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lly Kilgore今年37歲，住在美國田納西州。和多數普通美國中年男人不同的是，他失業了；讓他更特殊的一點是，他是個全職爸爸。

Billy記得很清楚當妻子結束産假回公司上班、他第一次帶着兩個兒子去雜貨店買東西的場景。他推着手推車走進雜貨店，三歲大的兒子坐在手推車裡，三個月大的兒子由背帶包裹着綁在他胸前。在熟食區買火雞雞胸時，一群女店員圍了上來，真誠地感歎這位全職爸爸在帶娃這件事上表現得多麼出色。“我從來沒法讓我的孩子習慣背帶。”“我打賭你們在一起很開心。”“你是我見過的最棒的爸爸。”

“言語鼓勵讓我的内心膨脹了，在收銀台拿到小票後，我微笑着推着綠色手推車走出推拉門，仿佛自己是個正在走下舞台的搖滾巨星。”Billy在博客中如此回憶失業的焦灼感在那一刻煙消雲散、自信心瞬間爆棚的心情。

在許許多多的女性深陷帶娃和工作的泥潭無法自拔、丈夫又避而遠之懶得搭把手的時候，有一些男性主動回家承擔起育兒責任。面對掌聲、鼓勵、驚歎和不解，他們在“家庭”這個傳統觀念中不屬于男性的主場裡開啟人生的一個全新階段，摸索“好爸爸”的真實模樣。

親愛的，我在後面支持你

2017年7月，Sebastian随妻子Joanna來到上海定居。這對德國夫婦一直對去外國體驗别樣生活向往不已，Joanna申請到了上海一所德語國際學校德語與法語老師的崗位，于是舉家搬遷到了上海。

Sebastian今年42歲了。他從18歲高中畢業就開始工作，最初幹過幾年鐵匠的活，因為看了詹姆斯·卡梅隆的《終結者2》對特效着了迷，決心盡自己所能轉行，“當時那是特效最強的一部電影，現在特效已經不稀奇了，但當時是個全新的東西。”Sebastian在黃頁上找到所有和特效制作相關的公司，挨個打電話去詢問是否有實習機會，有一家公司的老闆起先回複他稱公司隻招收有相關工作經驗的人，但在看到Sebastian的手工作品後，那位以收藏劍為私人愛好的老闆被深深地打動了，請Sebastian喝了咖啡，教了他很多行業知識，還給他介紹了工作。就這樣，Sebastian自學成才地入了行。

在離開德國前，Sebastian在一家動畫公司從事音樂視頻和廣告制作工作已有了14個年頭。他試着找過上海的工作機會，但發現自己缺乏學曆證書，難以得到雇主的認可。“我考慮了下，決定走另外一條路——就是什麼都不做，”他想了想，很快補充說明，“也不是什麼都不做啦，我其實比工作的時候更忙了。我在做的，就是幫助我的妻子，讓她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專心工作。”于是現在Sebastian是一位全職爸爸，在家帶9歲的女兒和7歲的兒子。

Sebastian很快在上海認識了一位好朋友Jen。和Sebastian的情況類似，Jen的妻子也在德語國際學校教書，他本人則在家裡照顧兩個快要上大學的兒子。不過和Sebastian有所區别的一點是，Jen在51歲的人生中就沒有正經工作過。

Jen來自靠近比利時與荷蘭邊境的德國小城亞琛。自1985年離開學校後，Jen的夢想曾是成為一位藝人。他在亞琛當地的一家迪斯科舞廳當過DJ，賺了不少錢，甚至拿到過獨立廠牌的一紙合約。但那并不是令Jen稱心如意的生活，于是他遊曆全國，在柏林停留期間通過一位吉他手的介紹認識了當時同樣立志成為歌手的妻子，意料之外卻又情理之中地相愛，結婚。

婚姻讓經濟來源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Jen的妻子想去當老師，但又不希望孩子将來生活在雙職工家庭裡，疏于照顧。“所以對我倆來說這是個完美的組合。我告訴她我不介意，我喜歡在家帶孩子。對我來說，全職爸爸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我回家照顧孩子，她去工作，我在後面支持她。”

就像有經濟實力的男人願意讓妻子當家庭主婦一樣，有經濟實力的女人同樣也是丈夫辭職回家的前提條件。陳華椋的妻子是上海一位頗有名氣的媒體人兼專欄作家，在意識到自己的收入隻占家庭收入的一小部分的時候，他覺得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自己為家庭付出了。

今年3月離職前，陳華椋一直從事環保行業的工程營銷工作，婚後的前四年他一直在老家福建工作，出差是家常便飯，夫妻倆一個多月才見一次面。陳華椋其實是個很喜歡孩子的人，兒子出生後他幾乎天天與兒子視頻，妻子曾略帶嫉妒地打趣他說能夠靠視頻和兒子保持那麼好的關系真是了不得。然而虛拟世界的對話到底比不上真實世界的陪伴，長期離家亦令陳華椋與妻子的關系疏遠緊張起來，到了2016年底，他認為是時候為了這個家做點什麼了。

他先是把工作地點換到了杭州，周末回上海陪伴孩子。與兒子在一起的時光總是快樂又短暫，每到周日晚上，告訴兒子“爸爸明早要去杭州，下個周末才能再見”的時刻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于是陳華椋主動向妻子提出，自己離職回家帶娃。

在接受界面記者采訪的一個多小時中，陳華椋大部分時間都在談兒子，倒是在聊到“什麼樣的男生比較顧家”的時候，難得地流露出體恤妻子的脈脈溫情：“之前我不在家的時候我老婆一個人（帶娃）其實壓力也蠻大。那時候她等于說全天24小時要面對他。就算兒子在樓下玩，我老婆在樓上工作，也沒辦法顧及他，他和爺爺奶奶交流不好，要去找媽媽，她在忙的時候也會很煩。所以過去幾年她也是做出了很大的犧牲。”

“所以我覺得照顧孩子是分階段的。這個階段我願意做出一點調整，而且我在做一件我很喜歡的事情，我也不認為我是在做犧牲。”他說。

你一天到晚都在忙什麼？

回家帶娃兩個多月，陳華椋的育兒經驗迅速增長，進入角色的速度甚至快得令家人驚訝。妻子在一篇公衆号文章中語氣诙諧地寫道，人人都知道帶孩子沒什麼了不起，不過就是耐心細緻加無時無刻的陪伴，但真的和丈夫角色互換的後，就會知道對家庭主婦的不理解并不僅僅隻是直男癌式的共情缺失，而是同理心無法時刻發揮作用的普遍人性。她也曾在丈夫不願幫自己做點小事時脫口而出“你一天到晚都在忙什麼”，對面這個“靈魂拷問”，陳華椋迅速彈起來反唇相譏：“你不知道我有多忙嗎？”

他的确很忙——兒子吃飯速度慢、過于腼腆不善社交、生活不夠獨立是他目前急于促進改變的缺點。在兒子的成長過程中長期缺位後，他為孩子的教育和培養感到憂心忡忡。

與許多中國城市中産家長一樣，陳華椋相信孩子上學後的性格養成特别重要，而長期由祖父母帶的孩子性格容易出現問題，另外，祖父母的文化程度也不足以承擔孩子的學業輔導任務，在兒子進入幼兒園後，他會比祖父母更适合教養孩子。對于上海的家長來說，上小學也是個難過的坎。在西方式快樂成長環境下“放養”長大的兒子轉眼就到了幼兒園中班的年紀，留給陳華椋“沖刺突擊”的時間不多了，“也不是說要非常頂級的名校，但也不要太差的小學，勉強考一個就好了，現在就這個定位。”

于是在成為全職爸爸後，陳華椋不經意間成了作息最健康規律的中年人之一：每天早晨七點起床，把慣于賴床的兒子趕去吃早餐，送上校車。兒子下午三點半放學回家後，陳華椋會陪兒子在小區裡鍛煉身體、騎自行車。六點半晚餐結束後，他會帶兒子出門散步半小時，回家後開始陪兒子閱讀、畫畫、學習英語。晚上十點把兒子哄睡着後準時累倒睡着。

“爸爸非常适合帶孩子。爸爸的策略就是盡可能把小孩的電放完，讓他自動關機，上床睡覺。”妻子如此總結。

對于Sebastian和Jen來說，在異國他鄉“重建”生活是落在他們肩上的額外任務。Jen尤記得三年前剛到上海時陌生環境帶來的時間錯位感：“在上海時間好像過得飛快。做成每一件事都要花好多時間，因為你不知道該怎麼做，不知道怎樣從A走到B。你以為你有很多時間，但到頭來發現自己總是急急忙忙的。”

Sebastian羅列了下他初來乍到時的“拓荒”工作：尋找住所、找到購買歐洲食品的雜貨店并注意比較價格、弄清楚周末可以去哪些公園玩、開始學習中文。“總是忙個不停。每天早上我起床給家人做早餐，白天我打掃衛生，去購物。孩子放學後我去接他們回家，和他們做運動，陪他們寫作業。留給自己的時間真心不多，我甚至沒法留出兩個小時的時間來學中文。現在我一旦有空閑時間，我就學學新的電腦軟件或學中文。”

“在家帶娃可比工作累多了，這可是全天候24小時的活。”說到這裡，他笑了起來。

當男人面臨家庭和事業的兩難選擇時

Sebastian說，像他這樣選擇辭職回家帶孩子的男性在德國雖然罕見，但也絕非驚世駭俗。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生活在柏林——按照他的說法，那是個“腦袋上都是紋身也沒有人會側目看你一眼”的自由之地。

更重要的是，德國政府正在努力營造鼓勵父親回歸家庭的社會氛圍。2007年，德國政府出台新的育兒假政策，規定每對夫婦可以在孩子出生後共同休14個月的帶薪育兒假，夫婦雙方可自行分配假期，其中父親必須休滿兩個月。次年Sebastian的女兒出生，于是他成了全國第一批享受到這一政策的爸爸之一。“我向我老闆提出休假，他很爽快地答應了，”他說，“不過我知道在有些行業這可能會是個問題，一些公司非常擔心這個政策。壓力不僅會來自老闆，也會來自同事。”

到目前為止，Sebastian非常慶幸自己做出這個決定。他說，自己能夠給所有男士的一個忠告就是珍惜與孩子相處的時間，畢竟孩子的成長速度是非常快的，等到他們18歲成人離家開始自己的人生為止，你其實沒有多少時間與孩子共處，見證他們的成長。但他也承認，自己非常渴望重返職場，因為做家務不能帶來多少成就感，在職場中拼搏才是為社會創造價值的有力方式。

這種“沒有創造價值”的難言之隐在全職父母重返職場的時候往往會以一種更殘酷的方式暴露出來，尤其是在本就對育兒家庭缺乏支持的社會裡。《哈佛商業評論》刊登的一篇報道指出，美國雇主對全職父母的偏見甚至高過對失業父母的偏見。研究人員發現，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全職父母在投遞簡曆後收到面試邀請的數量僅為失業父母的一半，是在職父母的1/3。雇主傾向于認為全職父母和失業父母相比不夠可靠，對工作不夠投入，更糟糕的是，全職父親甚至被認為比全職母親更沒有工作責任感，“這或許是因為父親通常有供養家庭的社會期待，受訪者因為全職父親沒有滿足這些期待而對他們産生負面印象。”

陳華椋覺得自己至少到等到兒子上了小學再考慮工作的事。他清楚地知道，離開三年就會被他所在的行業圈内人遺忘，三五年後重返職場能夠拿到怎樣的offer他沒法預測，他唯一确定的是，這段時間裡他能夠陪着兒子，收獲見證孩子成長的幸福。“我如果能保持職業心，有針對性地往某個方向去規劃深造，可能會得到一個很好的offer，也可能不會，但關鍵是你要去做。”對他來說，别人有别人的偏見，但自己有自己的自由，隻要一個人有能力重塑自己，主動權就還掌握在自己手上。

每個全職爸爸或許都在某個時刻面臨過或明或暗的質疑：“你真的要讓你老婆賺錢養家嗎？你真的知道怎麼帶娃嗎？這拖你事業的後腿了怎麼辦？”但心存好心或疑慮問出這些問題的人很少能意識到，選擇成為全職爸爸的男人既然有打破傳統性别分工的勇氣，自然也有為自己的選擇兜底的決心。

“如果你總是在意你父母說了什麼，你兄弟姐妹說了什麼，你朋友說了什麼，你就會迷失自我，因為你在跟着體制走。這樣你在很多情況下都會過得不開心，因為你不了解自己。”來自智利的Jorge說。

在成為全職爸爸之前，Jorge就不是一個随大流的人：他在智利最好的大學學習護理專業，但因為不認可正統醫療體系對待病人的方式選擇成為獨立理療師，用傳統草藥和精神療法療愈病人。為了學習傳統醫術，他去過亞馬遜森林向當地人求教，也在韓國學習過韓醫，還對中國的針灸興趣濃厚。與德國妻子一起來到上海後，妻子在國際學校教書，他留在家帶一對兩歲半的雙胞胎女兒。

“我希望花更多時間和孩子在一起，如果我去工作，我的孩子就要全天待在托兒所，我的心告訴我這不是我想要的。我妻子的收入足夠我們全家人的開支——我不想買房買車，所以我們有足夠多的錢，我目前也不需要出去工作。也許當三年全職爸爸有點太長了，但對我來說兩年完全不是問題。因為我從我的孩子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東西。每天都是嶄新的一天。”他說。

而對于一些更積極入世的爸爸來說，回家育兒也可以是一個開創事業新天地的機會。

黃任在耶魯大學獲得EMBA學位後回國加入高盛北京辦公室，在短短五年時間裡就升到了執行董事的位置。投行的工作辛苦又忙碌，他曾為了一個項目在香港和美國連續出差了一個月，回到家時，8個月大的兒子不認得自己的爸爸，被他抱起時吓得哇哇直哭。這件事深深地震動了黃任，讓他重新思考工作與家庭孰輕孰重，他的答案是後者。

2015年，黃任從高盛辭職，一邊帶娃一邊摸索科學育兒法，特别是幼兒英語啟蒙，并将自己的育兒心得發布在“常青藤爸爸”這個公衆号上。“我确實想多花點時間陪孩子，又覺得我的工作和我的育兒是能夠相互結合的，做育兒公衆号就是一個很好的結合方式，而且覺得育兒是一個痛點，有痛點就一定有商機。”

在三年的時間裡，“常青藤爸爸”公衆号從黃任一個人開始逐步擴張為一支七十多人的團隊，公衆号的粉絲達到100萬，自主開發的APP下載量達到30萬。團隊業務涵蓋電商、内容付費、出版和英語在線課程。黃任的幼兒英語啟蒙著作《别錯過孩子的英語學習敏感期》首印兩萬冊在一個月内就已售罄。

去年一年，“常青藤爸爸”團隊的營收達到了4500萬，黃任的育兒興趣已經變成了一樁賺錢的生意，作為公司創始人，他的工作又不可避免地忙碌了起來。但他表示，和之前在投行的工作相比，自己如今有了更大的工作靈活度，可以為了孩子調整日程安排。從兒子一歲多開始，黃任堅持每天給他讀幼兒繪本，堅持至今。對他來說，這是他當爸爸以來最自豪的一件事。

男人帶娃，也沒什麼了不起

陳華椋在前段時間開了自己的公衆号“矮文爸爸”，這個之前幾乎從來不看妻子寫什麼的全職爸爸開始跟随妻子的腳步，兢兢業業地耕耘起網絡上的一畝三分地，和别人分享起當全職爸爸的心得體會。沒想到的是，他的公衆号粉絲越來越多，甚至有不少妻子的粉絲“倒戈”：“我是XX老師五年的粉絲，可是我現在更愛看你寫的東西。”從事寫作多年的妻子愕然發現最近接到的采訪請求都是間接詢問她丈夫的聯系方式，幽幽地對他說了句，苟富貴莫相忘。

美國奧本大學社會學教授Tal Peretz将這種現象定義為“基座效應”（the pedestal effect），即當男性從事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工作時收到不應得的贊美、關注和表揚。對于僅僅因為帶着兩個孩子去雜貨店購物就赢得一片贊美的Billy而言，那時的感覺的确美好，但那也尖銳地提醒他男性對自己享有的“特權”是多麼地不自知。“如果你相信性别平等，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僅僅因為某個性别的人做了非常基礎的育兒行為就被放到高台上被衆人贊美，而另外一個性别的人默默面對育兒的大部分重任是多麼問題重重。這不僅不公平，而且不符合家庭的最佳利益，育兒責任的不平衡給父母雙方都造成壓力。”Billy在博客中寫道。

陳華椋對此有着清醒的認識：“這個社會對女生是很不公平的，她們既要工作，還要回來做家務，有了孩子還要帶孩子，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覺得男生應該去分擔這個責任。”兩個多月的親自教導下，兒子吃飯的習慣是好了不少，但在學業和情商方面還未有什麼明顯的進步，在兒子的成長之路上，即使是勞心勞力的全職爸爸也沒法逾越兒童發展的客觀規律。

雖然在育兒界已經是個公衆人物了，黃任也不覺得自己帶孩子是件值得别人“wow”的事，“我覺得這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當爸的不帶，生兒子幹嘛？你要享受這個狀态，如果你願意帶，你就能帶好，這就是個熟能生巧的事。”去年黃任曾獨自一人帶孩子去北歐玩了12天，妻子因為請不出假沒有同行。他的很多朋友都覺得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自己倒是無比坦然，和孩子開開心心地去，開開心心地回了。“你要是平時帶慣了，也就是這麼回事吧，管好他的吃喝拉撒睡，平時玩的時候多看着點。”

離開智利9年，Jorge和家鄉的許多朋友都失去了聯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與他們的價值觀差異越來越大——昔日的朋友視女人為無物，對待兩性關系态度随便，都令他深感厭惡。Jorge有五個姐妹，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親經常外出工作，他在純女性的環境中長大，稱這幫助他“平衡了内心男性和女性的兩面”。Jorge的父親曾在他五歲的時候失業在家，那段時間是他的母親和大姐外出工作，撐起了整個家。因此對他來說，家庭從來就沒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嚴格區分，而是事關平衡。“我認為我們是平等的，男人和女人都應該有同樣的機會去發展。”

在Jen看來，成為全職爸爸甚至不僅事關性别平等，還事關每個人尊重自我、做所願之事的自由：“女性在家沒問題，但男性就必須要有事業——我一直認為所有的這些規則都毫無意義。我們都是人，每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興趣做想做的事，無論你是德國人、中國人、黑人或有什麼其他的身份，對我來說這從來不是個問題，我也從來不去思考它。”

“我認為唯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做你想做的事，這和你是誰沒關系。”他說。

(實習記者魯雨涵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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