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文字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黃德寬先生發表了《了不起的漢字，迎來“最好的時代”》一文。他就“其他古老的文字在曆史長河中相繼消亡，而漢字憑借其頑強的生命力和文化活力跨越了數千年。漢字緣何擁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它的背後蘊藏着哪些悠久的曆史和豐富的文化内涵？今天的人們應該如何走近漢字？古文字學者應該如何把握時代機遇，展現漢字文化的蓬勃生機”這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精辟見解，讀後深受鼓舞和啟發。

　　但 “記錄漢語的文字”義的“漢字”這一名稱始見于何時，何時才流行開來？對于這一問題，學界一直沒有明确的答案。許多大型詞典、辭書，如《漢語大詞典》《辭海》《現代漢語詞典》等都收錄“漢字”這一詞語，但均未提供其表示“記錄漢語的文字”義的始見書證，因此迄今不明該詞的始見年代及流行年代。

　　“漢字”名稱始見于唐代漢文佛典

　　關于“漢字”名稱及其流行年代，黃德寬則首次作了明确判定：“中國古代并沒有‘漢字’這個名稱。先秦時代稱作‘文’‘字’‘書’‘名’‘書契’等，秦代才将‘文字’連稱，近代稱為‘中國文字’。到了現代，‘漢字’這個名稱才流行開來。”

　　誠如黃德寬所雲，漢字在先秦時代稱作“文”“字”“書”“名”“書契”等，秦代才将“文字”連稱。但作為與外國、外族文字相對的“漢字”這個名稱卻并非遲至現代才流行開來。事實上“漢字”名稱早在唐代的佛教文獻中就已出現，并首先在佛教界流行開來。

　　有比較才有鑒别。“言”“語”“文”“字”等都是共名，而“漢語”“漢言”“華語”“華言”“漢文”“華文”“漢字”等是别名，如果在“語”“言”“文”“字”前加上“漢”“華”這一類代表民族名的定語，成為一個偏正結構的名詞，這類名詞必然是産生在與他民族語言區别、比較、傳譯的語境中。而此類語境也隻有在不同民族語言大面積接觸、高頻率比較、持續性傳譯的基礎上才能形成。那麼，曆史上華夏族、漢族的語言文字最早與他民族語言文字的大面積接觸、高頻率比較、持續性傳譯，則非東漢末年佛教由印度、西域傳入所促成的大規模的佛經翻譯莫屬。“漢語”“漢言”“華語”“華言”“華文”“漢字”的産生最早是與“梵語”“梵音”“梵字”“胡語”“胡音”“胡字”等相對的。

　　目前看到的最早用例都出現在漢文佛典（或與佛教内容關系密切的中土文獻）中。如唐義淨譯《梵語千字文》卷1：“為欲向西國人，作學語樣，仍各注中，梵音下題漢字。”唐定賓作《四分律疏飾宗義記》卷6：“然此等字，且以漢字替之，實亦難同也。”唐全真集《唐梵文字》卷1：“梵漢兩本同學習者，細用其心，一二年間即堪翻譯，兩國言音字義同美。夫欲翻譯持念習瑜伽行者，先令精凍此文，梵漢雙譯，梵字漢字，漢識梵言，梵呼漢字者或多或并，有二合三合，或單或覆，但看字母音韻具在别卷聲韻兩段。”日本最澄撰《傳教大師将來越州錄》卷1：“般若心經梵本漢字一卷，梵、漢字金剛輪真言一卷。”新羅崔緻遠撰《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卷1：“複至神龍年中，與喜學奉诏于林光殿譯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三卷。藏本資西胤雅善梵言，生寓東華，精詳漢字。”

　　由此可知，自初唐開始，“漢字”一詞在佛教典籍中已經常見，不僅流行于中土僧人筆下，而且也經常出現在使用漢文書寫的日本、朝鮮僧人筆下。究其原因，“漢字”一詞開始也是出現在佛經傳譯的過程中與“梵字”“胡書”相對應的語境中。

　　嗣後，“漢字”一詞不僅在漢文佛典中，也在中土文獻中迅速流傳開來。宋沈括《夢溪筆談·雜志一》：“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遼史·太祖本紀》：“甲子，诏礲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紀其功。”《金史·撒改傳》：“（子）宗憲本名阿懶，兼通契丹、漢字。”元劉祁《歸潛志》卷13：“其僧皆發，寺無繪塑。經語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筆》卷5：“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清趙翼《陔餘叢考》卷14：“诏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

　　不過，從上引各例可知，“漢字”也都是出現在與“胡”“高麗”“遼”“契丹”“突厥”“女直”“蒙古”等他國、他族相對的語境中。

　　“漢字”取代“漢文”成為通用稱謂

　　據筆者調查，“漢語”“漢言”“華語”“華言”這些詞語始見于後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漢文佛典中，但為什麼類似的“漢字”卻要晚至唐代才始見于漢文佛典呢？以筆者淺見，恐怕與“漢語”“漢言”“華語”“華言”同時出現的還有“漢文”一詞有關。

　　“漢文”本來是指“漢朝的語言文字”。後漢支婁迦谶譯《道行般若經》卷1：“佛泥曰後，外國高士，抄九十章，為道行品。桓靈之世，朔佛赍詣京師，譯為漢文，因本順旨，轉音如已，敬順聖言，了不加飾也。”支婁迦谶是後漢桓帝末年（167年前後）從月氏來到洛陽的譯師。所以此中的“漢文”可以理解為“漢朝的語言文字”。正如鄭奠先生所言：“‘漢語’這個詞的意義，最初指的是漢朝人的語言，後來發展成為漢民族語言的名稱。”“漢文”這個詞也從最初指漢朝人的語言文字，後來發展成為既可兼指“漢民族的語言文字”，亦可專指“漢民族的語言”或“記錄漢民族語言的文字”（有時甚至指漢語言文學）了。

　　苻秦昙摩難提譯《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卷1：“于安定城，二月十八日出，至二十五日乃訖。梵本三百四十三首盧冶傳為漢文，一萬八百八十言。”這裡的“漢文”已相當于“漢族的語言文字”。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1：“又梵書制文有半字、滿字。所以名半字者，義未具足，故字體半偏，猶漢文‘月’字虧其傍也。所以名滿字者，理既究竟，故字體圓滿，猶漢文‘日’字盈其形也。故半字惡義以譬煩惱，滿字善義以譬常住。又半字為體，如漢文‘言’字。滿字為體，如漢文‘諸’字，以‘者’配‘言’方成‘諸’字。‘諸’字兩合，即滿之例也。”其中之“漢文”似又專指“漢字”。

　　正因為“漢文”已兼有表示“記錄漢語的文字”的“漢字”功能，所以“漢字”這一名稱遲至唐代才出現。

　　當然，其間還稱為“唐字”“華字”“華文”“中華文字”“中國文字”等。如唐道宣撰《集古今佛道論衡》卷4：“道士張惠元問曰：‘音是胡音，字是唐字。翻胡為唐，此有何益？’答曰：‘字是唐字，音是梵音。譯梵為唐，彼此俱益。　’”《舊五代史·契丹傳》：“德光本名耀衢芝，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宋志磐《佛祖統紀》卷43：“第四書字梵學僧，審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宋呂夷簡等編修《景祐新修法寶錄》卷2：“上一部本西天竺書，今先翻為中天竺字，然後譯從華文。”《宋史·外國傳》：“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别種……國中文字用梵書，以其王指環為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即用焉。”清梁章钜《浪迹叢談·日本》：“日本，古倭奴國，唐鹹亨初更号日本，以近日出而名也。其國有官名關白者，猶雲宰輔之職，代相更替，專國政。國習中華文字而讀以倭音，俗尊佛，尚中國僧，敬祖先。”

　　那麼，在衆多的表示“記錄漢語的文字”的詞語中，何以“漢字”最終勝出？

　　首先，筆者認為，“漢文”一詞最早也是因朝代、地域而命名（漢朝的語言文字），後來因“漢”泛指“漢民族”，故“漢文”遂不限于漢代，從南北朝開始為曆代通用泛指“漢族的語言文字”。而同以朝代、地域命名的“晉文”“秦文”“齊文”“隋文”中之“晉”“秦”“齊”“隋”等朝代稱最終未能成為民族稱，與梵、胡等民族名不匹配，覆蓋的範圍小、時間短（當時都是某朝代的譯者在所屬朝代的小範圍、短時間中所用），不足以與梵、胡、夷等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字對稱，故昙花一現，迅即被淘汰。

　　其次，“漢文”最終被“漢字”替代，則是因為“漢文”之“文”，一般認為是“語文”（“語言文字”，甚至是“語言文學”）的意思，習慣上又分别指口頭語和書面語（所謂“言文一緻”即表達了這一意思）。既然“漢語”已從“漢文”中析出，專指“漢民族的語言”，那麼“漢字”也應從“漢文”中析出，用以專指“記錄漢語的文字”。另外用“中國文字”等也不夠準确，傳統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包括漢民族語言文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中國有五十六個民族，有不少民族也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故而嚴格地講，“中國文字”的内涵與“漢字”也并非完全等同。這大概就是“漢字”這一名稱最終勝出的原因。

　　（作者系中國語言學會理事、中國訓诂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董志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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