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三十日，自一片石兵敗而還的李自成托名“到郊外祭天”，倉皇撤出了北京。

五月初二，清攝政王多爾衮在吳三桂的導引下，率軍進入北京城。

原本，吳三桂是打着為明複仇的旗号殺回來的。北京官紳士民并不知道吳三桂已經投清，以為吳三桂殺敗了李自成，奪回了明太子朱慈烺，正送回北京即位，争相頌揚吳三桂之“忠義”，搬出了專門迎接皇帝的鹵簿法駕出城迎接。

當八旗“辮子軍”奔騰而來，衆人在驚慌錯愕中，隻好将錯就錯地請多爾衮乘辇進城。

多爾衮一本正經的說：“我是效法周公輔佐幼主的，不可以乘辇。”

有人說：“攝國事周公也曾有過，今宜乘辇。”

多爾衮半推半就，下馬拜天，行三跪九叩首禮，又行三跪九叩首禮予關外盛京皇宮，然後乘辇進入武英殿，坐上了寶座。

多爾衮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清朝第三位君主順治帝的叔父，雄材大略，是世間罕有的豪傑人物。

學者李亞平在其著作《帝國政界往事:前清秘史》中稱，清朝之所以能成就百年基業，最大原因就是多爾衮擁有兩個傑出的兒子：皇太極、多爾衮。

清史研究專家李治亭更稱，在清朝開國史上，攝政王多爾衮無疑是決定清朝命運的關鍵人物之一。他在明清興亡的關鍵時刻，毅然決策進關奪權；又在關鍵時刻，指揮關鍵的山海關決戰，一舉擊敗李自成，清朝順利進關；再決策，定鼎北京；國家初成一統！從一定意義上說，多爾衮之開創清朝曆史新紀元，與努爾哈赤之開國奠基一樣，同具深遠的曆史意義。

多爾衮不僅是一個傑出的軍事家，更是一個傑出的謀略家、政治家。

天聰七年（1633年），皇太極對于先打明朝、朝鮮、察哈爾這三個地方中的哪一個拿不準主意。是多爾衮力主以征明為先，定下了興國大計。

此次，吳三桂與李自成相鬥，事先向多爾衮請兵，又是多爾衮敏銳地看準了時機，力排衆議，接受吳三桂的請求，順利進關，并一舉占領了北京

穩定了北京局勢後，多爾衮又一錘定音，決定将大清首都由沈陽遷到北京。

關于這個問題，在女真貴族高層發生了激烈争論。

以阿濟格為首的反對派認為清軍入關太快、補給不足，根基未穩，不宜遷都。

多爾衮卻從統一中原、雄霸九州的高度出發，提出了統一和管轄整個中國的總戰略目标，定下“建萬年不拔之業”大計。

順治元年(1644)九月，多爾衮奉迎兩宮皇太後和幼帝福臨入京，定鼎中原，實現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夢寐以求的夙願。

順治元年(1644)十月，順治帝在太和門（時稱皇極門）重行即位大典時，加封多爾衮為叔父攝政王，并令為多爾衮建碑紀功，“永垂功名于萬世”。

叔父攝政王多爾衮也的确像周公輔佐成王一樣，盡心王事。

他接收了明朝的現成政治體制，制定各種内外制度；重用漢官，倚重範文程、洪承疇、馮铨等人；規劃好南下進軍路線，分兵征戰，在明清王朝更替的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

因為功勳卓著，順治二年（1645年），順治帝晉封多爾衮為皇叔父攝政王。

多爾衮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能力越大，職權越大，責任也越大。

多爾衮當仁不讓地總攬朝綱。

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爾衮認為每次調兵遣将都要向皇帝奏請鈴印，工作效率太低，直接遣人将收貯于皇宮的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備用。

即皇帝玺印從此成為了多爾衮的“私人物品”。

在職權上，多爾衮已經和皇帝沒有很大的差别了。

事實上，多爾衮所用儀仗的種類已經與皇帝相同，都是20種。

而在順治五年（1648年）末，順治帝又把多爾衮“皇叔父攝政王”中的“叔”字去掉，成為了“皇父攝政王”！

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多爾衮即使未奉皇帝旨意，也大大方方地稱诏下旨。

順治七年（1650年）八月，多爾衮追尊生母太祖妃烏喇納拉氏，尊為“孝烈恭敏獻哲仁和贊天俪聖武皇後”，祔享太廟。

向來，隻有皇帝才可以追尊生母為皇後，多爾衮俨然已以皇帝自居。

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年（順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正值盛年的多爾衮在出獵時不慎墜馬跌傷，一病不已，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年三十九歲。

順治帝率王大臣缟服痛迎多爾衮遺體，于該年十二月下诏追尊多爾衮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号成宗；不久，又尊多爾衮正宮元妃博爾濟吉特氏為義皇後，祔享太廟。

多爾衮生前沒有做皇帝，死後終于當上了皇帝。

但這皇帝僅僅“當”了兩個多月，就劇情反轉，出現了逆天一幕。

順治八年（1651年）二月，有人揭發多爾衮生前曾制八補黃袍等物，有謀逆之心。

剛剛親政的順治立刻下诏，将多爾衮削爵，撤出宗廟，開除宗室，追奪所有封典，籍沒家産人口入官，并且，毀其墓、鞭其屍。

僅僅隻是“有謀逆之心”，多爾衮竟然死也不得安生。

究其原因，皇權向來就是不容别人觊觎的。就算你沒有染指，隻要動過這方向的心思，就是萬劫不複、罪不容誅。

多爾衮有否動過廢黜順治帝自己取而代之的心思，除了他本人，誰也不知道；而以多爾衮的當時權勢論，他要取代順治帝，也真不是多大的難事；但他終究沒有做出不軌的舉動，單就這一點，順治帝實不應全盤否定他的功績。

東晉權臣桓溫曾有“九錫”之請，這明顯是要篡位的前奏。但“九錫”之禮未得，其已病逝。則篡位迹象未現，東晉王朝仍追贈其為丞相，谥号宣武，賜九旒鸾辂、黃屋左纛等物。

另外，如白居易詩中說的，“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周公攝政之初，曾經有人懷疑周公是要篡位，但周公最終未篡；而在王莽攝政之初，人們都以為王莽會是像周公一樣的忠誠，王莽卻篡漢建新，建立了他的新莽王朝。“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僞複誰知？”

一百年後，乾隆帝當政時，終于将多爾衮的鐵案翻了過來，複其封号，“追谥曰忠，補入玉牒”，稱其“成一統之業，功勞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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