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铮

編者按：本文為2020年11月7日劉铮于思南文學之家舉辦的《既有集》新書分享活動上的發言，經作者授權發表。

《既有集》，劉铮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288頁，48.00元

今天的主題是“我們心愛的批評家”，這個題目公布出來之後，有一位我的朋友在網上轉發，她說：如果是作家來談啊，這個題目應該是“我們××的批評家”，在“我們”之後空了兩個字，但我們依常理推斷，這空白的兩個字也許可以填上“不屑”“厭惡”，也就是“我們不屑的批評家”“我們厭惡的批評家”，如果空白的是四個字，那也可能是“深惡痛絕”。

我們今天來講“心愛的批評家”，真的就不如先從這被人“深惡痛絕”的批評家形象說起，因為批評家的這一倒黴形象也由來已久了。

去年我讀了一本美國人文主義者、保守派批評家莫爾（More）的評論集，其中有一篇是談批評的，莫爾引用了達拉斯（E.S.Dallas）的一段話，這段話是歸納、總結曆代文人對批評家的嘲諷的，其中把批評家比作鍋匠、比作屠夫、比作蠢驢、比作毛蟲、比作剪徑大盜。為什麼比作鍋匠？大概是想說批評家所做的事無非是修修補補；屠夫，自然意指野蠻、血腥、大開殺戒；蠢驢，人所共喻；毛蟲呢，大概是說批評家，“不咬人膈應人”；剪徑大盜，也許是說批評家攘奪别人的财富，取之“無道”。

十九世紀法國有位崇尚現實主義的批評家，叫尚弗勒裡（Champfleury），他說大多數的批評家扮演的是三種角色：cataloguers（編目師）、embalmers（屍體防腐者）、taxidermists（标本剝制師），再無其他。我的理解，那就是原本已經死透了的卻要費心加以保存，而原本活蹦亂跳的卻要給它弄死，然後心肝内髒統統挖掉，最後剩下一張皮。

那麼批評家對自己就隻有恭維嗎？不是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批評家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在書信中就對批評家這一身份大放厥詞：他說“閹人是第一位現代批評家”，他說“如果我來寫一部自傳，我會管它叫‘皮條客的自白’”，他說“在我看來有學問的批評家是個畜生”，當然他自己就是特别有學問的一位批評家。批評家是閹人，用中國話說，不就是“太監”嗎？皮條客，就是拉皮條的，是不是對着普通讀者宣布哪本書很好，就像拉皮條一樣呢？無論如何，不管是被評論的對象——作家、詩人們，還是批評家自己，對批評家都有很多負面評價的。

對批評家還有一個常見的指責，就是在批評的職業化、産業化之後，作家們說批評家是個寄生性的身份。海明威就很愛這樣說，我們作家寫出作品來，養活了批評家這個行當。批評家是依附于作家的作品來生存的，是寄生性的。

對批評家有如此多的責難，有如此多的“差評”，在此我不可能也無須一一加以反擊。我就隻說這最後一條吧，也就是“寄生性”這個問題。确實，圍繞着大作家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研究群體，圍繞海明威也的确可能有一個小型的批評産業。不過，說起來，類似這種衍生性的批評或研究，恐怕不是批評的主流，也不是批評最高的體現。我們都知道，作家裡面也有很多不入流的、糟糕的人，拿他們來代表作家，可能作家的群體也會覺得不公平。事實上，海明威的作品我已經十幾年沒有重讀過了，當然他也寫過很好的東西，比如說早期以尼克·亞當斯為主角的短篇小說，甚至第一個長篇《太陽照常升起》，我都覺得寫得不錯，但是對我來說，這十幾年來沒有感到重讀的迫切需要，而且這些年也沒有改變對他的認識。但好的批評家的作品我是每天都在讀的。一個作家自信自己的作品能比批評家的作品更垂諸久遠，其實是虛榮心的反映，且未必符合事實。是不是沒有作家寫出新作品，批評家就沒事做了呢？也許有人會這樣問。但這是一個沒有太大意義的問題。這就好像是在問：要是沒有農民種植蔬菜，沒有養殖場養豬養鴨，是不是廚師就沒事做了呢？當然如果真的發生那種情況，廚師就無用武之地了。然而，那樣一種假設，它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假設的情況不可能發生，總會有人種田、總會有人養雞養鴨，也總會有人寫出新作品。

那麼如何理解作家與批評家的關系？是否可以認為他們分處産業的上下遊？的确，先有作品，後有批評，但是我們不會說因為先有水泥、鋼材，建築行業就寄生、依附于水泥廠、鋼鐵廠了。大家其實在各幹各的事。通常來說，批評家做的事，不是為詩人、作家服務的——老實說，詩人、作家是個數量非常小的群體，批評家是為讀者服務的。讀者這一群體至為廣大，心胸開闊的詩人、作家自己也屬于讀者這一群體。

說批評家為讀者服務，那他是怎麼服務的呢？他做的事又是怎麼體現價值的呢？我自己有一個“一道光”的提法。“一道光”是說批評家将一道光投射到古往今來的作品上，讓讀者注意到那個地方，讓讀者學會觀察進而理解那個地方。所謂“洞燭幽隐”，批評家是把被人忽視的、隐藏在幽黯之中的美和好指給人看。一道光束打上去，你的視線随之轉移到那個地方，把它清清楚楚地看明白了，這就是批評。當你越來越多地領受這些光線，你自己的心房也變得越來越明亮，你自己也越來越多地向外投射光線，你變得越來越會領會文學、品鑒作品，你也成為“照射者”之一了。

在我的心目中，好的批評家就是投射光線的人。一個時代越是昏暗、越是朦胧，越是難以看清看透，我們對光線的渴求也就越強烈。

那麼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呢？很不幸，如果從文明史的角度看，我常常覺得我們這個時代也許相當于東羅馬帝國時期，相當于拜占庭帝國時期，是一個漫長的衰敗期，一個漫長的半死不活的狀态，這不是針對中國來說的，而是就整個世界而言的。在我看來，如果選擇一個标志的話，那麼2001年的“9·11”事件可以作為地球文明進入衰敗期的一個标志。事實上，自從2004年德裡達去世以後，整個世界也就再沒有出現過什麼“全球性”的思潮了。當然，這種衰敗是可以而且應當上溯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隻是我們為了方便、好記起見，把它定在2001年。近二十年來，我們的文化、文明停滞了，甚至衰退了，亂哄哄的，平庸化了。地球文明進入昏暗朦胧、不清不楚、不尴不尬的時期了，像張愛玲說的，“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着惘惘的威脅”。今後怎麼樣？誰也不知道。也許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不管我的認識或預期對還是不對，有道理還是沒有道理，它都必将影響到一個人的行動——這個人就是我自己。作為一個寫評論、喜歡評論的人，我既然抱有如前所雲的想法，那我必然會采取相應的行動。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裡，我有意識地沉入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歐美文學評論中去，我讀了大量今天已被人遺忘了的評論家的著作。一方面，這是“尚友古人”，與古人交朋友，另一方面，我也是試着探尋對抗我們這個時代昏沉症的良方。

我想回到一個熱烈的、充滿個性的、充滿真知灼見的批評氛圍中去，我想回避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在我看來經常是虛假的、無關痛癢的命題，我想借古人的一股“真氣”。

在我的閱讀的過程中，有一個值得憶念的時刻：當時我在順德出差，半夜十二點，我手邊隻有一本書，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那位英國批評家沃爾特·雷利寫的一本小冊子The English Novel，一部寫到司各特為止的英國小說史。那個晚上，我為他對文學的體會之深刻、判斷之透徹所觸動，感慨很深。比如在談到英國十八世紀的女作家拉德克利夫（Radcliffe）時，雷利說過這麼一句話：Romantic Movement may be described, in an aspect, as an invasion of the realm of prose by the matter of poetry.（從某種角度看，我們可以說，浪漫主義運動是詩的題材闖入了散文的領土）這樣一種判斷，在我看來，真有石破天驚的效果：它不止把英國的浪漫主義運動講明白了，也把雨果、夏多布裡昂講明白了，同時也把“德國浪漫派”講明白了。而這種深刻透徹就埋藏在一本1894年出版的舊書裡。在那個晚上，我就在想，在中國，我們把時間放長點兒，比如說十年，在十年時間裡有沒有另一個中國人讀了沃爾特·雷利的書，得到深深的觸動和共鳴呢？也許都沒有。那麼這些深刻的話語是不是就躺在黑暗深處，也在等着“一道光”來把自己照亮呢？

我們回頭來想雷利的這句話，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浪漫主義運動是詩的題材闖入了散文的領土”這樣一種判斷有個什麼特點？這種判斷是沒法用事實推導出來的，你知道很多關于文學流派的知識，你讀了很多作品，你也說不出這句話；這種判斷，也不能用事實來證明或者否定。這種判斷來自深透的審美體驗，來自靈機一動的心理感悟，它隻能以“一語道破”的形态存在，它是不可能靠事實性的學問積累來獲得的。比如說我的書裡，其實我是不做這種判斷的，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資格，所以我還是按事實的方式去論述事情。

《始有集》，劉铮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242頁，32.00元

我們今天談“心愛的批評家”，我想說我心愛的，正是能做出這種判斷的批評家，他超越了學問，是隻有内行人才會為之擊節歎賞的。波德萊爾也說過，實際上最好的批評不是那種貌似合情合理、四平八穩的批評，而是相反，充滿激情的、絲毫不加掩飾地表露個人好惡的批評。勒南（Ernest Renan）也說過，“批評即不敬”，批評不承認“尊敬”這回事，批評就是撕去面紗，就是不顧權勢，打破神秘，本質上是不敬，是背叛。它是唯一的權威，是隻憑自己的權威。勒南說這是一種聖保羅式的精神存在：它判斷一切，卻不為任何他人所判斷。當然，勒南的表達過于激烈了，但我想說，如果有好的批評家，那他一定是一個能做出超越事實層面、超越單純學問的判斷的、充滿激情的、在某些時刻能表現為“大不敬”的批評家。

在與這些被遺忘的批評家朝夕相處的日子裡，我有時候會有一種脫離了當下、脫離了這個俗世的體驗：好像這些人就像幻影一般飄蕩在我的周圍，我的耳朵裡似乎聽到伊波利特·丹納怎麼說，歐内斯特·勒南怎麼說，阿納托爾·法朗士怎麼說，聖伯夫怎麼說，布呂納介怎麼說……就這樣，我擺脫了我認為已經相當疲沓、相當乏味、相當無所适從的當代。

當然我得承認，當我在這些故紙堆中沉溺、吟味的時候，我是不知道我要尋找什麼的。甚至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所獲得的東西能夠怎樣被加以利用。在此之前我沒有跟任何人談起過我在做這樣的閱讀，我也沒有尋章摘句的企圖，打算把它們引用到我今後的文章裡，我也沒有任何計劃，想要把這些閱讀變成一種有具體目标的研究……沒有，完全沒有。我就這樣漫無目的，像在荒野中一個人信步走走地讀着書。對我來說，可能這樣一種存在方式，就是我選擇的，與這個世界對抗、對立的方式。也是像人家說的，在一個人身上，反抗這個時代。

我想感謝那些死去的、已經被人遺忘的了不起的批評家，他們的“潛德幽光”仍然向我投來光線，讓我看清文學、看清文明，也看清自己的卑微的存在。這一切是如此之好，于是我決定，今天來談“我們心愛的批評家”。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丁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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