是消極放任，等于默認了新“三陪”這一官場“潛規則”。
根治新“三陪”，不能揚湯止沸，必須釜底抽薪，要把它當作一種腐敗的新形式來打擊，用嚴格的黨紀政紀來壓制它，用正常的公務制度來代替它。當務之急，必須從反腐倡廉的高度來對待應酬問題，大力推行“公務消費交費制度”，即所交費用由派出單位負責交錢給接待單位，誰消費誰買單，盡量避免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打交道。讓那些上級單位花錢時也知道心疼。
（作者系中共黨史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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