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聚焦：

無罪推定原則在世界各國盛行，但中國卻未明确将其納入現行的法律系統之内

1、無罪推定原則的來源及産生曆史背景

“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一個完整的法律思想和概念，普遍認為是由18世紀意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Cesare Beccaria，1738—1794）提出的。

1764年7月，貝卡利亞在其著作《論犯罪與刑罰》中提出了“無罪推定”的理論，他指出：“在法庭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隻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及“如果犯罪行為沒有得到證實，那就不應該折磨無罪的人”。

由于當時刑訊逼供泛濫，被告往往被屈打成招。他特别指出這些在審訊過程中遭受酷刑迫供的被告可能是無罪的，又或者所受的審訊已超過了法律規定的懲罰被迫嫌疑人承認犯罪。

因此，貝卡利亞認為在法庭判決之前，不能認定被告有罪，也不能對被告施加懲罰。

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法》中對無罪推定原則的闡述，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甚至别國元首邀請貝卡利亞擔任高位。

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存在的矛盾，即會有刑訊逼供的情況導緻冤假錯案的發生，反應最強烈的是無産階級，這說明在壓迫與被壓迫的階層關系裡面，底層始終無法與上層抗衡，吃虧總是自己。

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導緻社會關系緊張，這是社會生産力和生産關系沒能充分發展的不利後果。

但普通百姓畢竟人多力量大，整體形成的規模力度足以撼動統治階級，統治階級也不願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與手無寸鐵的無産階級動幹戈，自然會制定維護自己利益的同時，形式上滿足無産階級的要求

所以，有罪推定無法繼續生存下去，因為“民能載舟、亦能覆舟”，自此，無罪推定原則開始被許多深受貝卡利亞思想影響的國家領導階級認同并納入本國的法律體系。

2、無罪推定原則在中國實行的局限性

一個原則或一項政策想要順利踐行，應當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并具備積極地意義。

無罪推定原則于我國而言是一種外來的文化，我們始終秉持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理念

但這是理想狀态，因為我們還會經常遇見人們對精華和糟粕産生歧義，分成不同的派别，開始了似乎看不到盡頭的争辯，當然，真理往往在争辯之中産生。

無罪推定原則是法律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節點，它的進步性是空前的。

然而在中國，我們卻很難去将其全部吸收，因為人們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态和社會現狀存在着較大的差異，這正是無罪推定原則在中國完全踐行的局限性。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曾說：“導緻冤假錯案的原因有多種，從深層次角度分析，潛伏在一些人心中的"有罪推定"意識是根源。”

經過大大小小的案件，我們發現，在人們的心中，會對那些被認定為犯罪嫌疑人的人産生一定的偏見、誤解，甚至仇恨。這便是所謂的“有罪推定”的體現。

刑事責任所涉及的情節案件一般是比較惡劣的，幾乎所有的情況都是正常人所厭惡的

更何況是被權威機關所認定的犯罪嫌疑人，由事及物，由物及人，導緻人們對不管是否是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事前便具有了不良的消極的情緒。

此外，一些案件尚處于偵查階段，甚至剛剛抓獲犯罪嫌疑人時，偵查部門就進行大規模表彰活動，并在大衆傳媒上宣傳。

這些"未審先判"行為都強制或無形地向社會灌輸一個事實：已抓獲的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向社會宣傳、強化"有罪推定"的意識。”

許許多多誤判案例存在我們的身邊，當真相被揭露時，我們會氣憤，甚至會爆發小規模的遊行。

因為這樣的誤判對于當事人來說，十幾年牢獄生活的精神折磨是不堪想象的，人的一生之中又有多少個十幾年？

但即使是這樣，有罪推定的意識仍存在人們的心中。

而在實行無罪推定原則的國家人民确與我們相反。“平等自由”高于天厚過地，一旦發生這類的不平等，往往會造成極大的社會危亂。

這是意識形态的不同和所追求的價值觀念不同而造成的，大部分中國人仍舊是以安安穩穩過好日子為目标，極力避免與政府有交流，這可能和中國人幾千年來盛行的帝制有莫大的關系。

一旦聽到某人是犯罪嫌疑人，大部分中國人民便開始将其身上打标簽，像人渣、流氓、危害社會、毒瘤等等，但是人們還不知道他是否是真的罪犯，人們認為這些犯罪嫌疑人會将其生活安定的日子打破，将社會和諧的環境消散，甚至有時帶着甯可錯殺也不能放過的心态。

更為驚人的是身披法袍的法官，并不是所有都是公正中立的化身，也帶有着主觀情緒，對于案件惡劣，嚴重違反道德倫理和公序良俗的，心中也常常會對犯罪嫌疑人貼上标簽，自然在審判的時候，根據自由裁量的原則，可能對被告人不利。

幾千年沉積下來的思想文化無法在朝夕之間就能改動，這種差異注定着我們無法全盤接受别人的價值理念，反之亦然，這是無罪推定原則在中國實行的最大的原因，當然除此之外也存在着立法、司法等的因素。

但尋求進步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傳統，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大勢所趨、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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