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此語出自《春秋公羊傳·闵公元年》，這是孔子編纂删定《春秋》時的原則和态度，這一态度更是儒家“禮”文化的體現。

正如地圖上禁止踏入的無人區一般，在中國博大精深的語言文化中，亦有不能說出的内容。譬如：在古代封建禮法中，小輩是不能直呼長輩和尊者的名字的。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甚至，把《史記》中所有諱其父的“談”字都去掉了。

不能叫名字，難道人們就沒法稱呼老者了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因為，不能直接說出這些内容，所以，民間便産生了一些如今看來嚴苛卻頗富趣味的規矩——避諱。正如其字面意思，“避諱”二字主要是指那種統治者不許說，但老百姓又很想說的事情。避諱有大有小，形成的原因也不盡相同。有些避諱是被動出現的，諸如皇帝的名字，有些避諱則是老百姓主動創造的。

避諱并非肉眼可見，在國家政治與民間百姓對接的過程中，那些摸不着也看不到的避諱，就成了一種“隐語”。雖然，隐語的指代性時而明确、時而模糊，時而刻薄，時而幽默，但其無疑是一國語言系統中，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

封建王權的形成，促成了隐語的出現。簡單來說，隐語和直言之間的區别，就如同在甲骨文上的雕刻和在帛紙上的書寫一般。前者需要用手一刀一刀刻畫，而後者卻可以自由自在的運筆如飛。顯然，在甲骨上刻字和在紙上書寫的最大區别，并非費力或省力，而是書寫的内容。

甲骨文通常秉筆直書，而在紙上寫字卻常需曲筆諱飾。在一則較典型的甲骨文中，商王曾直言不諱地詢問臣下：“不好了，五月丁酉日，西邊将會出現禍患。”而其臣下也非常直白地回複了君上：“西邊确實有災禍，那是工方和土方兩個方國在進攻我國東西邊境。”

在這則例文中，君臣之間沒有什麼報喜不報憂的考慮，亦不懂得何為委婉。

或是因甲骨文刻畫太過費力，上古先人大多懶于制造所謂的“禁忌”和“避諱”來遮掩自己的真實意圖。仔細翻看《尚書》中記述的上古王臣言論，便會發現：那個時期的臣下不僅可以直呼君主的名字，甚至，還會不加修飾地進行恐吓，譬如：“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意為：你若是不聽話，我就殺了你，滅你滿門。

最早的政治隐語約出現在夏朝，那句著名的“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便是夏朝百姓對統治者的詛咒，意為：我們已決心和太陽共亡。這句政治隐語最妙的地方在于，它不僅将主宰人間的君主，比作了天空中的太陽，還一語雙關，詛咒了夏桀的死亡。在上古時期，“日”與“帝”發音極為相近，隻要有心人稍稍拐一下舌頭，那句“時日曷喪”就會變成“時帝曷喪”，由此可見，夏朝百姓對桀的痛恨。

至于百姓為何要用如此隐晦的方式詛咒君王，而不似從前那般直言不諱，恐怕與其直言的代價變化，有着很大的關系。因為，直言進谏付出的代價太過巨大，甚至，需要批評者失去生命，所以，後來的人們便将自己的真實想法隐藏了起來，轉而用隐語表達。

可以說，政治隐語是百姓被憤怒和恐懼逼出來的無可奈何的“藝術”。

最初，語言、文字隻是為了讓溝通變得更加明晰的工具，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又開始用語言掩飾和包裹自己的真實想法。恰是從那時開始，隐語開始發揮作用了。

這一時期，人們在推銷自己的觀點時，隻需将其像禮物一樣包裝起來。就實際效果，隐語顯然要比直言更發人深省。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包裝自己的觀點時，外在包裹的東西定不能太過繁瑣，因為，這樣會讓拆禮物的人失去耐心。

諸如：古代君臣交流，大多都會通過隐語來表達自己的看法。中華廚祖、商朝開國元勳伊尹顯然深谙此道。初見成湯時，他正是用這種隐晦的政治隐語獲得了對方的信任。據記載，伊尹第一次拜訪成湯時，肩上隻扛着一口用來烹饪的大鼎，他以食物的滋味為喻向成湯陳述了自己推崇的治國之道。

雖然，當時對話的具體内容并沒有被記錄下來，但後世效仿伊尹用隐語進谏的做法卻屢見不鮮。司馬遷在其《史記·楚世家》中也記述了這樣一則故事：相傳，楚莊王繼位三年後，不理政務，夜夜笙歌。三年之間，他隻頒布過一個政令，即“膽敢有向我進谏者，殺無赦！”迫于淫威，朝中大臣亦鮮有進谏者。

眼看國家就要衰亡，大夫伍舉冒死進宮見了楚王，他對楚莊王說道：“願有進隐。有鳥在于阜，三年不黃不鳴，是何鳥也？”隻見楚莊王笑着答道：“三年不，輩将沖天；三年不鳴，鳴将驚人。”從那以後，楚莊王一改前行，選賢舉能，整肅綱紀，楚國亦由積貧之邦蛻變為凜凜強國。

後代效仿伊尹做法的賢臣遠不止于此，但是，他們無疑都是伊尹的異代子孫。這種用諷喻來闡釋自己觀點的方法，即：所謂的“諷谏”，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語言作為思維工具的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政治隐語還有一個重要功能，那就是“禁止思考”，它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避諱”。

參考資料：

【《尚書》、《史記·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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