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傅适野

編輯 | 黃月

馬蒂是一個典型的芬蘭人，他低調内斂，喜歡安靜，重視私人空間。他盡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尊重他人的空間，不用無聊的閑扯煩擾别人。但有的時候，卻事與願違……

這是芬蘭平面設計師卡羅利娜·科爾霍甯《芬蘭人的噩夢：另類芬蘭社交指南》一書的開篇。在這本書裡，卡羅利娜以簡筆畫配以少量文字的形式，生動呈現了芬蘭人日常生活社交場景的細節。芬蘭人的噩夢包括正準備出門卻看見鄰居在走廊裡，或是電梯裡隻有自己和一個陌生人。網上廣為流傳的一張圖描繪的是芬蘭人等公共汽車的畫面，他們彼此之間保持着大概一米的距離。這些小畫最初發布在Facebook上，在網絡上獲得了超高人氣，并被各國網友稱為“社恐”指南，不少人也由此自稱為“精芬”（精神上的芬蘭人）。

這些诙諧的小漫畫在網絡上得到的熱烈回應超出了卡羅利娜的預期，同時也促使她思考，她所描繪的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窘境究竟是獨屬于芬蘭人的“噩夢”，還是一種全球化現象。在名為“芬蘭人的噩夢”的網站上，她寫到：“你不能将一種行為或者人格特質指派給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群體。比如說隻有芬蘭人是内向的，或者隻有英國人愛喝茶。既然如此，為何不将這些漫畫命名為‘全球内向者的噩夢’呢？”她認為《芬蘭人的噩夢》的主角馬蒂是一種全球性的存在，與此同時，馬蒂這種類型的人在芬蘭也是很常見的。

如果人人皆馬蒂、“精芬”到處有的話，或許我們是時候嚴肅談論一下“社恐”這件事了。從何時起，社交開始成為了一種負擔？“害羞”是在何種背景下被病理化的？當社交恐懼症成為一種互聯網語素，它又是如何引發了一種小衆的狂歡、在人群中形成一種緊密的虛拟聯結的？

公司制之下的辦公室：當社交成為一種負擔

“工作時間的縮短給工人階級的生活帶來了更多的影響，而對于中産階級而言，并沒有太大的變化：管理者和專業人士仍然花費大量時間在工作上，美國巨大的生産率并沒有幫助人們提前回家，而是拉長了他們的午飯時間、咖啡間歇和會議時間，使他們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各種工作和娛樂融為一體的活動之中。同樣地，人們就算待在辦公室裡，也花費着更多的時間進行社交：交換辦公室八卦（‘開會’），好心拜訪（‘檢查’），跟銷售人員聊天、同秘書調調情（‘士氣’）。”

這是美國社會學家大衛·理斯曼在助手協助下完成的作品《孤獨的人群》中的一段，這本書探讨了二十世紀中葉美國人社會性格的形成和演變。在這裡，他揭示出了一個正在轉型的美國社會，以及當時的公司制所生産出的既孤獨又集體化的個體。“辦公室社交”成為了這一時期辦公室雇員的典型特征。

美國作家約瑟夫·海勒曾在1974年發表的小說《出事了》中，塑造了一個典型的因辦公室社交而精神緊張的雇員形象。小說叙述者鮑勃·斯洛克姆是一位在外相當健談，但私下卻精神高度緊張的中層經理。在他工作的保險部門，他與秘書們相處愉快，也深受同事喜愛，可他卻持續活在一種輕微的緊張感之中。這種輕微的緊張感便是辦公室社交的後果之一。當休閑與工作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或者說當休閑也成為工作的一部分，人們被迫密切關注他人的需求和評價，絲毫不能懈怠。

這種新生社交型辦公室将經理和高管帶離了家庭，工作逐漸取代了家庭生活。一方面，家庭生活受到高度擠壓；另一方面，大公司也想盡辦法，試圖将員工的家庭生活納入公司的管理範疇。舉例來說，在當時，像IBM這樣的大公司對于男性員工的家庭生活總是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關注。當總裁托馬斯·J·沃特森提到“IBM家庭”時，他暗指的是IBM公司雇傭的不僅僅是工程師一人，還有他的妻子和孩子。公司在招聘員工時，經常會對潛在雇員的妻子進行篩選，有時甚至強烈建議應聘者攜妻子前來面試。根據《财富》雜志1951年的一項調查，當時一半的公司都對應聘者的妻子進行篩選，某大公司約有20%的候選人因為他們的妻子而沒被選中。根據一位公司高管透露，對管理人員來說，挑戰和責任在于培養員工妻子的态度，使其具備建設性，并負責好一切後勤工作，這樣一來丈夫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免除一切後顧之憂。

性别隔離在這一時期異常顯著。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男性辦公室雇員的附屬品，她們以“高管夫人”的形象示人。美國社會學家威廉姆·懷特在其著作《組織人》中，指出理想的“高管夫人”首先必須具備強大的适應能力，其次要熱愛社交，最後還要認同丈夫從屬于所在公司這個事實。這也暗示了妻子本人也應該從屬于這個公司，即她應當是一名全職家庭主婦，不該有工作。

管理學理論家羅莎貝斯·莫斯·坎特在1970年代對一家大公司進行的調研中發現，該公司員工的妻子時常産生自己的全部私生活圍繞公司運行的感覺。一方面，她們需要将家營造成一個溫暖的避風港，能夠讓男人在疲憊的辦公室之外尋得片刻甯靜；另一方面，她們需要參加丈夫公司的各種活動（晚宴、派對、會議、高爾夫球賽）并且要保持優雅，因為這有助于提高丈夫在公司的形象。

内向是一種病：當害羞被病理化

當社交生活被納入辦公室文化，當與人交流和維系關系成為一種正确姿态和必備技能，社交的反面——害羞——就開始面臨被污名化和病理化的危險。

早在1980年，美國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中就出現了對于社交恐懼症的診斷分類。根據美國焦慮與抑郁症協會的定義，社交恐懼症也被稱為社交焦慮障礙。它有如下幾個典型症狀：

在對需要社交或表現的場合，對别人的各種看法（包括被批評或者被拒絕），表現出強烈的焦慮或恐懼。

非常擔心自己的緊張被看出來，或者被别人當成“傻”“笨拙”或“無聊”，并因此盡量回避社交、回避表現。

有時還伴有身體症狀，比如心跳過快、惡心和出汗。

盡管意識到了自己的恐懼并不合理，依然對焦慮無能為力。

在接下來的1990年代，關于害羞的恐懼風靡一時。

Murray B. Stein曾在1996年的醫學雜志《柳葉刀》中寫到：“是否存在一種類型的‘害羞’，它嚴重到需要正規醫療的關注？”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社交恐懼症”。其實早在1993年的《今日心理學》雜志中，“社交恐懼症”就已經超越了抑郁症，被命名為“最近十年最流行的紊亂”。這一在八十年代尚未引起關注的病症，突然以一種集中且高調的姿态出現在公衆面前。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營造了一種全民恐慌——害羞不僅是個人人際交往中的巨大障礙，同時也為一個人的職業提升路徑設置了重重難關，而且不利于與陌生人或者朋友之間的禮貌互動。害羞被建構為一種對于社會責任的忽視，因而它必須引發公衆關注，“針對害羞，我們必須做點什麼”的輿論風潮開始湧動。

于是，害羞病理化和非常态化的趨勢出現了。害羞的人被視為偏離主流價值規範的越軌者，亟待被治療、被拯救、被拉回正軌。在這一“害羞是不被接受的”的社會氛圍中，害羞者發現，他們那個“越軌的自我”正在經曆生物醫學方面的重塑，同時也被迫臣服于心理治療。在《害羞的醫學化：從社會性格格不入到合群》一文中，英國蘇克薩斯大學社會學系學者蘇茜·斯科特指出了規訓越軌者的三種主要途徑，這也是病理化害羞的三種主要場景，包括理論層面的藥理研究和基因理論，臨床治療層面的治療方案、心理咨詢以及認知行為治療，以及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的自救類圖書和網絡資源中的訓導性實踐。

蘇茜·斯科特在其名為“害羞的社會學”的研究項目中指出，對于害羞的病理化是當代西方文化中盛行的特定規範和價值的延伸，在這一價值體系中，越軌者是被否定的。而作為對于變動不居的社會價值的一種反映，對害羞的病理化揭示出的一個事實是：羞澀的謙遜内斂在當下并不被主流接受，要成功我們必須直言不諱、堅定自信并且頻繁地投身于社交生活。另一方面，被病理化的害羞反過來進一步強調了當代西方文化中的主流價值，即通過競争取得成功以及自我實現。

在她看來，對于害羞的病理化，尤其是将之作為一種可以通過服用藥片來進行治療的疾病的想法，很容易将害羞歸咎于個體，從而忽視了社會層面的規範與價值。按照社會學家吉登斯對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闡述，當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變化協同創造出了一種本體論層面的不安全感以及關乎存在的焦慮。個體持續不斷地在自我與他人之間進行邊界的試探，周而複始地演練與解剖我們與他人的互動體驗。在這種情況下，在被常規化了的謹慎和過度害羞之間做出區分，實際上十分困難。斯科特進一步指出，類似的理論表明，正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曆的焦慮、不确定性與風險認知，對當下有關害羞的道德焦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換句話說，焦慮如今已經不再是異常人群感受到的一種反常情緒，反而成為了一種彌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經驗。

“社恐反擊戰”：一種基于互聯網的小衆狂歡

蘇茜·斯科特的研究發現，雖然有許多自我診斷或者被診斷為“社交恐懼症”的人傾向于服從對于害羞的病理化叙事，投身醫學或者心理學的治療，但也不乏反對者。他們往往以自己的害羞屬性為榮，并且樂于強調害羞的積極内涵（比如謙遜、敏感以及有責任心等等）。在互聯網時代，基于網絡論壇或者社交媒體的集結形式，使得“社交恐懼症患者”更容易在虛拟空間中找到彼此，并且迅速達成同盟。

在西方，反反社恐話語——也被稱作“害羞驕傲”——也在逐漸壯大。其中一個脈絡是以新世界哲學以及浪漫主義理想為理論依據，将害羞描繪成一種積極向上的體驗。比如一個名為“害羞和自由”的網站，向用戶傳達的是如何将害羞的感覺作為一種發現真我和達到對于自我更深層次理解的方式。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在文藝青年的聚集聖地、貓型人格的優渥天堂——豆瓣網，一大批自認為是“社恐”的用戶聚集起來，抱團取暖。在豆瓣上甚至有一個名為“社恐抱團取暖”的小組，組員在其中分享自己“社恐”的征兆以及表現。同時他們也因為“社恐”這一症狀集結起來，形成了一個高度團結的、具有歸屬感和聯結感的虛拟社區。除此之外，與社恐相關的網絡流行語素也廣為流傳。在傳播和使用社恐表情包的同時，在總結和分享自己的社交恐懼的同時，人們也在積極地進行着互聯網社交。這樣的社交也不限于虛拟世界。豆瓣友鄰之間的網絡情誼經常發展為密切的線下關系。豆友們時常相約見面，相談甚歡，更有甚者，與友鄰形成親密關系，甚至走入婚姻殿堂。

至此，另一個十分有趣的悖論浮出了水面。一方面，害羞的病理化加劇了害羞者的焦慮，從而使鼓勵社交的主流文化勢頭更旺；而豆瓣案例所呈現出的悖論是，當社恐者在與同類交流或讨論自己的社恐問題時，他們已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社恐，并且達成了社交的目的或結果。他們彼此之間的聯結與情誼，反而由于共同的害羞的性格特質，而更加堅固牢靠。

從被結構性地植入辦公室生活的、令人身心俱疲的過度社交，到在主流文化中被視為邊緣的、甚至是病态化的害羞，再到如今互聯網時代成為一種小衆群體身份标簽的流行症候，“社交恐懼症”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曆了外延與内涵上的種種變化。可以肯定的是，在互聯網日益發達的今天，當我們的日常生活被名目繁多的社交軟件充斥，當社交技能被包裝成求職或求偶的必要技能，害羞依然有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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