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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是令不少黑人聞之色變的專有名詞，已成為種族主義的代名詞之一。自1932年起，美國公共衛生部（PHS）以四百名非洲裔黑人男子為試驗品秘密研究梅毒對人體的危害，隐瞞當事人長達四十年，使大批受害人及其親屬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人稱“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盡管美國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東窗事發後下令徹查、予以賠償，并最終于1997年給出了遲到的道歉，卻無法挽回對受害人造成的莫大傷害。

　　在這段醜聞已經漸漸淡出人們視線的時候，美國記者及生物倫理學者哈麗雅特•華盛頓于2006年12月26日出版新書《醫學種族主義》，再次挖掘這段醜聞的真相――這份真相，遠比三十年前的調查結果更為觸目驚心。

　　“試驗品”均已去世

　　歐内斯特•亨登曾不隻一次地回憶起1932年的那一天，一輛滿載醫生的客車來到亞拉巴馬州梅肯縣。他和當地其它近四百名感染梅毒的非洲裔窮苦黑人原本以為生機從天而降，孰料從此落入痛苦的深淵。

　　在這片醫療條件極為惡劣的地區，當地人當時将梅毒症狀、貧血症狀以及身體疲勞等症狀一律稱為“壞血病”。醫生們以免費體檢、免費治療所謂“壞血病”、免費提供喪葬保險等條件，吸引當地的黑人男子們加入一項“治療計劃”。

　　根據哈麗雅特•華盛頓的采訪和調查，這些黑人男子大多是被這樣一句話打動，“記住，這可是你能得到免費治療的最後機會”。然而，對于所謂“治療計劃”的真正目的，這些黑人男子卻一無所知。

　　亨登記得，醫生給他吃了兩種藥片，“然後他們對我的背部進行化驗，抽取了什麼東西”。吃了什麼？他不知道。抽取了什麼？他也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一名“志願者”。

　　在此後四十年中，亨登又接受了無數次這樣的檢查。所幸，作為少數比較幸運的梅毒感染者之一，他的病症雖不治卻得以緩解，他也奇迹般地活到96歲高齡。然而，數百名和他一樣經曆過“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受害者卻沒有這般好運。

　　截至1972年美國媒體首次披露這段臭名昭著的醜聞時，參與實驗的患者中已有二十八人直接死于梅毒，大約一百人因梅毒并發症而死亡，四十人的妻子受到傳染，十九名子女在出生時就染上梅毒。此後，悲劇還在不斷上演。

　　兩年前，歐内斯特•亨登撒手人寰。至此，“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試驗品”全部離世。

　　為研究不顧人死活

　　黑人護士尤妮斯•裡弗斯是整個事件的關鍵證人之一，她為“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項目工作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裡弗斯回憶說，患者們免費接受的所謂“治療”，實際上不過是幾片維生素或阿司匹林藥片。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當時的負責人雷蒙德•馮德勒曾表示，他就是希望能達到實驗的真正目的，并讓患者繼續參與所謂的“治療計劃”。

　　實驗還包括一項患者屍體解剖計劃，旨在加強梅毒對患者腦部及其它器官傷害的研究。當時的一名公共衛生部高官1933年時曾表示，“隻有這些患者死了，我們才對他們有更多興趣。”

　　為此，裡弗斯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她要定期走訪參與實驗的患者家庭，遊說患者繼續參與實驗。她會給患者們分發阿司匹林、維生素等藥品，偶爾也會帶上一些現金做為“小禮物”。此外，她還要努力說服那些身處死亡邊緣的患者同意死後接受屍體解剖。提供免費安葬是她屢試不爽的一個利誘條件。

　　哈麗雅特•華盛頓認為，歸根結底，“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證“試驗品”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以保證醫學研究的“連貫性”。

　　這一點在青黴素被廣泛應用于治療梅毒後依舊沒有改變。馮德勒曾于1952年表态說，“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現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這項實驗。”

　　由于這種刻意的延誤治療，根據哈麗雅特•華盛頓提供的數據，截至1955年，“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死者中的三分之一系直接死于梅毒，同時還有大批幸存者已經處于梅毒最危險的發病階段。

　　調查人員粉飾太平

　　盡管如此，“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當年還是備受維護。就連大力主張以青黴素根除梅毒的美國時任醫務總監托馬斯•帕倫也為之辯護說，該實驗為人們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良機”。

　　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據哈麗雅特•華盛頓調查，當年那個調查委員會并未将調查職責進行到底。

　　一方面，調查委員會隻獲得數月時間來調查一樁延續了四十年的實驗計劃，政府官員還拒絕為他們提供一些重要的相關檔案。

　　另一方面，調查委員會也直接起到“粉飾太平”的作用。當年的調查委員會成員弗納爾•凱夫和傑伊•卡茨在接受哈麗雅特•華盛頓采訪時表示，他們認為當初有關部門任命布盧德斯•布特勒為調查委員會主席就是要他掩蓋醜聞，布特勒也在調查過程中說服其它調查人員“給真相攙水”。比如，他們明明已經采訪了包括裡弗斯在内一批關鍵證人，但當布特勒提出如果保留錄音可能會影響證人聲譽後，這些關鍵的錄音随即被付諸一炬。

　　道歉遲到25年

　　哈麗雅特•華盛頓認為，1972年版調查報告沒有在道德層面上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提出應有的譴責。“關鍵問題是，之前根本沒人告訴那些黑人患者他們正在進行一項實驗，而是讓他們以為自己在接受治療，”她說。

　　對于調查委員會最重要的失職之處，如哈麗雅特•華盛頓所言，34年前的調查報告沒有“直擊實驗背後隐藏的種族主義思想”。

　　為什麼要進行“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哈麗雅特•華盛頓的調查表明，這項計劃來自于當時美國公共衛生部内一種充斥着種族主義思想的假設――梅毒在黑人和白人體内的傳播方式不同。

　　當時部分官員和專家認為，梅毒會侵入白人“更為複雜的大腦”，卻隻侵入黑人的心血管系統，而放過他們“發育不完全的大腦”。當時的公共衛生部負責人托馬斯•默雷爾甚至大放厥詞說，“或許（梅毒）能解決黑人的（犯罪）問題，有時疾病能做到人們所做不到的。”

　　“美國政府當年的行為是可恥的，我感到抱歉，”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1997年5月16日正式代表美國政府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受害者及其家屬表示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醜聞曝光後，受害者于1972年集體控告美國政府。美國政府自1973年起陸續對受害者及其家屬進行了一定經濟賠償。然而，正式道歉卻姗姗來遲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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