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私自煉鐵普遍嗎?冗官冗政現象作為傳統王朝的痼疾，貫穿了秦以後的中國古代曆史，尤其是隋唐之後，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明末私自煉鐵普遍嗎?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明末私自煉鐵普遍嗎

冗官冗政現象作為傳統王朝的痼疾，貫穿了秦以後的中國古代曆史，尤其是隋唐之後。

以冗官現象較為嚴重的兩宋為例，北宋徽宗大觀末年（1110年）有20882258戶，比東漢桓帝永壽三年（157年）的戶籍增長了不到一倍，但官員數量卻增長了五倍多。到南宋甯宗時期，南宋和金的戶口合計數與北宋徽宗大觀年間差不多，官員數量卻比東漢時增長了十倍還多。皇統議和後，宋、金之間以大散關為界，南宋和西夏在地理上實際已不接壤，然而北宋為了與西夏戰争臨時增設的一些官員、機構，直到南宋滅亡也未能裁撤。

在這些尾大不掉的冗官冗政現象中，最為奇特的是遼饷。

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因遼東局勢日壞，朝廷計劃出兵遼東打擊後金政權，但經曆了“萬曆三大征”的财政早已無法支持這種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遂采取“加派”的方式征收臨時性賦稅“遼饷”。除貴州外，天下田地每畝加收三厘五分銀。因為天下疲敝，這種臨時性的賦稅如果持續時間太長，很容易導緻不堪重負的民間發生民變，因此朝廷希望通過一次快速而迅捷的軍事行動解決後金問題。

然而随着明軍的節節敗退，“遼饷”也水漲船高，經過萬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兩次上調，額定為每畝九厘，無論遼東形勢如何變化均常态化征收，後又出于相同原因加派剿饷、練饷，合稱“三饷”，一直征收到明朝滅亡。

“三饷”本來是臨時性稅收，征收額度較大，萬曆四十八年遼饷即高達五百二十萬兩，超過政府全年正常開支，此後無論遼東戰事如何變化，遼饷隻增不減，這種涸澤而漁的征收方式極大地耗盡了民力，激化了社會矛盾，加速了明朝的崩潰和滅亡。

清軍入關後，作為“遼饷”的起因，對“三饷”之弊心知肚明，為籠絡人心，安定尚未完全平定的北方，攝政王多爾衮在順治元年（1644年）公告天下：“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饷，以緻民窮盜起，而複加剿饷，再為各邊抽練，而複加練饷，唯此三饷，樹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饷、練饷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

然而順治三年，清朝又按每畝九厘的舊例“複征遼饷”，為了避免自食其言被民間指責，玩了一個文字把戲，借口清朝征收賦稅的制度彙編《稅役全書》依據的是明朝萬曆年間的稅種和稅額，“錢糧則例，俱照明萬曆年間”，而遼饷是萬曆四十六年開征的，因此不在蠲免之列。這顯然是個搪塞之詞，最荒唐之處并不在自食其言，而是在于作為一項臨時性稅收，征收遼饷的目的是為了消滅割據遼東的後金-滿清政權。

清廷也很快意識到這個問題。順治十四年，清廷為避去“鐵鍋炖自己”的尴尬和不吉利，将“遼饷”改名稱“九厘金”，寫進《賦役全書》，從一項臨時性的稅收變成固定正賦。從此，遼饷這項用于滅亡清（後金）的稅賦一直征收到清滅亡。

很顯然，清對“遼饷”的弊病認識清楚且深刻，而且征收遼饷“師出無名”，名不正言不順，然而清廷依然堅持不放棄遼饷，固然因為其是一筆巨大的收入，更是因為這項收入從明末收到清初，早已形成了穩固的利益結構和利益鍊條。

例如遼饷的征收中，朝廷往往隻派定額，至于“論畝”“照糧”還是“照銀”，各地常常不一，留下巨大的靈活空間。

再比如，數額巨大的遼饷勢必涉及火耗問題，明清從民間征得的稅金都是成色不一的銀塊，這些銀塊要改鑄成五十兩一錠的銀铤，其間必然發生損耗，改鑄的實際損耗在百分之一二左右，即每兩白銀損失一兩分，由納稅人承擔。在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出土的江口沉銀中，就有錾刻“石門縣征完遼饷伍拾兩”字樣的明朝官銀。

百分之一二的損耗尚可接受，然而在清朝實行“火耗歸公”的改革之前，民衆增繳的“火耗”高達每兩白銀兩三錢之多，比實際損耗高十多倍，而其中的差額，被各級官吏利益均沾。一旦上千萬兩的遼饷罷征，各級官吏就少了上百萬兩的油水。清朝的統治者需要錢，利益鍊條上的各級官員也需要錢，羊毛出在羊身上，受苦的就隻有百姓了。

戰時臨時設置的機構裁撤不了，戰時臨時下放的權力無法收回，戰時“事急從權”“便宜行事”而采取的種種措施在戰後無法廢止，究其根本在于治理水平低下，在設置種種臨時機構、政策的時候，并未限定其時效和廢止條件，使其形成了穩固的權力結構和利益鍊條，權力結構保證了利益鍊條的存在和運轉，利益鍊條反過來鞏固了權力結構，将“臨時”變成了“常态”。

（作者系大學教師、曆史學者）

•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劉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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