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銀員小秋

不知道是不是為了寫這篇文章而産生的逆向選擇偏見，但總感覺這兩年日本關于“便當”的新聞突然增多。隻要在網上随便搜索一下，負面的新聞就有：去年東京奧運組委會一共浪費了13萬份便當；大阪隔離酒店的免費便當被質疑造價和政府補貼不一緻。好的新聞比如：某鄉下靠着地方特色便當實現地域創生，而以便當文化為代表的日本食物出口即使在原材料漲價的情況下仍然實現了大幅增長。此外，羅森便利店的一位部長十年如一日地提案隻有香腸一種配菜的廉價便當。在該想法終于被商品化後實現了大賣之類的新聞也不時占據媒體的視線。其實，我們不需要太多“社會學的想象力”或者依靠類似疫情之類的非常事件，就能意識到在食物背後所擁有的除了純粹“進食”之外的社會、文化甚至是政治意涵。而便當作為日本國民文化代表又同時聯結了日常消費的這種身份雙重性則無疑讓它更受矚目。

制作便當

便當：日本國民食物簡史

關于日語裡便當（“弁當”）一詞的來曆存在幾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認為它誕生自日本的戰國時代。在行軍進餐時把食物按量分給衆多戰士的這種行為（日語：配當を弁ずる）逐漸演化為了後來的“弁當”。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該詞最早從南宋傳來。“便當”或“便道”在當時就有方便的意味。經過在日本的演變它才被現在慣用的日式漢字所替代并且專門和食物聯系在了一起。

如果不糾結它稱呼的起源而隻關注“把食物随身攜帶并在家庭之外的場所食用”這一行為本身的話，便當的曆史則可以進一步往前推。在日本石川縣的考古遺迹裡就曾經發現過目前最早的屬于彌生時代的“飯團”。而公元5世紀左右也有農家在務農時會攜帶“幹飯”随行的記錄。8世紀《日本書記》中有人們在獵鷹時會把自己的食物也放在類似飼料袋裡的記載。而在更晚的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日本人已經開始帶着飲食去賞花和遊玩。後期的這些描述更為具體，這不僅因為随着時代發展文書記錄更為進步，也因為能夠參加這些消遣活動的群體自然是社會的統治階級。也就是說，在很早的階段，便當就和社會的分層與權力構造産生了關系。

到了德川幕府統治的江戶時代，今天日本便當的原型開始逐漸确立。便當此時的發展有着兩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首先，因為德川家族長時間且大體和平的統治，日本的糧食種植逐漸穩定了下來。每日三餐也慢慢成為普通人的“标配”。再者，相伴食物供給穩定到來的人口增加又讓各類商業開始繁榮。購買專門店做的便當也成了進餐的一個選項。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種類是百姓在觀看歌舞伎表演時品嘗的“幕内便當”（幕の内弁當）。所謂的“幕内”一說是指演員在舞台大幕内側食用的工作餐，也有認為它指在每幕戲劇之間休息的時候觀衆們即座享用的美食。不管是哪一種說法，幕内便當的構成——相當分量的白飯配上幾種輔菜——都成為了今天日式便當的一個先驅。

明治維新之後，便當也像日本社會的其他方面一樣開始了“現代化”。但因為它的原型早已成立，此時便當的變化更體現在享用它的場所和情境的革新。一個重要的發明就是火車便當（日語的“駅弁”）。普遍認為火車便當于1885年在今天栃木縣的宇都宮車站誕生。因為在站台販賣的這類便當沒辦法回收容器，所以商家想出了用竹葉之類材料作為替代包裝品。由此，便當也進一步被賦予了便利性和流動性。另一個重要的場景則是學校。“富國強兵”少不了高質量的勞動力，文化教育以及同樣重要的“食育”因而被明治政府視為重中之重。然而并不是每一個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都能夠負擔起午餐。1889年，在山形縣鶴岡町一所寺廟裡開設的小學開始為貧困的孩子免費提供午餐。在新政府收入也有限的當時，學校靠着僧侶去附近住戶家挨個化緣才籌集了米錢。從此開始，由公共機構提供給學生的午餐便當（日語裡的“給食”）踏出了第一步。在今天，幾乎每個月在東京的大商場裡都會有特色火車便當的博覽會，而關于哪種校餐最好吃的讨論也是許多成年人最津津樂道的懷舊話題。

日本便當

如今，技術的發展也深刻影響着日本人對便當的享用。包括“魔法瓶”在内的發明讓便當的制作變得更方便和美味。事實上，24小時便利店裡可比肩餐廳水準的便當從根本上免除了消費者需要從頭開始制作食物的麻煩。随着日式便利店在全球的擴展，便當這種進食方式也被帶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

作為文化消費的便當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式便利店裡販賣的便當并不僅僅是一種商品，其中更包含了複雜的文化因素。便當在歐美等國家的流行無疑和日本文化的受歡迎程度正面相關。2016年的3月，日本JR東日本鐵道公司和法國國家鐵路合作在巴黎的幾座車站開設了“火車便當”的櫃台。原計劃兩個月的活動因為太受歡迎而獲得延長。根據日本媒體報道，許多法國消費者表示自己是通過包括動漫在内的媒體了解到便當從而想要嘗試的。與此同時，在米飯和相關餐飲文化也非常發達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日式便利店或者關于便當的出版物也同樣受到歡迎。我們不難從中發現一種對于現代生活方式的向往。在日本——最早一批實現現代化的亞洲國家——的大城市裡，不管從哪個角落出發基本隻要走個10分鐘就能發現一家便利店。全天候提供的食物象征着一種不被傳統家庭束縛的自由的個人主義。而不管是假大空的營銷還是真正的藝術，便當中包含的“日式美學”也能在消費社會中幫助個體實現與他人的差異化。換句話說，日本便當在充當果腹之物之外，也作為一種符号被消費着。

上述的“符号消費”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此時的便當被置于一個“異文化”的空間從而容易被觀察。而如果把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便當本身“他者化”，我們又能發現隐藏在“理所當然”背後同樣發達的符号系統。此處，人文學者們的觀察就變得非常有幫助了。

日本便利店

人類學家Anne Allison就從自己曾經在日本帶孩子的經曆出發，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于便當的“民族志”。她引用文化評論家Donald Richie的觀點指出，日式便當最重要的兩個原則在于分化和對比。前者意味着一份完整的便當需要由複數的部分組成。也就是說，它不能像日式蓋飯（日語：丼）那樣直接把配菜澆在飯上，而需要有和白飯“平行”的至少兩種配菜。而“對比”的原則則規定了這些複數的配菜需要在營養價值和彩色搭配等方面實現一定的互補。同時，“飯 菜”的組合又需要和容器形成一定的關照。這種關照可以是呼應，比如時令的菜品配上印有當季風物的飯盒；也可以是反差，比如多彩的飯菜配上單色的原木盒子。符号學家羅蘭・巴特從一個更抽象的層面也談到了包括便當在内的日本食物這種符号性。在他充滿“正能量”東方主義的著作《符号帝國》中，他多處贊美了日本飲食的“去中心化”。如果将他的觀點套用到便當上，我們會發現：沒有一個組成部分（飯盒、白飯、菜品）是真正的結構中心（也即西餐中的“主菜”），它們的意義在互相的差異中才得以存在。可能也正因此，開頭提到的羅森部長提議的隻有一種香腸的便當才一直碰壁，最後隻能依靠“性價比”才打開一番天地。

另一方面，Allison又提醒我們注意在日式便當中“自然”這一概念所具有的雙重性。就像人們刻闆印象中的日料一樣，便當也非常注重對于自然的體現。這既是對當季食材執着的堅持，也是在調理手段上對于保持原味的強調。同樣是羅蘭・巴特點出了日式自然觀中無處不在的“人工”。通俗點說，日料追求的是“要非常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費力”。從野外來到餐盤中的食物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是“純粹”的自然，但盡力重現自然的“人為”則是可以讓食物作為符号而獲得高評價的原因。一個顯而易見的代表就是日本壽司。而Allison提供的另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則是，她兒子同學的媽媽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片蘋果雕刻成菠蘿的樣子，最後放到飯盒裡變成裝飾。

飯盒裡的性别與意識形态

羅蘭・巴特理論的貢獻在于他不僅分析了社會中的各類符号系統，更揭示了在符号背後運作的各色權力關系。Allison在自己的研究中更為直接地引用了阿爾都塞關于“意識形态國家工具”（Ideology State Apparatus）的理論框架來分析在四方盒中體現出的宏大叙事。簡單來說，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一系列理論家們都認為現代國家的權力大緻可分為兩種。一種來自于直接的暴力，另一種則是更為軟性的“意識形态”或葛蘭西所謂的“霸權”。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以教育和大衆傳媒為代表的後者無疑更為常見和有效。而這種意識形态存在于所有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物之中， 便當自然也不例外。

Allison指出帶便當去教育機構進食的這一行為同時面向孩子和家長發揮了規訓的作用。作者本人的孩子當時是幼稚園裡唯一一個外國小孩，但令她感到奇怪的是每次去接他放學的時候，老師基本沒有向她反映過兒子因為日語不好而難以融入校園，而是經常和她交流他在中午吃便當的狀況。他從一開始不肯吃飯到後來可以在規定時間内甚至提前完成。這種轉換讓他擁有了和日本孩子一樣的地位。Allison由此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在這個早教機構裡學生被教導的“日本特性”與其說是語言或體态，更是一種遵守規則的思維。日本的幼稚園和更低齡的“保育園”不同，這裡的孩子已經站在了走向“學曆社會”的門檻之上。于是，能不能按照規定吃完便當在教育者們看來也是孩子們能不能走好後續道路的一個重要指标。

兒童便當

在此之上，作者進一步指出雖然孩子在用餐時的行為會成為衡量教育效果的指标，但真正被嚴格打分的通常是能不能讓孩子培養出對食物正确認知的家長。而這種家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女性。其實隻要随便觀看幾部日本影視作品，我們就能輕易發現全職主婦們的焦慮：單身時從來沒自己做過飯的女生會為了結婚特意參加廚藝班，努力給便當增加裝飾品的媽媽其實想掩蓋食物都是冷凍半成品的事實，如此種種。另一個更為生動的例子是現下仍在流行的“角色便當”（日語：キャラ弁）。這種便當需要制作者把食物在小盒子裡擺成具體的圖像。常見的有動植物或卡通主角，而有的人氣“網紅主婦”還能用便當做出世界名畫或風景名勝。這種主婦屆的“内卷”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為了讓自己的孩子可以産生對食物的興趣，進而在規定的時間和地點成為“不落伍”的學生。

誠然在一定程度上，便當也是全職主婦們表達自我和身份認知的一個重要工具。但和所有的“過度勞動”一樣，便當界的“内卷”最終受益的大概率也不是她們本身。Allison談到便當裝飾的背後是一種試圖把社會秩序“美學化”的企圖。主婦們在成為“傳統文化”的繼承人的同時，也不會再去思考其中可能存在的權力不平等。另外，和許多被“再發明”的傳統一樣，便當背後也有着巨大的經濟利益。從百元店裡販賣的插在水果上的小旗到強調防漏、保溫的上萬日元便當盒，市場也在被規訓的主婦們那裡賺到了一大筆。再往宏觀的說，今天包括零工和兼職在内的“非正式雇傭”在持續低增長的日本經濟中發揮着重要作用。這其中相當一部分的勞動力正是來自于家庭主婦。她們在婚後本來也想要找全職工作，但又不得不把白天的重要時間花在包括做便當在内的家事上。當然，給這些“半全職”主婦的配偶減稅等政策也在一個制度性的層面把這種微妙的關系進一步固化。

Allison對便當的分析發表于1990年代，且主要針對低年齡兒童的家庭，因此不管是理論還是數據都略顯局限性。但她所指出的許多結構性問題在今天也依然沒有完全被消除。一個生動的例子是在去年8月舉行的橫濱市長選舉。由于新市長将決定是否修建可能是日本的第一座賭場，這場選舉吸引到了全國範圍的關注。有意思的是，在橫濱本地人看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是要不要在市内所有的學校推廣統一校餐。橫濱是少數幾個沒有實現公共營養午餐全覆蓋的大城市。目前仍然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每天吃的是家長制作的便當，但相關議題在市議會的讨論卻始終不見進展。本地報紙《神奈川新聞》在一篇社論中尖銳地批判了這背後存在的過時性别觀。作者提到在1994年的一次議會辯論上，某男議員理所當然的發問：“為什麼要吃校餐，不能讓媽媽做嗎？”而在2014年又有議員設問：“你知道家庭便當為什麼比校餐好吃嗎？因為有媽媽的愛。”這20年間保守的聲音看上去變得收斂了，但這種所謂的“愛情便當論”正和上文分析的規訓術一樣試圖把性别權力關系正當化。早在世紀之交，日本女性婚後的就業比率就已經超過了全職主婦。而今天雙職工家庭也已成為社會的主流。根據橫濱市教委的調查顯示，7成左右的家長在給孩子準備便當的時候感覺到了負擔感。當地支持校餐團體的調查更是發現有約9成的市民都支持統一校餐而不是手工便當。

最終，進步取向的政治新人山中竹春（男）戰勝了包括保守的現任市長林文子（女）在内的多位競争對手成功當選。他在表示了反對賭場立場的同時也傳達出了将要全面推廣公共校餐的意向。隻是，上億元的預算調整意味着在短時間内許多橫濱的媽媽們還是不得不辛苦地“打兩份工”。

參考文獻：

Anne Allison, Japanese Mothers and Obentōs: The Lunch-Box as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64, No. 4, Oct., 1991.

Roland Barthes, Empire of Signs, Hill and Wang, Sept., 1983.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張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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