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結構性歧視困境的美國穆斯林群體?來源：光明日報【鳴镝】 ，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深陷結構性歧視困境的美國穆斯林群體?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深陷結構性歧視困境的美國穆斯林群體

來源：光明日報

【鳴镝】

作為東西方文化截然對立的縮影，美國對伊斯蘭文明的反感乃至排斥可謂由來已久。生活在美國境内的穆斯林群體一直人口數量不多、政治參與度較低，在來源國、教派乃至社會階層、地位方面分化程度很高，因此長期處于社會“邊緣”。“9·11”事件的爆發，堪稱美國穆斯林命運的重大轉折。自此，該群體被部分美國政客、媒體和大衆輿論不加區别地定性為“一個國家的仇人”，并将之與“國家安全”和“本土恐怖主義”等議題進行高度關聯，也因而成為國内仇恨犯罪、歧視和排擠的主要對象之一。随着“伊斯蘭國”在全球制造恐怖襲擊事端，異化穆斯林的趨勢在美國潛滋暗長，再加上特朗普總統任内頒布帶有鮮明歧視色彩的“禁穆令”使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針對穆斯林群體頒布旅行禁令的國家，而特朗普本人也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反穆斯林不當言論，這不僅導緻美國穆斯林倍感孤立，也使極右翼組織和反穆斯林仇恨團體伺機造勢，加劇了美國社會的族群矛盾與認同危機。

拜登上台後緻力于從移民政策、難民政策、公共部門人事安排等方面釋放有利于穆斯林的積極信号，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公共衛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尚未緩解的大背景下，作為栖居美國多年的宗教少數派和一個半數以上均為移民的多族裔群體，近年來美國穆斯林的生活處境堪憂。據統計，2007年美國約有穆斯林235萬人，2017年該數字升至345萬，占美國總人口比重為1.1%，預計到2040年，穆斯林将取代猶太教徒成為美國境内僅次于基督教的第二大信教群體。而根據社會政策和理解研究所（ISPU）2018年的調查，美國穆斯林家庭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占18%，全美一般家庭收入該比例為31%。與此同時，33%的穆斯林家庭掙紮在貧困線邊緣，該值遠高于全美一般水平（24%），黑人穆斯林、非公民穆斯林在其中占比較高。鑒于貧困與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區确診率和死亡率之間關系非常密切，加之在疫情中首當其沖的黑人占美國穆斯林人口的28%，此次危機對穆斯林社區的沖擊不言而喻。更糟糕的是由于對該群體長期忽視，疫情以來僅迪爾伯恩、南加州和紐約市公布了穆斯林群體的少量社區健康數據，美國阿拉伯反歧視委員會全國主席薩默·哈拉夫據此指出：“我們無法像其他社區那樣申請到充分的資金和幫扶，因為就連穆斯林社區的基本情況數據目前都還不被官方全面掌握。”

除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持續處于低位外，美國穆斯林還深受潛藏于社會肌理的結構性“伊斯蘭恐懼症”所擾。之所以被冠以“結構性”，是因為對美國穆斯林群體的偏見全面内嵌至國家治理體系的各個層級：一方面折射在警察、媒體代表和法律體系的日常運作中；另一方面，則通過反穆斯林仇恨團體、反穆斯林集會、有組織的反對清真寺建設或擴建、破壞公物和反對穆斯林難民重新安置等社區活動直觀體現出來。具體而言，美國穆斯林目前遭遇的結構性歧視可解構為四個層次：

第一，立法與司法不公制造釋法、執法灰色地帶。雖然宗教自由被明确載入憲法第一修正案，以确保政府在各教派之間維持中立和充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但除了前文提到的特朗普頒布的13769号行政令（禁穆令）外，包括《愛國者法案》《防止暴力極端主義行動計劃》等均為國家授意防範穆斯林群體的典型立法，它們的合法性基礎即将穆斯林視為“危險的他者”故而理應被監視，甚至行動受限。研究表明，反伊斯蘭教法和其他針對穆斯林的立法往往與移民法改革或選民身份證法等事項相互嵌套，進而制造隐形偏見并迎合對特定群體的社會恐懼心理。事實上，立法導向直接影響司法公正以及人們對司法公正的認知。故而來自警察系統的種族定性與司法歧視對穆斯林群體而言尤為突出。一則警方有意對毫無犯罪嫌疑或指控的穆斯林群體格外關注，甚至進行監視、釣魚執法、秘密執法。二則根據社會政策和理解研究所（ISPU）的另一項社會調查，同等罪行下，穆斯林犯罪者被起訴和面臨更為嚴厲的法律制裁的概率高達83%，而非穆斯林此項比例僅為17%，且前者監禁時長平均為後者的3倍以上。特别是當某案件被認為與恐怖主義有關時，對犯罪者可以選擇性地增加刑期，該情況發生在穆斯林群體中的概率約為58%，相較之下非穆斯林群體僅25%。

第二，媒體偏見加劇美國穆斯林群體的邊緣化和疏離感。美國主流媒體鮮明的反穆斯林傾向甚至可追溯至“9·11”事件之前，對穆斯林的高度污名化使之成為被媒體話語刻畫的最為負面的少數群體之一。一項對《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的話語分析顯示，如果暴力事件犯罪者為穆斯林則獲得媒體曝光的可能性比非穆斯林犯罪多770%，篇幅長度也是後者的2倍有餘。而在刻意突出穆斯林身份特征的詳細報道中，刻闆印象比比皆是，如頻繁使用“暴力、憤怒、瘋狂、不文明、非理性、危險”等帶有強烈負面導向的詞彙，并不同程度夾雜着“伊斯蘭教是暴力宗教”“穆斯林意圖破壞美國民主和西方文明”等論調。媒體在渲染“伊斯蘭恐懼症”過程中發揮着“偏離放大螺旋”效應，在刺激了對穆斯林群體不甚了解的美國公衆越來越多的懷疑、不安和焦慮情緒的同時也加劇了穆斯林對美利堅認同的疏遠情緒，削弱了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度。

第三，社會輿論環境包容度下降，極端組織趁勢而起。美國的穆斯林持續受到公衆厭惡和公然歧視。《美國穆斯林調查報告2020》數據顯示，即便他們對國家感到滿意的人數比例（37%）比一般公衆（27%）或無宗教信仰者（16%）更高，且他們當中高達85%的人表達了強烈的美國身份認同，但2020年仍有60%的美國穆斯林表示經曆過宗教歧視，51%的人稱遭遇過宗教霸淩，這一數字高于其他任何宗教團體的上報情況。求職過程中，33%的穆斯林受到歧視，隻有5%的猶太人和8%的普通民衆有此番經曆。而在同執法部門互動、接受醫療保健服務或在公共場所活動時，穆斯林受歧視的比率亦遠高于猶太人和普通民衆。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2019年的仇恨犯罪統計，穆斯林是宗教仇恨事件的第二大目标，反穆斯林仇恨團體通過線下宣傳集會以及臉書、推特等大型社交媒體平台活躍度很高。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統計，2020年美國境内有大大小小近40個反穆斯林仇恨團體，特朗普連任失敗後，原本寄希望于他的全美最大反穆斯林組織“為美國行動”開始調整活動策略，尋求與州和地方兩級民選官員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他們一改往日的“散兵遊勇”模式，緻力于推動美國的“伊斯蘭恐懼症”向“産業化”方向發展，“産業鍊”由理查德·梅隆·斯凱夫基金會、貝克爾基金會、捐贈者資産基金會等“金主”注資，10年間這項投資高達4260萬美元，而包括網絡博主、學者、宗教領袖、草根團體和政客極力向美國民衆灌輸“穆斯林是國家敵人”的理念和認知，最終誘導公衆加深對穆斯林的仇恨與偏見。

第四，穆斯林難民安置受阻，凸顯美式人權雙重标準。雖然美國一直以來自我标榜為“人權燈塔”，宣稱給予各族裔、人種、教派、邊緣群體平等的包容和保護，但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并将仇視和打擊矛頭直指穆斯林群體，一方面多次發表貶低伊斯蘭教的言論，将伊斯蘭教比作“世界上最極端的宗教”“惡性腫瘤”，稱伊斯蘭主義是一種“隐藏在宗教外表背後的政治理念”，對穆斯林的恐懼是“合理的”。另一方面，完全不顧國際人權承諾，大幅減少通過重新安置計劃接納的難民人數。數據顯示，2016年，美國幫助12600名叙利亞難民進入美國，2018年這一數字僅為62人。2016—2019年間難民安置到美國的總數下降82%。來自宗教受害最嚴重國家的穆斯林人數下降了90.6%。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亞的難民人數分别下降了96%、95%和85%。上述言行不僅導緻美國穆斯林在個人身份認同、族群身份認同和國家公民身份認同方面陷入高度緊張和沖突，同時也使得反美主義情緒在伊斯蘭世界格外高漲，無疑削弱了穆斯林對美國民衆的“同理心”，助長了極端趨勢，某種程度上給美國民衆的基本人身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

2016年以來，美國穆斯林不斷受到新納粹、3K黨等的言語污蔑甚至暴力攻擊。調查顯示，三十歲以下的年輕穆斯林中超過20%的人打算在必要時離開美國，畢竟這樣的生存處境似乎比“9·11”事件之後的幾年還要岌岌可危。就算拜登采取種種緩和與穆斯林關系的政策措施，但更複雜的情況在于，一則美國系“伊斯蘭恐懼症”的潛在受益者，如果沒有這樣看似格格不入的“他者”或“外敵”，角力中的兩黨既缺少了一個國内問題的“替罪羊”和壓制對方的取勝策略，也無法向公衆掩蓋美國本土遭遇恐怖襲擊的真相：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進行政治幹預和軍事入侵才導緻多個伊斯蘭國家内部矛盾激化、恐怖主義橫行；二則仇視穆斯林的本質即在美國法律、政治對話和公民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受到經濟衰退、再分配機制失能、新冠肺炎疫情等情況的沖擊，無論是因“弗洛伊德之死”而震動全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還是近來愈演愈烈的排亞風潮，都指向一個事實：包括仇視穆斯林在内的種族主義具有系統性、持續性和破壞性，美國若無意從根源上反思、緩解，那麼不僅沒有少數族裔能夠幸免，也會對處于主體地位的白人造成嚴重反噬。

（作者：王聰悅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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