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山姆·安東尼（左）見到了生父克雷格·尼爾森。

在與癌症抗争多年之後，山姆·安東尼的時間不多了。臨死前，他鼓起勇氣寄出了一封他長期不敢寄出的信。

《紐約時報》10月9日報道，52 歲的山姆·安東尼在去世前三周，将自己最後的心願寫成信寄給了素未謀面的生父。

他在一封蓋有 8 月 2 日郵戳的信中寫道，自己從 2005 年起就一直在與口腔和咽喉的惡性腫瘤作鬥争，如今已經奄奄一息。他在信中附上了一份他在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擔任高級職務的文章。他解釋說，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和這名沒見過面的人有共同的祖先，這是他從 DNA 匹配和公共記錄中了解到的事實。

他最近得知他的生父名叫克雷格·尼爾森。“我在想，”安東尼寫道，“你是那個克雷格嗎？”

8 月 9 日，在亞利桑那州的綠谷，一名 78 歲的退休航空工人收到了安東尼的信。他就叫克雷格·尼爾森。克雷格拿到信，看到信封上的地址，第一反應是他不認識弗吉尼亞州福爾斯徹奇的任何人。

然而，當他開始讀信時，他的身體開始顫抖。

幾十年前，克雷格在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當軍醫，在即将結束兵役時，他放棄了尋找親生兒子的希望。

“ 52 年了，這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要保留着這份記憶真的很難。”克雷格說。“尤其是在一開始你還沒有記憶的情況下。”

克雷格所知道的關于這個孩子的一切，都來自1969年當時的女友一通簡短的長途電話。電話中，她告訴克雷格，這是一個健康的嬰兒，已經把他送給别人收養了。

安東尼給生父寫的信是打印版的，包括一些照片和一篇介紹自己情況的文章。

現在，在這封打印的信中，他看到了兒子正以成年人的聲音對他說話，這是一個垂死之人最後的期盼。

“這封信可能會讓你震驚，我不想讓任何人的生活感到不安。” 安東尼寫道，“我希望能看看照片，了解一下我的家族病史。”他溫和地懇求道。“我願意與生身親屬接觸，但絕非故意打擾。”

克雷格先生拿起電話，撥打了安東尼提供的電話号碼。安東尼正在做清除血塊的手術，電話轉到了語音信箱。

克雷格通常說話很放松，但這一次，由于緊張和興奮，語速很快。“你好，山姆，我是亞利桑那州的克雷格，符合你信中的所有要求。我想和你談談，所以我會再打來。我現在很好。”

于是，兩個人開始試圖彌補失去的 52 年時光。而他們剩下的時間已屈指可數。

這封信把克雷格先生帶回了過去，時光倒流……退休之前，那時他還沒搬到檀香山，更沒去亞利桑那州。在他兩次以離婚告終的婚姻之前，在 1972 年生下女兒之前，在他退伍後回家鄉俄勒岡州波特蘭機場當搬運工之前。

那是上世紀 60 年代，他開着 1952 年産的摩根牌紅色雙座跑車，帶着一個在布拉格堡附近一次晚宴上認識的年輕女人，在北卡羅來納州四處奔波。

1966 年 3 月， 23 歲的他入伍，當了中士，花了三年時間做軍醫。然後，在他的兵役即将結束時，他的女友告訴他自己懷孕了。克雷格提出求婚被拒，女友說，把孩子送去領養她就能完成學業了。

1969 年 3 月，克雷格退伍，回到了俄勒岡州，與他的父母同住。一天他接到女友的電話，電話内容他至今記得。“我隻是想告訴你，是個9 磅 10 盎司（約合8.7斤）的健壯男嬰。”女友接着告訴克雷格，她已經把這個孩子送給别人收養了。

克雷格和父母咨詢了律師和波特蘭的領養官員，卻被告知，當母親選擇放棄他們的孩子送養時，父親基本上無權幹涉。

最終，他還是默許了，“我認為再努力也是徒勞的。事情就是這樣的。我相信官員們的話。”

他知道兒子的存在，但從來沒有見過，隻能盡量不去想他。

克雷格也想找到兒子，後來已經不指望能找到他了。

大約 2 %的美國人是被收養的，但是沒有尋找親生親屬的數據，美國國家收養許可中心的主席亞當·佩特曼說。“有多少被領養的人在尋找生身父母？他們都在尋找。”

然而安東尼此前沒找過。妻子莎倫·埃利斯說：“他覺得有養育他的父母，生活就很美好。”

安東尼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惠明頓長大，養母是一名家庭主婦，養父是法國一名神經外科醫生。家中的妹妹也是被領養的。

高中時，安東尼很擅長踢足球，随後去了北卡羅來納大學學曆史。大學畢業後，他在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文字和縮微膠片研究室擔任技術員，随後當上了高級官員。養母 2000 年死于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2016 年，養父因心髒手術并發症去世，安東尼才開始好奇自己的生身父母。

他的一位同事黛博拉·斯泰德爾·沃爾，和他一起工作了 30 年。她也是一位業餘系譜學家。她的父親是被領養的，沃爾找到了他的親生父母，并和她不認識的堂兄弟姐妹聯系上了。

每隔一段時間，她都會重新向安東尼提出，幫助他找到親生父母。2020 年 9 月，安東尼同意了。

沃爾讓他做了基因測試。在短短五天的時間裡，沃爾利用 DNA 比對、人口普查記錄和幾十年前的剪報，确認并定位了安東尼的生母。

去年10 月，安東尼給生母寄了一封兩頁的長信，介紹自己的情況，告知她自己患了癌症，并分享了他希望了解自己家族病史的願望。

幾天後，他接聽了一個隐藏了号碼的電話。

“你怎麼找到我的，”一個女人用濃重的南方口音問道，“還有誰知道？”

她和安東尼談了将近一個小時。他們讨論了他在惠明頓的童年、他的父母、事業以及他與癌症的鬥争，癌症已經使安東尼的聲音變得如此微弱，以至于很難聽懂他的話。

安東尼問他們是否能保持聯系。她說要考慮一下，從此再也沒給他打過電話。

這次談話，給了安東尼一個至關重要的新信息：他父親的名字叫克雷格，中間的首字母是H，他的姓可能是尼爾森，但她不确定。沃爾迅速将這些線索聯系起來。

但幾個月來安東尼一直在猶豫要不要聯系他的生父，他再也承受不住被拒絕了。

今年 4 月，安東尼坐着輪椅參加女兒的婚禮，腿上蓋着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毯子。他的聲音變得粗聲粗氣，開玩笑說聽起來像黑武士。

6 月中旬，沃爾幫他起草了一封寫給克雷格的信，但他遲遲沒有寄出。

7 月底，他開始在客廳的病床上卧床不起。7 月 31 日，他終于在這封信上簽了字。 8 月 2 日，沃爾通過“優先郵件”将信寄出。

8 月 9 日，當克雷格讀到這封信時，他幾乎要流淚了。“我要去見我的兒子。”他的現女友帕特·布克立刻開始把東西裝進她的斯巴魯車裡。第二天早上，他們出發了。

克雷格先生開車。布克女士給安東尼先生發了短信。她發來了克雷格48歲的女兒托莉的照片。托莉在美國西海岸一家雜貨供應商工作。安東尼先生發來他26歲的女兒瑪德琳和她婚禮的照片。

4 天後，在行駛了将近2300英裡（約3700公裡）後，克雷格和布克 8 月 14 日下午抵達安東尼位于福爾斯徹奇的家。安東尼的妻子和女兒在前院迎接他們，并帶他們到客廳。

“你好！”克雷格先生說，問安東尼是否可以擁抱他。

三個女人留下兩個男人單獨談話。除了安東尼的妻子和女兒，幾乎沒有人能聽懂他的話，但有些事是無需多言的。

安東尼想看看克雷格的腳，兩個人都穿12碼（約合中式46碼）的鞋。兩人都有六英尺（約1米82）高，在他們精力最旺盛的時候還不到 200 磅（90公斤）。

安東尼的妻子埃利斯注意到，他們的發型是一樣的。兩者都傾向于用“先生”或“女士”來結束句子。

安東尼先生聽着，點了點頭，微笑着握了握克雷格先生的手。克雷格談論的更多的是他當兵的日子、他在機場的工作以及他 49 歲時就死于前列腺癌的哥哥鮑勃。

克雷格從錢包裡掏出一張破破爛爛的舊照片，上面是他穿着軍裝，驕傲地站在他的紅色摩根敞篷車上。

安東尼則展示了他與奧巴馬、小布什的合影。

克雷格意識到，安東尼的生活比他更豐富、更充實。

“我想，天哪，這個年輕人。”他說，“（這樣的成長經曆）一定是最好的結果。”

克雷格告訴安東尼，他并沒有抛棄他。兒子點點頭，笑了。

安東尼睡得越來越沉，克雷格坐在他旁邊。當安東尼醒來時，克雷格試圖控制住自己。

“我不想讓他看到我情緒激動地哭泣，想着過去的那些年，我們至少可以聊聊。”尼爾森說。“這是我一生中最悲傷的時刻，但也是最自豪的時刻。”

8 月 18 日，布克再次收拾了行李。離開時，克雷格悄悄告訴安東尼，他會在天堂與他再相見。

8 月 20 日，克雷格在聖路易斯附近的70号州際公路上開車時，布克的手機響了，是安東尼的同事沃爾。

她告訴克雷格，安東尼走了。他的妻子知道人的聽力是最後喪失的，在他彌留之際播放了最新一集的《泰德·拉索》——一部關于一位樂觀的足球教練的電視劇。這是她丈夫最愛看的劇。這一集還沒播完，安東尼就去世了。

克雷格一直開着車，堅持着沒有落淚，直到那天夜晚。

（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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