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 崔方春

紅包，在我這個古稀之人的腦子裡感覺很淺，記憶很淡，甚至沒有什麼印象。兒時拜年，長輩們随手給的五分一毛的幾張紙币，揣在厚厚的棉襖袖筒裡，一遭下來能被雙手攥出水來。一個春節得到的壓歲錢，換不來幾個練習本和幾支鉛筆，但它卻是一個學期的重要經濟來源。因此，我是盼着過春節的。至于生日，父母和親朋沒人給過紅包，從骨子裡根本不知道這檔子事兒！

追今風趕時髦，給晚輩發紅包是有了第三代才開始的。2011年秋，大外孫女出生後，好像立馬在自己的腦子裡立下了規矩，每年生日、春節和六一兒童節三次“表示”是不能缺的。入托上學以後，孩子要是取得個好成績獲得個什麼獎項，也會發個紅包激勵激勵。有為老大開的先河，小她姐姐五歲的小外孫女當然不能例外。慢慢地，給這姊妹倆發紅包竟成了我們老兩口離不開的操作。因此，由紅包引起的故事也多了起來。

2013年春節給大外孫女的紅包，是在從濟南回青島女兒家的汽車上由妻子相送的。當她拿着鼓鼓的紅包，逗着不到兩歲的外孫女磕頭作揖說拜年話的時候，小家夥憨态可掬的動作和吐字不清的話語，逗得滿車人前仰後合，樂不可支。一會兒，大外孫女好像明白了什麼，停下手中的動作，擡頭望着自己的媽媽。

幾秒鐘後，她突然很清晰地蹦出了四個字:“姥爺的呢?”女兒好像沒聽明白，很認真地問:“你說什麼?”外孫女很執着，用力晃了晃手中的紅包，又重複了她那句話:“姥爺的呢！”這時，我們幾個才醒過神來。她心目中，紅包應該是姥姥姥爺一人一個，姥爺沒給不得找“後賬”嘛!“好，好!姥爺給補上，給補上。”我一邊說一邊繼續逗着玩，才移開她的注意力。車到青島，我的第一任務是“還賬”。當然，新紅包沒裝多少錢，也沒有增加我的經濟“負擔”。但這次教訓還是提醒我，在孩子眼裡姥爺姥姥給紅包必須一人一個。

2016年4月，二外孫女在她爸爸的外派工作地韓國首爾出生，女兒也随着工作單位遷移到省城居住上班。從那時起，特别是女兒産假結束後，我們一大家子八口人開始了兩國兩地一邊四人的生活。即，我和妻子、女兒和大外孫女在中國在濟南，女婿、二外孫女及她爺爺奶奶在韓國在首爾，各自進行着不同的工作和生活。當然，也沒有機會一家人給兩個外孫女過生日，共同祝賀一番。給她們姐妹倆的紅包，成了“網銀”“微信”轉賬的例行公事，全部“資金”也就進入了女兒的生活周轉，甚至随着網購去了不同的商家。

時間一晃就是三年。2019年7月，女婿結束七年的外派工作回到國内，調到了省城。二外孫女結束了三年多漂泊生活，與自己的媽媽姐姐團聚在一起。她們的爺爺奶奶同時來到濟南，我們實現了大團圓，給外孫女發紅包成了近在咫尺的事情。

按說，如何處理紅包是女兒小家的自由，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作長輩的不宜過多地幹涉。一日，我卻萌發了自己認為非常好的想法—-給兩個外孫女單立賬戶，存儲她們得到的紅包和零用錢，分别用于姐妹倆的教育支出。這樣，既可以歸集一塊資金，為他們的教育積累一定的經濟基礎，又可以避免因管理不善給孩子造成亂花錢的習慣。這個設想建議，得到了妻子、女兒女婿的贊同和支持。女兒女婿還提出從他們的工資中拿出一部分存入外孫女的個人賬戶，積少成多，以保證倆孩子今後的受教育所需。

女婿很快給倆外孫女開好了賬戶和銀行卡，我們各自按照約定操作自然不在話下。可現實生活，特别是小孩子的内心世界，單純用轉賬方式是滿足不了的。去年給二外孫女過生日，因紅包引發的故事就令人啼笑皆非。

生日那天，我們根據預想作了功課。提前告訴八歲的大外孫女，今天是妹妹的生日隻能給她，等到你生日也給同樣的紅包。她聽懂了這個安排和道理，點頭表示同意。晚飯時刻，熄燈，唱生日歌，切蛋糕，一切按程序進行，場面熱烈，氣氛融洽。可在給紅包的那一刻，問題發生了。當二外孫女接過紅包左右端詳的時候，滿嘴吃着蛋糕的大外孫女一推盤子，哇的一聲跑着去了衛生間，任憑誰叫就是不出來。見狀，我們老兩口立馬找出400元現金，分裝兩個紅包遞過去，女兒女婿也作了同樣的表示，姐妹倆才又歡快起來。

對紅包引發的這起“禍端”以及給孩子紅包的利弊，我想了很多思量了好久。覺得，紅包作為一種習俗或文化，在加強輩分聯系，活躍家庭氛圍，增進親人情感方面有其積極意義。長輩應該正确使用正确引導，晚輩應該正确認識正确對待，避免産生消極因素。同時，要充分考慮未成年孩子的心理變化，妥善處理可能引發的不利影響。

作者簡介：崔方春，山東青州人，從事銀行工作41年，退休職工。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已發表詩歌散文數篇，出版長篇傳記《往事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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