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之前的闫宏微，可以說是一個讓無數人羨慕的女人，出生于山西省晉中市一個偏僻小鎮的她，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南京理工大學，一路讀到了博士，畢業之後被上海工程技術大學聘用，成為了一名高校講師，獲得了上海戶口，有一個愛她的老公和可愛的女兒。

然而，進入2017年後，闫宏微的開挂人生卻被按下了暫停鍵，這一年，剛過而立之年不久的她患上了癌症。

在短短一年時間裡，她試遍了國内所有能用的治療癌症的藥物，可惜毫無裨益。直到此時闫宏微才發現，面對癌細胞，不管你有沒有錢，是平民還是權貴，縱有通天之力也隻能“望癌興歎”。

闫宏微一家

在這種情況下，闫宏微并沒有放棄希望，她認為，既然國内治不好，做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一定能挽救她年輕的生命。

然而闫宏微沒想到的是，幾乎花光了所有積蓄奔赴美國抗癌後，面對的卻是一個黑不見底的深淵······

2004年，剛剛考入南京理工大學的大一新生吳載斌，在去食堂吃飯的路上見到了學校的街舞社團“FREEDOM”的招新啟示，對街舞很感興趣的他二話不說選擇了報名，入社後沒幾個月，就獲得了在接下來的一次晚會上登台表演的機會。

吳載斌和闫宏微

晚會開始之前，吳載斌百無聊賴的在後台等待之時，突然被一名女生吸引住了目光。隻見她不停地在後台人群間穿梭，跟大家通報節目安排，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氣息。

沒一會兒那女生來到了吳載斌的面前，對他伸出了手說道：“你好，我是闫宏微，社工學院的大二學生。”

闫宏微很忙，匆匆跟吳載斌交代了節目流程就馬不停蹄地離開了。雖然兩人總共也沒說幾句話，但她的身影還是深深地刻在了吳載斌的腦海裡，他開始覺得這次晚會也挺有意思的。

闫宏微

晚會結束後，吳載斌找到以一己之力組織起了這次晚會的闫宏微：“學姐，我的手機找不到了，你能幫忙給我手機打個電話嗎？”

很快，吳載斌的包裡就響起了熟悉的電話鈴聲。就這樣，他成功拿到了闫宏微的電話，并主動承擔起了護送闫宏微回宿舍的重任。

在回去的路上，因為天氣寒冷的緣故，闫宏微不停的搓手哈氣，吳載斌見狀很自然的将自己的手覆了上去，兩個人就這樣牽着手在路燈下走了一條街，互道再見後分開。

在之後的交流中，吳載斌得知，闫宏微比他大了兩歲，山西晉中人，爸爸是老師，媽媽是醫生，喜歡運動、看球賽，現在是學校電視台的主持人。

吳載斌和闫宏微

在确立了戀愛關系後，吳載斌和闫宏微在大學裡共同經曆了四年的時光，吳載斌2008年畢業後，去了台積電當了一名工程師，而闫宏微則繼續留校碩博連讀。

2012年12月12日這一很有紀念意義的日子，吳載斌和闫宏微領證結婚了。結婚之後的第二年，闫宏微博士畢業，并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找了一份工作，和丈夫一起在上海按揭買了房。

2014年12月12日，吳載斌和闫宏微相戀十周年，結婚兩周年這一天，他們的女兒出生了，吳載斌給孩子取名為“吳思妍”，諧音“吳思闫”。

吳載斌和闫宏微

看起來，闫宏微的人生就像是一個童話一般美好。然而，2017年的1月，這個美好的童話，破碎了。

那一天，在國外出差的吳載斌突然接到了妻子打來的電話，生性樂觀、堅強的妻子突然用帶着哭腔的聲音說道：“老吳，我的胸部長了一塊腫瘤，醫生說情況不太妙······”

吳載斌接到電話後立即跟公司請了假飛回了國，在松江第一人民醫院裡，醫生嚴肅地告訴吳載斌：“三陰性乳腺癌，三期。”

三陰性乳腺癌和其他病理性的乳腺癌相比，癌細胞的增殖速度更快，惡性程度也更高，生存期較短，極易複發。2015年時，歌手姚貝娜就是因為這一病症不幸離世的。

為了抗癌，闫宏微做了乳腺全切和淋巴結全清手術，然而這并沒有遏制住癌細胞的增長，猖狂的癌細胞迅速擴散到了肺部，在這種情況下，闫宏微唯有選擇接受化療了。

一年365天，52個星期，闫宏微有36個星期在化療室裡面接受化療。化療是很痛苦的，闫宏微開始不停地脫發、嘔吐，皮膚也變黑了。即便如此，她也十分樂觀的和癌細胞做抗争：“我打了這麼多化療藥，血管都打沒了，不愧是我的癌細胞，真牛！”

闫宏微

事實上，闫宏微的癌細胞的确很獨特，不管是多西他賽、卡鉑，還是紫杉醇、順鉑，凡是能治療癌症的藥物闫宏微都試過了，但就是沒有一點作用，以至于連醫生都好奇為何闫宏微的癌細胞如此頑固。

伴随着一場大雪，2018年到了。看着外面銀裝素裹的大街小巷，有些惆怅的闫宏微心裡并沒有什麼詩情畫意，想到的隻有曹雪芹那一句“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雖然表現得很樂觀，但是一次次懷着希望看病，一次次被醫生告知“沒有效果”，這種就像是“被判處了死刑”一般的日子讓她感到窒息，她才33歲，不想這麼年輕就死。

闫宏微

人在溺水時，哪怕是一棵稻草也會将之緊緊地抓住。這一天,闫宏微聽一名病友提及：“美國有一家世界頂級的腫瘤醫院，曾經成功治愈過三陰性乳腺癌。”闫宏微對此欣喜萬分,心想：“國内水平有限，如果是科技發達的美國，說不定能治好我的病症呢？”

對于妻子的這一想法，吳載斌很是支持，雖然為了給妻子治病，他把工作辭了，家裡沒有收入，但是隻要能有一線生機他也願意全力以赴。

那位病友說的治愈過三陰性乳腺癌的醫院是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美國的科技水平當然發達，但這裡面也有一個小小的問題，美國是個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向錢看，收費高昂，有病無錢去了也沒用。

為了湊夠去美國治病的錢，吳載斌和闫宏微拿出了所有的積蓄，闫宏微的父母也拿出了一部分錢财，拼拼湊湊的總算湊夠了兩萬四千美元，差不多有16萬人民币。16萬元在我們普通人看來已經是一大筆錢财了，但是在美國，這也就是一次診療的費用。

對于未來咋辦，闫宏微倒并不擔心，這些年的學習工作中她和丈夫都有一些人脈，可以跟同學、同事們借一借，實在不行大不了把房子抵押了。

當時他們的女兒才三歲多，帶着她去美國不合适，闫宏微因此決定将女兒送到自己父母家撫養。女兒知道爸爸媽媽要“去外面工作”後，趕緊跑過去問道：“媽媽，你能找到家嗎？”“當然能啊，媽媽是大人嘛。”為了跟女兒作保證，闫宏微還和她拉了鈎。

闫宏微和女兒

2018年12月22日，吳載斌和闫宏微飛去了美國。位于休斯敦的美國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不但醫療水平先進，各項服務也很到位，到處都有沙發、玩具、金魚，還提供咖啡。不知道的還以為到了什麼五星級酒店。

當然，美國人搞這一套可不是為了做慈善的，收起費來也是相當高，光驗一下血就花了6000人民币，一套檢查下來花了兩千美元，接近一萬六就這麼沒了。

闫宏微和美國醫生

到美國後的第七天，闫宏微終于等到了醫生的問診通知，這次問診總共持續了一個小時，花了649美元，不過結果還是好的，醫生聽闫宏微講了一下她的症狀之後，一臉嚴肅的說道：“我覺得你的病情沒有這麼嚴重，應該不是典型的三陰性的症狀，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做更多的檢查，才能準确的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于是，在醫生的建議之下，闫宏微決定做一次肺部穿刺檢查。

又過了十天，闫宏微做這次手術的日子到了，這時他們卻突然接到醫院通知，說他們賬戶裡面的餘額不足了，錢不到位，醫院無法安排手術。吳載斌聽後當時就急了：“我們就抽了兩管血，怎麼可能兩萬四（美元）全花光了呢？”

醫院發來的賬單

打開電腦，吳載斌仔細看了一下醫院發來的賬單，得知光穿刺手術和後續的檢查就要2萬多美元，如果他們不再補交2000多美元的話，那麼醫院就不給做手術。

吳載斌清楚地知道，在國内做穿刺手術也就5000塊錢左右，但這是在美國，花銷不可能便宜。他甚至一瞬間興起了放棄的念頭，畢竟光做一個小手術就要2萬美元，後續治療怎麼治啊？

最終，對妻子的擔心壓倒了一切，吳載斌還是想辦法湊夠了錢，讓妻子做了手術。

做完手術，吳載斌夫婦的16萬積蓄徹底花光了，醫院方面知道他們的困難之後，委婉地表示：“長時間離開孩子對孩子的心理不好，病人剩下的時間可以陪在孩子身邊，等結果出來了再來。”

闫宏微

吳載斌和闫宏微當時在美國租着最簡陋的出租房，出門都坐公交車，兩人甚至為了喝不喝8美分一杯的飲料大吵了一架，眼見穿刺手術的報告還不知道啥時候能出來，吳載斌和妻子商議後決定：打道回府。

在即将回國的前一天，他們收到了主治醫生發來的郵件：“病人的肺部轉移竈雌激素受體ER呈陽性，癌細胞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可以采用内分泌療法進行治療。”

這就意味着，闫宏微有救了。

按照醫生的建議，闫宏微可以采取靶向藥治療。通過相應的治療藥物，瞄準特定的病變部位釋放有效元素，讓腫瘤細胞特異性死亡，并且不會波及到正常的細胞。

回國之後，闫宏微想到自己的檢查結果和複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給出的結論相反，于是又去了一次腫瘤醫院，想要咨詢醫生的意見，結果醫生告訴她：“你在美國做出來的是唯一一個孤證，跟我們的所有檢查都相反，它是不是檢測有問題。”

不久後，腫瘤醫院病理科乳腺組組長楊文濤，和腫瘤内科主任胡夕春等專家對闫宏微進行了緊急會診，并一緻認為闫宏微患的就是三陰性乳腺癌，美國那邊之所以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很可能是因為腫瘤的異質性所導緻的。

胡夕春

按照腫瘤醫院醫生的建議，闫宏微最好留在國内繼續接受治療。吳載斌雖然知道可能性很低，但還是想先試試美國醫生的建議，買對雌激素受體ER呈陽性的乳腺癌患者有效的帕博西尼吃。

這一靶向藥價格高昂，内地沒有引進，隻有中國香港有。一盒21粒，3萬人民币左右，三盒一療程。

咬咬牙，闫宏微又花了9萬買了三盒帕博西尼，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她每天吃一粒帕博西尼，一邊吃，一邊等着第六次複查的到來。之前幾次複查中她的腫瘤大多顯示增大增多，吃靶向藥到底有沒有效果，就看第6次複查了。

闫宏微

一眨眼，兩個月過去了。最先出來的是血檢結果，闫宏微的血紅蛋白正常，血小闆并未升高。她兩個月來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這是個好消息，說不定就出現奇迹了呢，我的腫瘤減小或者就不動了。”

又過了一周，CT檢查結果也出來了，奇迹并沒有發生，闫宏微體内最大的兩個病竈出現了進展，靶向治療，失敗了。

知道結果的一刹那，闫宏微崩潰了， 她一個人在醫院大廳了站了很久，說：“可是我不理解到底為什麼。”是啊，明明出現了生的希望，但這希望卻在轉瞬之間就破滅了，對闫宏微而言，就相當于再一次給她判了死刑。

闫宏微（右）

在回去的路上，闫宏微看着車窗外面的風景，嘴裡唱起了汪峰的歌曲：

“誰知道我們該夢歸何處

誰明白尊嚴已淪為何物

是否找個理由随波逐流

或是勇敢前行掙脫牢籠

我該如何存在——”

2019年3月18日，闫宏微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刻，在丈夫的懷抱裡永遠地閉上了眼睛。過了幾天，吳載斌發了一條微博：“微微去了另一個平行世界，那裡沒有疾病，如同曾經的我們，一定會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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