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孝宗李淏（1619—1659）是朝鮮仁祖李倧嫡次子，母為仁烈王後韓氏，1626年受封為鳳林大君。據朝鮮史書記載，他“自幼器度豁達，屹然有巨人之志，不喜嬉遊，舉止異凡。至性出天，雖菜果之微，必先獻，然後嘗之。仁祖常以孝子稱之，眷倚特隆”。

1645年，昭顯世子病故，他被清廷冊封為世子（太子）。1649年9月，被清廷冊封為“朝鮮國王”，1659年病逝，時年40歲。

電影《鳳伊金先達》中的孝宗形象

在他短暫的40年生涯中，親身經曆了後金（清朝）對朝鮮的兩次武力征服。尤其是爆發于1637年初的“丙子之役（1636）”，不僅讓自己的祖國徹底淪為“蠻夷”清朝的“藩屬”，自己也不得不與長兄昭顯世子等人“入質”沈陽，度過了長達8年的質子生活。

這段屈辱史，讓孝宗在内心深處對清朝充滿了敵意。因此，在他即位後，不僅一直将“反清複明”視為己任，還大力擴充軍隊一度打算“北伐雪恥”。不過，伴随着他的離世，“北伐”的雄心壯志終究化作了南柯一夢。

那麼問題來了，在孝宗即位之前，他都經曆了什麼樣的屈辱？在他即位以後，在“反清複明”的工作上做了哪些努力？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電影《南漢山城》劇照

1627年，皇太極派阿敏（1586—1640）等貝勒讨伐朝鮮。朝鮮不敵，被迫與後金結為“兄弟之國”。不過，兩國關系自始至終都難言融洽，更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兄弟之情”。

1636年，皇太極改元稱帝，但朝鮮沒有派遣使者前來“慶賀”。對此，皇太極頗為惱怒。同年年底，他親率八旗大軍，發動了第二次讨伐朝鮮的戰争。

大軍渡過鴨綠江後，長驅南下，直抵朝鮮首都漢城（首爾）。仁祖李倧逃至南漢山城，被圍四十餘日後不得不出城投降，并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以示臣服。至此，朝鮮徹底淪為清朝的“藩屬”。

電影《南漢山城》中的向皇太極“臣服”的仁祖

清朝深知朝鮮“口服心不服”，因此在議和環節，提出了一系列“不平等條件”：

• 繳納明朝诰命、冊印，斷絕對明朝的宗藩關系，停用明朝年号，遵奉大清正朔，規定歲貢數額。
• 納世子及另一王子為人質，諸大臣亦須派遣子弟為質。朝鮮有協助清軍攻明的義務，當務之急就是配合清軍攻取皮島；
• 朝鮮須與清朝貴族聯姻，不得再修繕新舊城池。每逢清朝聖節、正朝、冬至及皇後、皇太子千秋節，朝鮮須按朝賀明朝的舊例來奉表朝賀；
• 朝鮮俘虜渡過鴨綠江後，如果逃回，朝鮮必須送還，不得收留，但可按俘虜本主意願贖回；
• 朝鮮須送還朝鮮境内所有瓦爾喀人（朝鮮稱兀良哈），允許朝鮮繼續與日本貿易，朝鮮須協助清朝聯絡日本，不能再與圖們江外的瓦爾喀人貿易，如果遇到瓦爾喀人必須扭送清朝；

一言概之，這些議和條件旨在斬斷朝鮮與明朝的往來，瓦解朝鮮境内的“反清”勢力。

電影《南漢山城》劇照

雙方議和結束後，李淏便與長兄昭顯世子等數百人一同前往沈陽。臨别時，仁祖與群臣“哭送于道旁”，李淏等含淚“按馬久之”，不忍上路。清軍将領鄭命壽（生卒年不詳，正紅旗包衣，原為朝鮮奴隸）見此情景，竟“揮鞭呵辱以促之，見者非莫錯愕”，可謂“毫不留情”。經過兩個多月的行程，一行人終于到達了沈陽，被統一安排在德盛門（大南門）館舍居住。

坦誠地說，他們的生活一開始還是比較艱苦的。根據朝鮮史書記載，在他們抵達沈陽之初，“（沈陽）年饑谷貴，難于接濟”，“沈陽館中上下人員，艱苦萬狀”。仁祖得知後，立即下旨“從優資送，令本家奴馬，亦令加定入送，俾免病傷之患”，才使這些人的窘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

20世紀初的大南門

随着時間的推移，清廷也開始着手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從1641年開始，清廷将周圍的土地劃撥給他們，令其“屯田自耕”，解決糧食問題。

對于清廷的這一舉措，李淏表達了強烈不滿，“大國不能養小國之質，使之自耕，乃萬古所無之事。大國雖無所畏，獨不念鄰國之譏議，後世之貶論耶？衙門之官，無大臣之志則已，有大臣之志，則必不做此等事也。”不過，清廷并未予以理會。

《南漢山城》中的朝鮮大臣形象

1644年，清軍入關，在名義上取代了明朝“正統”。為了鞏固統治，清廷對朝鮮采取懷柔政策。1645年初，昭顯世子等人被護送回國，一些朝鮮“反清”的大臣也得到了赦免。同年3月，李淏啟程返回朝鮮，并于5月順利抵達漢城。遺憾的是，在他抵達漢城之前，昭顯世子就暴斃于“昌慶宮歡慶堂”。

按朝鮮宗法制度，世子應該為仁祖的長孫。不過，仁祖“力排衆議”，打算立李淏為“世子”。有趣的是，此舉雖然遭到了多數大臣的反對，卻得到了清廷的支持，“東方（朝鮮）人心不淑，當此之時，若以幼稚元孫為嗣，恐危疑不安也”。

在清廷看來，年幼的昭顯世子之子，容易受到“人心不淑”的反清勢力的蠱惑，不利于自己對朝鮮的管理和操控。但令清廷沒想到的是，自己的如意算盤似乎“打歪了”。

朝鮮“英甯陵”。其中，英陵是世宗大王及其王妃的陵墓，甯陵是孝宗及其王妃的陵墓

1649年5月，仁祖去世。不久，清廷派遣戶部啟心郎布丹等人攜诰命、冕服等物前往朝鮮，并于同年9月正式冊封他為“朝鮮國王”。他即位後，在國家政治和軍事等領域，做了不小的功課，旨在為北伐的夢想做好準備。

1）重用“反清”派人物

在他即位後不久，就罷免了“親清派”代表人物金自點（1588—1651），并将“反清派”的代表人物金尚憲（1570—1652）召回朝廷，打算予以重用。

金尚憲書法

在“丙子之役”中，堅持主戰的金尚憲一度“免冠伏藁于阙門外，請就死于賊陣”，表達了與清朝“勢不兩立”的态度。在得知仁祖投降後，“（金尚憲）累日絕食，至是自缢，為子所救解，得不死，聞者莫不驚歎”。戰事結束後，憂憤的金尚憲主動辭去官職，返回安東鶴駕山隐居。

不過，一直不問世事的金尚憲，在1639年底得知“朝鮮準備協助清朝讨伐明朝”的消息時，破例上疏“以示反對”，但并未得到仁祖的理睬。

更遺憾的是，年逾古稀的金尚憲，終究沒能逃脫清廷的“清算”。1640年12月，他被押送到沈陽，開啟了“被流放”的漂泊生活。直到1645年2月，在得到了清廷的“特赦”後，他才得以返回朝鮮。歸國後，他一直隐居于楊州石室，并宣布不再過問政事。因此，在被任命為左議政後，他前後上疏32次“以示拒絕”。

電影《南漢山城》中的金尚憲

1649年仁祖逝世後，金尚憲特意趕到漢城“奔哭阙下”，引得朝鮮群臣無不淚目。有感于他的高風亮節，孝宗不僅“命内侍兩人扶掖而入”，“命以肩輿出入禁中”，還特許他可以不使用清朝年号。另外，孝宗一度欲拜金尚憲為相，但因“六使诘責事件”未能成功。三年後，金尚憲逝世于楊州石室别墅，享年八十三歲。

金尚憲去世後久，被朝鮮追贈為“議政府領議政”，谥号“文正”，并獲得了“配享孝宗宗廟”的厚遇。另外，朝鮮史官們也對他贊譽有加，“時烈倡義，奮不顧身，不書清國年号，終始以除仇為己任。雖經營未就，而昭揭民彜，扶持國脈，君子大其功。”

《南漢山城》劇照

2）擴充軍隊實力

1650年，孝宗任命李時昉為守禦使，旨在加強京畿地區的防衛力量。1651年，他任命李浣為禦營大将，負責整頓和擴充禦營廳（守衛都城的禁衛軍）的有生力量。截至1652年，禦營軍的人數已經達到了21000人，并有了自己的騎兵部隊。

1653年，孝宗再任命李浣為訓練大将，對訓練都監（負責拱衛首都的中央軍營）進行整頓和擴充。在整頓之前，訓練都監麾下合計約5000人。在經過一年的整頓，部隊已經擴充至7000餘人。孝宗一度計劃将隊伍擴充到10000人，但因财政困難最終未能實現。

《南漢山城》中的朝鮮官兵

另外，孝宗還對直轄的禁軍，進行了擴充和整編。他将原有的禁軍三衛（内禁衛、兼司仆、羽林衛）合并為“内三廳”，設左、右别将進行統一管理。與此同時，他将600餘名禁軍全部改編為騎兵，并計劃将禁軍擴充到1000人。

1653年，他将遭遇台風流落到濟州島的荷蘭水手們編入禁軍，并命令他們為朝鮮研制火器。在這些荷蘭人的指導下，朝鮮于1656年研制出了新制鳥铳（可能是燧發槍）。另外，他們還在1658年組建了名為“别破陣”的炮兵部隊，綜合軍力有了顯著提升。

《南漢山城》中使用火器的朝鮮官兵

3）聯合南明，意欲夾擊清朝

在國内“磨刀霍霍”的同時，孝宗還對南明小朝廷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并一度準備派遣使臣渡海聯絡，策劃“夾擊清朝”（拓展閱讀：讀書筆記：“外國老鐵”是如何幫南明小朝廷續命的？）。

對于聯絡南明一事，時任侍講院贊善的宋浚吉（1607—1673），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清朝如同三國時期的曹魏，根本不是“天下大統”；早已“為天所厭，實為難久之兆”的愛新覺羅家族，不是“帝室之胄”，真正的“正統” 是南明“朱家後裔”（拓展閱讀：讀書筆記：為什麼“大明衣冠”在朝鮮“如此吃香”？）。

對于雙方的具體聯絡據點，宋浚吉認為濟州島最為合适，“凡漢船行商，而往來海外諸國者，多經過于此”。最後，他還對雙方的合作做出了頗為感性的展望，“我朝君臣上下數十年痛迫冤郁之誠意，或可一朝而聞于天朝矣”。遺憾的是， 因清朝使團到達朝鮮， 這一“合作計劃”最終不了了之。

同春堂宋浚吉牌位

1658年，孝宗最為倚重的能臣金堉（1580—1658）因病去世。因為對朝中其他重臣均不甚滿意。因此他在同年9月，重新起用宋時烈（1607—1689）、宋浚吉（1607—1673）等士人入朝為官。其中，宋時烈被任命為吏曹判書，宋浚吉被任命為兵曹判書。

1659年3月，孝宗特意單獨召見宋時烈，和盤托出了自己的“北伐計劃”。原因很簡單，他認為在朝中大臣中，隻有宋時烈“才是唯一值得共同商議北伐的人”。

宋時烈（1607—1689），朝鮮著名政治家和學者，主張尊崇明朝和排斥滿清，提倡尊周義理論

孝宗認為，清朝的統治将會很快陷入崩潰。因為：

• 皇太極兄弟衆多，順治帝兄弟稀少；
• 皇太極時人才濟濟，順治帝時都是庸劣之輩；
• 皇太極時崇尚武事，順治帝時日益漢化，武事漸廢；
• 順治帝“雖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勢不久”。

對于朝鮮北伐的可行性，孝宗給出了以下幾個理由：

• 中原豪傑義士會群起響應；
• 滿清不尚武事，遼沈防備空虛；
• 朝鮮向清所貢歲币都在遼沈，北伐期間可資軍用；
• 丁卯、丙子胡亂中有數萬朝鮮俘虜，可為内應。

與此同時，孝宗還計劃“十年之内，培養精銳鳥铳兵10萬人”。一旦清朝爆發内亂，朝鮮馬上出兵直抵山海關，南下進攻清朝（拓展閱讀：讀書筆記：韓國曆史中的“狂妄”和“自卑”）。

清朝前期的八旗軍，戰鬥力還是比較強悍的

但令孝宗感到“失望”的是，宋時烈自始至終都在重申“格、緻、誠、正”和“養民足食”的重要性，與自己理念完全南轅北轍。因此，這場對談并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同年4月，孝宗的鬓角長了一塊可怕的膿包，并在不久後蔓延臉部“不能開眼”，最終在5月去世。不久，世子李棩即位，即朝鮮顯宗。

那麼問題來了，如何評價孝宗的“北伐論”？對此，韓國學者車文燮的認為，“孝宗是一位平生專念北伐、努力擴充軍備的君主。但不僅國際局勢沒有好轉，而且作為後盾的财政也虧空，所以，朝臣們主張現實的财政重建優先于軍備，與孝宗意見不合，這種乖離現象不時出現，而北伐之意也未能實現”。

朝鮮所繪“天下總(揔)圖”

1683年，清朝收複台灣，國勢達到了新高度。此時的朝鮮君臣終于意識到，“北伐”已經成為了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于是，他們将這種“反清複明” 的理念，轉化為帶有“華夷之辯”色彩的“春秋大義”（拓展閱讀：清軍入關後，朝鮮人是如何評價中國的？）。

1697年，朝鮮各地爆發了大饑荒。對此，大司谏樸泰浮請求“移咨遼省，互市中江，以紙、皮革之類，貿易谷物，以救關西之饑”，但不少大臣一直心有疑慮。随着時間的推移，“（朝鮮）八路大饑，畿、湖尤甚，都内積屍如山”。事态嚴峻，朝鮮最終選擇向“宗主國”清朝提出了支援請求。接到奏報後，清朝在第一時間就給予了朝鮮人充分的幫助與支持。

1699年康熙皇帝讀書像（45歲）

不過，一些朝鮮官員不僅沒有表達出感激之情，甚至還擺出了抵制的姿态。時任司憲府（糾察百官的部門）執義（相當于部門二把手）的鄭澔（1648—1736），就強烈反對向清朝求援的舉措：

“今日廷臣，則無複有以大義為重者，至有此乞憐之舉。曾謂我國以禮義見稱，而乃如斯乎？先朝辛亥之饑荒，振古所無，而其時廷臣，未有此議者，意蓋有在，不如今日之專忘大義也。”

簡單地說，他以孝宗為“楷模”，以《春秋》大義為重，主張“甯可餓死，也絕不食清朝之粟”，甚至痛斥朝鮮的求援舉措是“乞憐之舉”。

鄭澔，朝鮮王朝中期大臣，老論派代表人物之一

總而言之，朝鮮盡管淪為了清朝的“藩屬”，但上至君臣下至百姓，都有着強烈的“華夷之辯”的意識。換言之，他們不僅從内心深處瞧不起這個“蠻夷宗主”，還一直堅信“胡無百年之運”，清朝的統治不會維系太長時間。隻不過，朝鮮君臣的研判，出現了“巨大巨大、超級超級”的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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