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勸人投案自首?近日，三亞市公安局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破獲一起“幫信罪”案件，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怎麼勸人投案自首?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怎麼勸人投案自首

近日，三亞市公安局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破獲一起“幫信罪”案件。

5月22日，該派出所在工作中得到一條線索：一名涉詐嫌疑人黃某凡，出現在海口瓊山區。

5月23日14時許，迫于警方壓力，23歲女子黃某凡投案自首。

目前，三亞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依法對黃某凡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經查，今年1月份，黃某凡在海口某酒吧玩耍時，一名陌生女子以銀行卡每轉賬10萬元可獲300元報酬為由，提出向黃某凡購買其名下的銀行卡。

因缺錢，黃某凡心動了，便答應了該女子，将其在三亞市天涯區某銀行辦理的一張銀行卡，出售予該女子，并獲利10010元。

但黃某凡不知道的是，自己正因所謂的“跑分”行為，即用自己的支付賬戶幫别人收款轉賬，獲取傭金，而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也就是簡稱的“幫信罪”。

期間，黃某凡的銀行卡被用于電信網絡詐騙，涉案資金流水達380餘萬元。目前，天涯分局依法對黃某凡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1

2015年新增的“幫信罪”

去年一年增長21倍

已成電信網絡詐騙“第一罪”

“幫信罪”，這個名字讀起來拗口的罪名，令人意外的是，竟然在2021年刑事起訴罪名中排名第三，僅次于危險駕駛罪和盜竊罪。

從“年齡”來說，“幫信罪”還很年輕。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中，新增了此罪，從當年11月1日開始施行。其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行為。

在實際中多表現為租售銀行卡、電話卡；跑分；開發違規app；為相關電信詐騙app進行廣告推廣等行為。他們構成了電信詐騙鍊條中重要一環，被稱為電詐“工具人”。

嫌疑人田某自2021年3月底至4月中旬，出借個人名下7張銀行卡及微信支付賬号，用于該團夥轉存詐騙資金并從中獲利，田某因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被刑事拘留。

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幫信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幫信罪”在設立之初，并不為人所知，但從2020年犯罪率開始激增後，人們才漸漸有所了解。随着此類案件的增多，一些法學專家開始擔心，是否存在打擊面過廣的問題？

此外，大量的“幫信罪”案件表明，參與者以青年、低收入、無固定工作人員為主，甚至出現了不少在校生涉案的情形。

因而，如何謹慎、妥善處理這類人，使得他們的未來人生不因此斷送，也成了司法機關需要面對的問題。

2

多數與出借“兩卡”有關

記者梳理發現，當前，三類涉“幫信罪”案件比較突出，一是幫助上遊詐騙團夥“跑分”洗錢的，二是為詐騙團夥提供收發短信驗證碼“服務”的，三是為詐騙團夥非法獲取并提供批量社交媒體賬号、“解封”封禁賬号的。

這三類案件，大都又涉及銀行卡、電話卡的違法使用。

結合公檢法機關辦案分析和專業研究人員意見，記者梳理“幫信罪”案件在現階段的特征，主要有四個——

3

2020年-2021年

從沉寂到激增

“幫信罪”在設立之初一直很“安靜”。裁判文書網的數據顯示，2019年之前，“幫信罪”文書不足百份，2019年有所增多，達到百份。“但之後，本罪适用迅速擴大，2021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起訴涉嫌幫信罪犯罪嫌疑人12.93萬人，同比上升8.43倍。”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高豔東告訴記者。

随之的一個問題是：為何2020年作為一個“幫信罪”節點，數量陡增，并在2021年達到高峰？

2019年10月最高檢、最高法發布了《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一”）。

在“解釋一”發布之前，刑法關于“幫信罪”的表述較為模糊。表現為既不好确定“明知”的情形，也無法明确何為“情節嚴重”，而這兩者是确認“幫信罪”的要件。“解釋一”列出了“幫信罪”中“明知”和“情節嚴重”的7種情形，給公安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辦案審判提供了具體的指導，從而使得效率提高。

深圳某區的一位反詐民警告訴記者，他們的确是在“解釋一”發布後開始大量破獲“幫信罪”案件。

高豔東表示，“解釋一”的出台是導緻“幫信罪”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此外，當前網絡犯罪本身呈現的高發态勢，導緻相應幫助行為數量龐大。

而且，“幫信罪”幫助手段較為集中，多表現為幫助上遊詐騙團夥“跑分”洗錢、為詐騙團夥提供收發短信驗證碼“服務”、為詐騙團夥非法獲取并提供批量社交媒體賬号等行為，由此催生了大量從業群體。

另外，“幫信罪”表現為串并案多發。

以販賣銀行卡為例，行為人收售的銀行卡由于實名認證限制，往往需要在全國範圍内大量購買，導緻涉案地區廣、人數多。再加之2020年10月，公安部、工信部在全國範圍内開展“斷卡行動”，集中嚴厲打擊租售“兩卡”（行為）。

2020年10月，公安部、工信部在全國範圍内開展“斷卡行動”，集中嚴厲打擊租售“兩卡”（行為）。

犯罪人數多和打擊力度大這兩點的彙合，便導緻了“幫信罪”人員數量的井噴出現。

而還有一個不怎麼被關注，但現實的原因是——“幫信人員”是整個電信詐騙鍊條中最容易到案的人員。

上述深圳反詐民警告訴記者，電信詐騙中，處于上遊的詐騙分子多盤踞在境外，如東南亞、中東等地。“像緬甸的瓦邦、果敢那些地方，它原來就是金三角那一塊區域，是專門販毒制毒的區域。”這導緻電詐中最危險的詐騙人員常常無法抓獲。同時，幫信人員大都在境内，而且其身份通過銀行卡可以快速查詢鎖定，很容易到案。

但這并非是因為抓不到電詐的主犯而抓這些幫信人員頂罪。上述反詐民警跟記者強調，幫信行為在整個電詐過程中起着關鍵作用。“這些人想要騙錢，總要有兩個東西，一個是交流的工具，另一個就是收錢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收錢的工具。”

詐騙份子在境外無法也不敢直接轉移騙來的資金，必須經過境内賬戶的轉移接力洗白後再進入詐騙份子賬戶。因而，如果沒有境内賬戶的參與，被騙資金很難流出。這也是《刑法》新增“幫信罪”罪名和公安部門嚴厲打擊“幫信”行為的原因所在。

4

“事先不知情”不是免罰理由

在“幫信罪”的辦案實踐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找各種理由辯解，“事先我不知情”“我不知道銀行卡、電話卡借給别人也是犯罪”。

那麼，不知道是不是就不追究了呢？

觀點一

代理過多起“幫信罪”案件的山東律師趙榮烈認為，關鍵在于犯罪嫌疑人主觀上是否屬于明知，如果不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則不構成犯罪；反之，則構成犯罪。

那麼，如何認定主觀上是否明知呢？

趙榮烈等認為，應按照“兩高解釋”中第11條規定的七種情形對明知進行認定。這七種情形是：經監管部門告知後仍然實施有關行為的；接到舉報後不履行法定管理職責的；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的；提供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術支持、幫助的；頻繁采用隐蔽上網、加密通信、銷毀數據等措施或者使用虛假身份，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的；為他人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提供技術支持、幫助的；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

觀點二

辦理過幾十起“幫信罪”案件的全國優秀辦案檢察官汪佩琳認為，對“幫信罪”主觀明知的認定，辦案部門會結合一般人的認知水平和行為人的認知能力，相關行為是否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行為人是否履行管理職責、是否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等情況進行綜合判斷。

觀點三

上海律師高太領的看法更直接：涉嫌“幫信罪”，不要求當事人知道對方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如果當事人知道就是共犯了，涉嫌共同犯罪。當事人不知道，但結合前因後果及基本情理，可以推斷為當事人應該知道。

所謂的“事先不知情”，站不住腳，也不是免罰理由。

據悉，最高檢今年将繼續深化措施，加強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全鍊條的治理，依法從嚴懲治為詐騙犯罪“輸血供糧”的各類網絡黑産犯罪，深入開展“斷卡”行動。

同時，檢察機關将把懲治的重點放在犯罪團夥的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和骨幹分子、販卡團夥、職業“卡商”上。

檢察官赴校園開展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宣傳

針對年輕人尤其是在校學生淪為“兩卡”犯罪“工具人”、詐騙犯罪“幫兇”等情況，堅持以教育、挽救、懲戒、警示為主，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引導青少年和學生增強辨别能力和防範意識。

有關人員表示，檢察機關還将進一步強化訴源治理，堅持數據賦能，協同推進綜合整治。針對“兩卡”管理、校園治安管理、保險行業在個人信息管理中所反映出的突出問題，通過制發檢察建議、風險提示函、簽訂備忘錄等方式，督促管住源頭，形成工作合力。

綜合：新華網、廣州日報、檢查日報等

來源： 四川交通廣播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