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群衆出版社，《刑偵案例選編——上海鐵路公安局專輯》

1980年3月17日早上，當上海鐵路局鷹潭鐵路分局上饒機務段财務室的财務們來段機關大院上班時，發現原本應該鎖着的财務室3間辦公室的房門都被踹開，大驚之下的财務們沖進室内去查看，發現3間房間内的12張辦公桌中的11張的抽屜都被撬開，一個木櫃和一個保險櫃的櫃門也都被砸開，現場一片狼藉。

老照片，正在工作的财務

上饒機務段機關大院

一款老式立式保險櫃

不好，遭賊了！報警，快報警！

從震驚中緩過神來的财務們立即行動起來，一部分人清點丢失的财物，有人去上報機務段領導，有人打電話向上海鐵路公安局南昌鐵路公安處鷹潭鐵路公安分處上饒站（位于江西省上饒市信州區的一等車站）派出所報案。

老照片，鐵路警察

此案非同小可，接到報案後，鷹潭鐵路公安分處處長點齊刑偵技偵幹警30餘人驅車從鷹潭趕赴上饒（兩地距離104公裡），随後南昌鐵路公安處分管刑偵的副處長、刑偵科長和技術科長也帶着3名技偵專家從南昌搭乘旅客列車趕到上饒（兩地距離250公裡），陸續投入到現場和現場周圍範圍的勘查和群衆查訪工作中。

中心現場位于上饒機務段三層辦公樓底層東側的财務室，裝着保險鎖的房門門闆及門框都被踹破，門闆上踹出了一個能容1人鑽過的洞，門闆上留下了銳器撬鑿痕迹和7個女式高跟雨鞋的鞋印，室内的地面上也發現了大量的女式高跟雨鞋的鞋印。

室内總共有12張辦公桌、1個木櫃和1個立式中号保險櫃。其中11張辦公桌的抽屜、木櫃的鎖都被撬開，裡面的物品全部被翻了個底兒朝天，這些辦公桌内總共被盜1台袖珍電子計算器、1副中式象棋、1條舊毛巾、5盒鳳凰牌香煙；保險櫃的暗鎖被砸穿，櫃門被撬開，櫃内的現金5190元被盜。室内遺留着1根鐵棍、2把鉗工用扁鏟和1把除鏽用的锉刀。中心現場沒有留下任何指紋痕迹。

鉗工用扁鏟

除鏽锉刀

在距離中心現場500~700米處的家屬區，警方在機務段家屬區的巷道裡先後發現了被罪犯丢棄的計算器、象棋、舊毛巾、香煙、若幹枚硬币以及1雙舊的23号女式半高筒雨鞋和1隻舊的黑色背提兩用包。背提兩用包内有1本中國分省地圖冊和1本日記本，地圖冊外面包着一層包書紙，紙上印着“一機部機械研究院機電研究所”字樣，封面還寫着“芮士瑩”的人名。日記本的封皮扉頁上也寫着“芮士瑩”的人名，内頁還寫着“芮宛林”、“王小三”等人的人名和其他文字。周圍半徑1000米内的現場勘查也沒有提取到任何指紋痕迹。

根據現場勘查和初步調查訪問的結果對犯罪分子進行了刻畫：

從破門撬鎖的程度看，罪犯是一個年輕力壯的男性；從踹門高度和罪犯能從踹破的門洞鑽入室内的情況看，罪犯身高1米65左右，體态适中，但十分壯實有力。

丢棄的女式半高筒雨鞋與作案現場留下的鞋印相同，說明案犯是故意穿着女鞋作案，目的是為了轉移警方的視線；又将容易被認出的贓物丢棄，隻攜帶現金逃跑，說明罪犯的作案手段老練、是個狡猾的慣犯。

罪犯敢于在靠近馬路、并有人住的3層辦公樓底層踹破三扇房門、撬開11個辦公桌的抽屜鎖、砸穿保險櫃暗鎖作案，說明是個毫無顧忌、膽大妄為的人，極有可能是有犯罪前科或被勞教勞改的在逃犯，也不排除是個精神不正常或生理有缺陷的人。

門闆上的7個鞋印都是左腳鞋印，撬鎖痕迹都是逆時針方向，遺留在現場的作案工具也放在面對保險櫃櫃門的左邊，說明罪犯是個習慣用左手左腳的左撇子。

現場痕迹表明罪犯是單獨入室作案，作案時間大約1個小時左右。

經工務段的人辨認，現場遺留的鐵棍、扁鏟和除鏽刀都是在距離現場1000米的上饒工務段修配車間廢品倉庫的東西，應該是罪犯從那裡偷來的随後又跑到機務段大院去作案，作案後又在家屬區走街串巷丢棄了部分贓物，說明案犯對上饒機務段、工務段以及家屬區等區域十分熟悉，極大可能是内部人員作案或者是内外勾結作案。

另外，在機務段行政大院辦公樓3樓值夜班的辦公室人員反映，行政樓的熄燈時間是在3月16日23時05分，然後他就睡覺了，在3月17日0時左右和3時30分左右他迷迷糊糊地兩次聽到樓下有動靜，鬧得還挺大，故警方推斷作案時間是在0時至3時30分左右。

根據以上刻畫，警方認為這是一起性質嚴重的入室盜竊案，且盜竊金額巨大。故而決定就地在上饒站派出所成立3.17重大盜竊案專案組，對本案進行偵辦。

80年代的上饒站站房

80年代上饒站站台

為盡快破案，專案組兵分四路：第一路在上饒機務段、工務段為重點對機務段、工務段職工和家屬進行全面摸底和排查；第二路在上饒市範圍内廣泛發動群衆開展調研；第三路是通知南昌鐵路公安處管内的鐵路沿線各站派出所（總共60多個派出所）在車站布置警力布網查堵；第四路集中精力迅速查清作案工具、雨鞋的來由和地圖冊、日記本上留下的“芮士瑩”、“芮宛林”、“王小三”3人的下落。

通過廣泛發動群衆和深入調查摸底，專案組先後排摸出了86名嫌疑對象，先後發現了10多條線索。但是經過十幾天的工作後将全部86名嫌疑對象的10多條線索全部否定查清。不過還是取得了不小的進展：首先是查清了女式半高筒雨鞋是鐵路職工家屬毛菊香家在3月16日晚上被盜的；其次查明了“芮士瑩”系北京一機部基本建設研究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案發時間沒有外出過。“芮宛林”系芮士瑩的侄子，地圖冊系芮宛林從浙江老家來京時捎帶來的，随後芮宛林的父親從北京回浙江時又帶了回去。芮宛林在3月3日到江西省德興縣農墾局林化廠做工，案發前後從未離開過德興。根據芮宛林的反映：他的宿舍于3月15日被盜，丢失了裝着分省地圖冊和日記本的黑色背提兩用包1個。

随後專案組将芮宛林請到上饒，請他辨認被罪犯丢棄的贓物，芮宛林确認這些黑色兩用包、地圖和筆記本都是他的丢失物品，但是日記本上“王小三”的名字丢失前沒有，是失竊後寫上去的。

顯然，這個“王小三”将成為本案接下去偵辦的關鍵。

3月31日，專案組召開全體人員參加的案情分析會，進一步分析整個案情并對下一步的偵辦工作進行部署。确定了接下來的偵辦重點是查找“王小三”和“左撇子”，“王小三”是誰？“左撇子”又是誰？他們是同謀作案，還是根本就是同一個人。

4月1日，上饒站派出所的1名民警回憶說他曾經抓到過1個罪犯，姓王，但是名字記不清了。專案組随即查閱了1975年開始到現在上饒站派出所乃至整個上饒市公安局抓獲過的犯人檔案，查到了1個盜竊犯叫“王小三”，還是個啞巴。1977年2月28日在上饒市綜合商店盜竊作案被抓獲，但是在收容審查過程中逃跑。

檔案材料上“王小三”的簽名以及填寫内容的筆迹都是左手書寫的，經和起獲的芮宛林日記本上的“王小三”的筆迹進行比對，可以認為兩個名字是一個人寫的。

通過針對王小三社會關系的外圍調查，發現上饒工務段修配車間有個鉗工以及上饒市汽車修配廠職工王金修來往密切，這兩人都有過盜竊前科，其中王金修在1973年曾經因為團夥盜竊被判了有期徒刑2年，被同監關押的還有1名叫王文龍的同案犯，他有個叫王小三的啞巴弟弟也是該盜竊團夥的成員，但1973年那次抓捕他逃得快躲過了抓捕（王文龍并沒有把他供出來），王家兄弟原本住在上饒鐵路新村，1975年已經舉家遷出搬往德興縣。

上饒鐵路新村老照片

鐵路新村的家屬組長向專案組反映：王文龍那個啞巴弟弟王小三在3月19日回來過一趟說是來看看老鄰居，看他穿着光鮮，手上還戴着一塊新的梅花牌日曆手表，還把一隻裝着大量現金的皮夾子和幾個新包向大家顯擺。但是王小三當時隻是德興農墾局苗圃的臨時工，家裡人口又多，平素手頭一直很緊，但3月19日卻在鐵路新村的老鄰居們面前大肆炫富，十分反常。

根據現有掌握的情況分析，專案組認為王小三有重大作案嫌疑，調查的焦點轉移到王小三本人身上：

王小三時年23歲，身高雖然隻有1米65，身材也不胖，但是很壯實，很有力氣。1973年就已經在其兄王文龍的教唆下進行了第一次團夥盜竊（這次盜竊王文龍被抓，但他成功逃脫）；1977年2月28日隻身盜竊了上饒市綜合商店，是個慣犯。王小三是個左撇子，習慣左手和左腳動作。因為他是個聾啞人，因此在踹門砸鎖的時候毫無顧忌（因為聽不見動靜）；且因為他家在1960年至1975年住在上饒鐵路新村，對鐵路地區的情況十分熟悉。其在家屬區大肆炫富的錢物極有可能就是贓款。故而南昌鐵路公安處在4月2日淩晨連夜做出決定：立即拘留王小三。随即鷹潭鐵路公安分處處長親自帶着8名幹警驅車趕往德興（兩地距離10.6公裡），在德興縣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于4月2日當晚在王家将在被窩中的王小三抓獲，并在王家搜出了3390元贓款，用贓款購買的2塊梅花牌手表和67件上等衣料。同時，警方還帶走了王小三的哥哥王文龍和其父王某某。

梅花牌日曆表

經審訊（專門請了啞語翻譯協助），王小三比劃着“嗯嗯啊啊”地供認了他的犯罪事實。

3月16日上午，王小三攜帶着從芮宛林宿舍偷來的黑色背提兩用包乘坐長途汽車到了上饒，當天深夜在鐵路新村和工務段偷到了雨鞋、鐵棍、扁鏟和除鏽刀等作案工具，然後跑去機務段财務室作案，作案後乘坐火車去了上海，用部分贓款買了衣物、布料和手表，并在3月19日返回上饒，在鐵路新村的老鄰居們面前大秀了一把“壕”後在其中1戶鄰居家中借宿了2個晚上後于3月21日返回德興，将贓款和買來的手表等物分給了其父母和哥哥。

至此，案情大白。從案發到結案，曆時16天。

80年代某公安分處的先進集體、個人表彰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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