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和司馬光都是我國偉大的史學家，他們的政治思想在我國古代思想史中占有重大比重。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同為史學著作，二者相比較在民族觀、選賢任能等方面有許多相通的思想。本文拟從兩部著作的相關部分對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政治思想方面作對比進行探究。

作為兩位不相伯仲的文史大家，我們通過文本閱讀可以發現在《史記》和《資治通鑒》中，兩位在運用春秋筆法、對宗教态度、史學思想方面等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具體而言可進行如下比較：

1、進步的民族觀

兩部著作在叙述少數民族以及處理民族關系等内容來看，對少數民族反對窮兵黩武，主張民族和睦，體現出進步的民族觀。《史記》中為少數民族立傳。如《越王勾踐列傳》、《朝鮮列傳》等。司馬遷為夷狄民族列傳開啟了史書介紹周邊少數民族情況的優良傳統。并提出了華夏民族由夷狄而來，同是炎黃子孫的進步民族觀，主張都是皇帝的子孫，對少數民族反對窮兵黩武，主張民族和睦。

《資治通鑒》在叙述一系列民族關系問題上，能夠比較公正客觀地叙述少數民族政權或人物的功過， 提倡各民族之間應講信用、正确對待民族戰争，批評褒漢貶胡的民族偏見。在記載少數民族人物的言行時， 司馬光也能以客觀公正的态度選擇和組織材料。他對哥舒翰、姚襄、宇文泰父子等人物，都比較全面地叙述了他們的能力和功過。他特别贊賞對少數民族信守盟約、互不欺枉。因而他對搞好民族關系的事情和人物竭力推崇。記載魏孝文帝下诏對“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又引用孝文帝的話說“: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于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這種對少數民族的态度， 是與他主張正确處理民族關系相一緻的。由此可知，司馬光是深知處理好各民族間關系的重要性的。

2、歌頌建功立業的人

《史記》歌頌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人，推崇百折不撓的精神。“大禹治水”主人公大禹是英雄形象，“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亶亶穆穆，為綱為紀。”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刺客列傳》中豫讓的“忠臣有死名之義”正是司馬遷推崇的人生信條。

《資治通鑒》由于編年體的體例所限，司馬光在寫人方面力求将人物寫得客觀真實，盡量避免主觀的感情用事。司馬光在不書奇節、堅持性格趨向的一緻性，力求真實客觀的寫人原則。但另一方面，為了增強史書的可讀性，司馬光對于既不虛構又能避免呆闆枯燥作了進一步的探索。他在細節描寫中盡力展示人物風貌，在行文中增加活潑的小故事。在這一方面需要作者以個人生活經驗為标準去對已有的材料進行适當的想象，并且做出相關的取舍。相對于正史和現存雜史，凡“近譬諸身”而可能有的、能為人物頰上添毫的細節，沒有司馬光所不取的。如劉邦無賴，謂項羽“幸分我一杯羹”等。

1、春秋筆法的運用

《史記》中對人物一字定褒貶，如《匈奴列傳》中“太史公曰：孔氏著 < 春秋 >,隐，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谄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将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甯。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将相哉！唯在擇任将相哉！”司馬遷對漢武帝窮兵黩武之事借用前代之事來評價。又如：殺無罪的叫“殺”,殺有罪的叫“誅”,下殺上叫“弑”等。

《資治通鑒》則采取了視具體情況區别對待的求實态度，對其中言簡意明而又符合實際的文字表達堅持利用， 但對其中以正統王朝為是非标準的記事方法則加以抛棄。因此，盡管在《資治通鑒》中仍有許多“拭”、“伐”“、寇”“、賊”等詞，但對司馬光在叙述每一具體曆史事件時，并不是以一字定褒貶，以正統原則定是非，而是尊重客觀事實，秉筆直書，表現出完全不同于春秋筆法的叙事方法。對此，在正統者看來，那是完全大逆不道的。叙述有關農民起義的史實上，在叙述農民起義的經過中有很多勝過前人所著正史的地方， 也并未完全遵守春秋筆法。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中第一次偉大的農民起義就被稱為“起兵”,綠林、赤眉起義被稱為“以饑寒窮愁起事”.《資治通鑒》在叙事外，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九十七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一百一十八篇，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曆史觀點。

2、對待曆史人物的态度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待曆史人物時，時常情不自禁地歎息。他讀屈原投江之時“未嘗不垂涕”.司馬遷因為李陵辯護，身體和心靈遭受巨大的折磨。他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并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完成了《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在屈原身上，司馬遷崇尚忍辱奮争的生死哲學，極力贊頌這種人生觀。在給貴族人物的傳記裡，突出地描寫了一些下層人物。如：學士，他們著書立說，反映各個階級的思想，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或雜士，這類包括屠夫、刺客、遊俠等人物，他們遊說于各個諸侯國間，盡顯個人才能。還專門為下層人物下了傳記。如《刺客列傳》、《滑稽列傳》等。他因人叙事，把同一類人放在一起，集中表現人物的共同性。尤其對失敗者和弱者的同情，對俠士重義的讴歌，充分體現司馬遷個人的價值觀。

司馬光以編年為線索寫曆史，重點寫帝王、将相等上層人物，對下層人物涉及的較少。涉及到寫曆史人物時，他的感情與司馬遷不同。他認為讀書做事，“叙國家之興衰，著民生之休戚”,應該既服從封建禮教，又能為現實政治所服務，他編《資治通鑒》是給封建統治者的提供借鑒，這就符合了封建正統思想。

3、典章文化的記載不同

《史記》正如司馬遷所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它的内容包羅萬象，不僅僅局限于政治軍事，更包含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貨殖列傳》中範蠡、白圭等的故事體現出反對重農抑商的經濟思想。《司馬相如列傳》中司馬遷不惜筆墨地收入了司馬相如所寫的三賦、一檄、兩書，表現了司馬遷對司馬相如在辭賦以及散文創作方面發的賞識。

《資治通鑒》則是一部典型的政事史，例如哲學、藝術、典章制度等方面，或疏于記載，或間斷概況。對于戰國時代的著名愛國詩人屈原，在《資治通鑒》中沒有記載。對于經濟方面、文化典章制度等方面也沒有太多的記載。　　　　

4、對宗教迷信的态度

曾受業于董仲舒，骨子裡深受道家思想精髓的司馬遷在《史記》中也反映出他所受的這種影響。《史記》中所載劉邦“母劉媲。其先劉溫嘗息大澤之破，夢與神通。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産高祖。”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運用史學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五德論逐漸衍化成正統觀後，衍生出的“祥瑞”、“災異”、“占蔔”之類的内容也就成為正統史家編寫史書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資治通鑒》引用劉邦的一段史料時對于“老父”相邦全家、拔劍斬蛇等事，僅錄引了可能發生的“拔劍斬蛇”一事。由此可見，司馬光對怪誕、“天祥”之事并不感興趣。司馬光，能在當時儒家昌盛、佛老之說泛濫的北宋，有違悖五德論正統觀的思想、反對陰陽的言行是難能可貴的。當然《資治通鑒》中也記載了一些地震、月蝕等現象，但是把自然現象和曆史事實加以區别，把天象與人事分開，祛除了祥瑞怪誕的迷信色彩。

5、在史學思想方面

《史記》通古今之變，是紀傳體通史，反對專制主義，向往百家争鳴的傾向，強烈的民主性和批判性，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不是單純的記載曆史，記載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的内容，重點放在政論方面，而“成一家之言”顯示了作者的主張大一統的理想社會。

《資治通鑒》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按時間先後叙述史事，明确交代史事的前因後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統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主要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是司馬光給古代帝王編寫的“教科書”,注重政治和軍事。《資治通鑒》以曆代君臣治亂來詳細記載的史實，為後人提供曆史的借鑒。

結語

綜上，司馬遷和司馬光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家，《史記》和《資治通鑒》是不朽的著作。在修史的過程中，作者的個人政治傾向體現在作品中。此外，二者在接受儒家思想、對待養士的态度等方面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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