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詞學研究

【作者簡介：宋學達，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師從王兆鵬教授，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研究員。】

内容提要 宋詞的傳播方式中，本事傳播是一種十分重要的途徑，而在宋代詞本事文獻中，有一部分是由詞作者本人書寫的。這種作者“自述本事”的現象，使得作者本人也參與到詞作的傳播之中，成為其中的重要一環，而作者的“自述本事”又進一步發展為“自評詞作”以及作者直系後輩為其書寫“先人本事”。“自述本事”及其衍生出的“自評詞作”和“先人本事”，本身具有文獻價值，而在這一現象的發展變化中，可以見出宋人對詞體文學傳播觀念的重大轉變，更折射出宋詞尊體意識發展的清晰脈絡。

關鍵詞 宋詞 傳播 詞本事 自述

文學作品的傳播，一般被理解為文學接受層面的問題，以往很少考慮其與作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作者也是參與在文學傳播之中的，而且是傳播的啟動者。因此，作者對傳播持何種态度，直接關系到作品的傳播效果。唐宋詞人對詞作的傳播，似乎漫不經意，胡寅在《酒邊集序》中說北宋初諸詞人寫詞後“随亦自掃其迹”^[1]，讓人印象深刻；而五代和凝入相後“專托人收拾焚毀”“少年時”所為“曲子詞”的著名轶事[2]，也仿佛讓人覺得唐宋詞人忌諱詞作的流傳。其實，唐宋詞人很在意自己詞作的傳播，“自述本事”，就是宋人傳播詞作的一種策略。本文試圖對學界很少關注的“自述本事”現象進行探讨，梳理其發展過程，探析其詞史意義。

一 “自述本事”的發生

所謂“自述本事”，是詞作者自行書寫有關詞作創作、傳播、接受情況的叙事性文獻。詞本事作為一類文獻，既包括載錄于筆記、詞話等著作中的相關文字，也包括叙事性詞序[3]。作者的詞序也是對詞作創作背景或傳播接受相關史實的記錄，且相對于他人在筆記、詞話中的叙述更具可靠性。同時，筆記、詞話等著作中的詞本事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來自詞序，而後人在為詞人編輯詞集的時候也往往采筆記、詞話中的本事記載，更改人稱作為詞序冠于篇首[4]。可見，詞序與載于他書的詞本事具有緊密的聯系，二者作為記錄詞作創作、傳播與接受的史料具有文獻意義上的同質性。因此，“自述本事”，也包含詞作中的詞序。

在蘇轼之前的宋代詞人中，為詞作添加題序的有近二十家之多，有題序的詞作亦不下百首，然而具有詞本事性質的卻僅為張先與歐陽修的四則，以及《墨客揮犀》卷四載宋仁宗天聖中盧氏女題壁詞自序一則，其餘皆為次某人韻、贈某人、和某人、詠物詞所詠之物、節慶詞所寫之節日等等，或者是以隻言片語交代創作背景，如某某席上作等。

張先雖然存有3則可視為詞本事的詞序，但其存世詞作總量有165首[5]之多，故張先為之書寫詞序以記錄本事的詞作僅占不到1.82%。同時，張先在詞序中對本事的書寫極為簡略，其《天仙子》（水調數聲持酒聽）與《泛清苕》（綠淨無痕）二詞的兩則詞序皆不足十五字，其一雲：“時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會”[6]，其二雲：“正月十四日與公擇吳興泛舟”[7]，都僅僅是對創作時地與創作動機的簡單說明，另一則《木蘭花》（去年春入芳菲國）的詞序雲：“去春自湖歸杭，憶南園花已開，有當時猶有蕊如梅之句。今歲還鄉，南園花正盛，複為此詞以寄意，舊詞即玉連環，在後。”[8]雖然字數較之另外兩則多一些，但叙事元素卻同樣不可謂豐富。由此可見，張先對本事的自述，是極為偶然的事情，并非刻意為之。而歐陽修《采桑子》十首前的《西湖念語》更不可謂嚴格意義上的詞序，其文單獨題名《西湖念語》，又文末稱“因翻舊阕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9]，并将詞作列次其下，很顯然是将《采桑子》十首作為《西湖念語》的一部分，其原本的創作意圖是以詞從屬于文的，隻是我們今天從文獻資料的角度去看這篇散文，才将其視為《采桑子》十首的本事。同時，“敢陳薄伎，聊佐清歡”這樣的表述，也正與胡寅“自掃其迹”的論調一緻。因此，《西湖念語》亦非歐陽修有意去為詞作書寫的本事記錄。

《墨客揮犀》卷四所載盧氏女詞序[10]雖略具刻意性，但并不包含傳播意圖，其文曰：

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随父往漢州作縣令，替歸，題于驿舍之壁。其序略雲：“登山臨水，不廢于讴吟；易羽移商，聊舒于羁思。因成《鳳栖梧》曲子一阕，聊書于壁，後之君子覽之者，毋以婦人竊弄翰墨為罪。”[11]

此則本事雖載錄于筆記，但其中盧氏自序應視為“自述本事”。題壁無疑是作者的一種主動傳播行為，但是詞序中刻意表達的主要是“毋以婦人竊弄翰墨為罪”的誠惶誠恐，并無傳播詞作的願望。因而可以說，盧氏女題壁行為的傳播意圖并沒有反映在詞序中，而對自身女性身份的尴尬辯護更同樣帶有“自掃其迹”的色彩。

從宋代早期的五則“自述本事”實例看，在這種現象發生的伊始，詞作者大多沒有試圖通過書寫本事去進行自我宣傳的想法。

二 “自述本事”的發揚與傳承

蘇轼是任何關于宋詞乃至整個詞史的研究中都繞不開的人物。宋詞的“自述本事”現象同樣是在蘇轼手中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進而得到發揚與傳承。

蘇轼存詞362首[12]，其中有可确定為蘇轼本人所寫的叙事性詞序的詞作數量為二十七首，占其全部詞作的比重近7.44%，如果再加上疑似蘇轼本人所寫的四則[13]，則可再增加約1.1%。蘇轼存世詞作多于張先近200首，故這一數字較之張先的1.82%，漲幅十分明顯。而蘇轼在“自述本事”方面對前人的超越，更體現在詞序的書寫質量上，如《水調歌頭》（安石在東海）詞序雲：

餘去歲在東武，作《水調歌頭》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從彭城百餘日，過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餘。餘以其語過悲，乃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為戒，以退而相從之樂為慰雲耳。[14]

這篇詞序與張先《木蘭花》詞序内容相似，都是回憶以前的詞作，書寫新詞，但蘇轼所寫明顯比張先更為詳盡，不止記錄了本事原委，還抒寫了詞中所寄寓的情感，讀之可明顯感受到他與蘇轍的手足之情。另外，蘇轼詞序對本事叙述的詳細，還表現在某些詞序中對人物對話的描寫，最有代表性的即《水調歌頭》（昵昵兒女語）詞序：

歐陽文忠公嘗問餘：琴詩何者最善？答以退之《聽穎師琴》詩最善。公曰：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也。餘深然之。建安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為歌詞。餘久不作，特取退之詞，稍加隐括，使就聲律，以遺之雲。[15]

除了寫明章質夫家琵琶妓“乞為歌詞”的本事，還通過與歐陽修的對話說明隐括韓愈《聽穎師琴》的合理性。詞序的詳細，能看出蘇轼對其重視之程度，亦可見其“自述”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然而，雖然蘇轼對詞序的書寫表現出一定的目的性，但似乎很難将這種目的歸結為傳播。事實确實如此，不過蘇轼的“自述本事”還有另外一種更重要的表現形式，即在其筆記體著作中對詞序所言本事的“再書寫”。雖然這種“再書寫”數量不多，僅有兩例，其中包含的傳播意圖卻十分明顯。

蘇轼在《東坡志林》中，有對《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詞序所載本事的再書寫，在《仇池筆記》中則對《如夢令》“水垢何曾相受”與“自淨方能洗彼”二詞[16]之本事進行了再書寫。後者在筆記中的本事與詞序文字基本相同，而前者之本事在《東坡志林》中的書寫，較之詞序豐富許多，其詞序僅十四字：“遊蕲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17]，在《東坡志林》中則擴展至二百餘字：

黃州東南三十裡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辄深了人意。餘戲之曰：“餘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門外二裡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餘作歌雲：“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春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發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18]

詞序中僅交代了“蕲水清泉寺”與“蘭溪”的情況，隻是對詞中“門前流水尚能西”一句的注解，而《東坡志林》則對事件中的細節進行精确描寫，甚至對相關人物風貌進行生動刻畫，故事與詞作相得益彰。

詞體本是一種抒情文學，将記載詞本事的詞序基本照搬至筆記中，或在筆記中進行更豐富的書寫，則更注重故事性，借助故事的叙述帶動詞作的接受，使之通過另一種形式得到傳播。現代西方傳播學的理論認為：“以說故事的方式向人們提供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記憶。因為這種方式讓人放松，讓人覺得有趣，以這種方式整合過的新聞素材将更加有效地吸引讀者。”^[19]蘇轼在筆記中對詞本事的再書寫，正是這一傳播觀念在中國宋代的顯現。

宋代詞作者的“自述本事”，無外乎詞序和筆記、詩話類著作[20]兩種形式。雖然蘇轼的詞學觀念總體上依然屬于“小詞”觀，但他既對詞序書寫有所發揚，又于筆記中對本事進行再書寫，且真正在其中融入了傳播意識，可以說是借“自述本事”進行自我宣傳的首開先河者。

蘇轼之後，“自述本事”現象在黃庭堅與釋惠洪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二人皆與蘇轼交往密切，在“自述本事”方面受到蘇轼的直接影響。其中黃庭堅主要表現為對詞序書寫風氣的繼承，其存世192首^[21]詞作中，有詞序二十四則^[22]，占總數的12.5%，比例上進一步提高；惠洪則主要體現為在其《冷齋夜話》中自述詞本事，将涉及九首詞作的七則本事寫入其中[23]。

黃庭堅為自己的詞作書寫的叙事性詞序中，偶爾會流露出對其詞才的自得之意，如《念奴嬌》“斷虹霁雨”詞序曰：

八月十八日同諸生步自永安城樓，過張寬夫園待月。偶有名酒，因以金荷酌衆客。客有孫彥立，善吹笛。援筆作樂府長短句，文不加點。[24]

在叙述本事的最後，特意自行指出“文不加點”，其炫耀詞才之意顯而易見。此外還有《醉落魄》（陶陶兀兀）組詞的詞序，文末稱：“因戲作二篇，呈吳元祥、黃中行，似能厭道二公意中事”[25]，也是自贊詞作可以道人意中事，雖然以“戲作”、“似能”這樣的語辭自謙，但依然難掩其自得之意。黃庭堅詞序中所表露出的自信與自得表明，在他的文學觀念中，作詞乃是足以誇耀的才華，其中的自我宣傳意味，不言而喻。而惠洪将與自己的詞作有關的七則本事寫入其《冷齋夜話》中，亦無疑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别人了解到自己的詞作與詞才。惠洪在這七則詞本事中，有兩則都寫到了自己與黃庭堅的唱和或交往，借黃庭堅的名人效應推舉自己的意圖十分明顯，其中詠梅詞本事曰：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花，魯直觀之，歎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餘因為賦長短句曰：“碧瓦籠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駐聞啼鳥。風度女牆吹語笑。南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醫得花多重少。抱甕釀寒春杳杳。谯門畫角催殘照。”又曰：“入骨風流國色，透塵種性真香。為誰風鬓涴啼妝？半樹水村春暗。雪壓枝低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寝初開霧帳。”前《蝶戀花》後《西江月》也。^[26]

表面上是寫因黃庭堅對墨梅的感歎作詞，但觀其詞作，似與黃庭堅的話語并無直接關系，故其實際意圖當是以黃庭堅的言論為注腳，以突顯自己詞才之高。在惠洪的“自述本事”中，可以看到十分明确的自我宣傳意圖。宋代文人在詩話筆記類著作中的“自述本事”，一般都含有類似的意圖，如張表臣在《珊瑚鈎詩話》卷二中自述其“遊甘露寺詞”本事，通過揶揄“頑俗且瞋”的寺僧“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謾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27]來反襯其詞作之高明。又如張端義在其《貴耳集》卷上為自己書寫小傳，雲：“愛作詩賦小詞……周晉仙取‘苑春紅豔冷’之句”[28]，特意拎出自己得意的詞句，傳播意圖同樣明顯。而最典型的，莫過于洪邁在其《夷堅志》中自書的“小樓燭花詞”本事：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尚早，同試者何作善伯明、徐抟升甫相率遊市。時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行。因至抱劍街，伯明素與名娼孫小九來往，遂拉訪其家，置酒于小樓。夜月如晝，臨欄凡焫。兩燭結花燦然若連珠，孫娼固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為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為它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箋五幅置于桌上。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筆作《浣溪沙》一阕曰：“草草杯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覓句要奇新。黛淺波嬌情脈脈，雲輕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閑人。”衆傳觀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绮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钗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将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廣寒宮殿蔥蔥。姮娥相對曲欄東。雲梯知不遠，平步揖東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為君設也。”已而予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29]

詞作是在“較藝”的氛圍中創作的，在本事叙述中，洪邁以他人的“末句失意”襯托自己詞作“必高中”的預示，實際上是想說明自己的詞才更高、詞作更優，進而達到傳播作品之目的。洪邁這一則自述的詞本事，可以說是完美的自我宣傳。

三 “自述本事”的轉變

宋詞作者參與詞作傳播的現象，并沒有局限于作者“自述本事”的單一形式，而是在其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現了“自評詞作”和“先人本事”兩種轉變。

在宋代詞話批評的發展曆程中，“論詞及事”型詞話先于“論詞及辭”型詞話[30]，而詞本事本身也具有文學批評性質，即所謂“本事批評”，可溯源至鐘嵘《詩品》乃至漢儒所謂“春秋筆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說，宋代詞學中的“論詞及辭”型詞話，是在“論詞及事”型詞話的先導下産生并發展的，進而可以說，詞人自行書寫有關其詞作的評論性文字，是基于“自述本事”現象的一種發展。

相對于詞本事的書寫，評論性文字所表達的藝術觀點更加顯豁，因而“自評詞作”的宣傳效果更強于“自述本事”。如王楙《野客叢書》中的一段：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莺莺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莺莺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涏涏，張公子，時相見。”又曰：“張祜妾，名燕燕。”其事迹與夫對偶精切如此。“莺莺”對“燕燕”已見于杜牧之詩，曰：“綠樹莺莺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遊》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為法也。仆嘗有一詞為張儀真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妩眉京兆眷方茲。富貴莫推辭。 門兩戟，卻棹一綸絲。莼菜秋風鲈鲙美，桃花春水鳜魚肥。笑傲霅溪湄”。^[31]

在論述前輩作詩“皆有所祖”、“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之後，附上自己的詞作。雖然沒有直說，但無疑是評價自己的創作做到了前輩的法度，自我宣傳的意圖可謂毫無掩飾。再如俞文豹《吹劍三錄》雲：

呂許公（案：當為呂申公）乞休緻，薦陳文惠堯佐為代。文惠自同州入相，因許公誕日，獻《踏莎行》雲：“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雙飛燕。鳳凰巢穩許為鄰，潇湘煙暝來何晚。 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卷。”許公喜，命文惠歌之。歌畢，公笑曰：“隻恐卷簾人已老。”文惠應聲曰：“莫愁調鼎事無功。”文豹謂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至行之啟劄，尤為淺露。若文惠此詞，則辭隐而意彰矣。愚常代人催舉削，作《喜遷莺》雲：“小梅幽絕。向冰谷深深，雲陰幂幂。飽閱年華，慣谙冷淡，隻恁清臞風骨。任他萬紅千紫，勾引狂蜂遊蝶。惟隻共竹和松，同傲歲寒霜雪。 喜得。化工力。移根上苑，向陽和培植。題名還經，孤山處士，許共高人攀折。一枝垂欲放，隻等春風披拂。待葉底結青青，恰是和羹時節。”^[32]

文中俞文豹代人所作的《喜遷莺》詞，詠梅花不過是寄托高潔、幽獨等隐逸情懷的俗套，藝術上并無獨到之處，而以抒寫隐逸情懷的詞作行“催舉削”[33]之實，亦難稱得體之作。但他先論述陳堯佐感謝呂夷簡舉薦入相所作之詞“辭隐而意彰”，再附上自己的詞作，無疑也是要表達自己的詞作同樣達到了這樣的藝術境界，這樣的自我宣傳甚至帶有了自炫乃至自吹自擂的色彩。

作者書寫詞本事或評論自己的詞作，無疑都是自我宣傳。但有的時候，詞作者本人并沒有書寫過帶有明顯傳播意圖的詞本事，而與其有血緣關系的晚輩卻為之書寫了宣揚其詞才詞作的本事。這種由詞人的直系晚輩書寫的“先人本事”，是“自述本事”的變體。

相對于“自書本事”，“先人本事”的傳播意圖更加明顯，方勺在《泊宅編》卷一中有一則為其父方資書寫的詞本事，文曰：

先子晚官鄧州，一日秋風起，忽思吳中山水，嘗信筆作長短句《黃鶴引》，遂緻仕。其叙曰：予生浙東，世業農。總角失所天，稍從裡闬儒者遊。年十八，婺以充貢。凡七至禮部，始得一青衫。間關二十年，仕不過縣令，擢才南陽教授。紹聖改元，實六十有五歲矣。秋風忽起，亟告老于有司，适所願也。謂同志曰：“仕無補于上下，而退号朝士。婚嫁既畢，公私無虞。将買扁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宅，誓以此生，非太平之幸民而何？”因閱阮田曹所制《黃鶴引》，愛其詞調清高，寄為一阕，命稚子歌之，以侑尊焉。“生逢垂拱。不識幹戈免田隴。士林書圃終年，庸非天寵。才初阘茸。老去支離何用。浩然歸弄。似黃鶴、秋風相送。塵事塞翁心，浮世莊周夢。漾舟遙指煙波，群山森動。神閑意聳。回首利鞿名鞚。此情誰共？問幾斛、淋浪春甕。”[34]

方勺的這一則“先人本事”，主體是照錄了其父的詞序。原序交待詞作的創作背景，點明創作的直接動機乃“愛其詞調清高”，自然也就有自誇詞作“清高”之意，已然隐約有自我宣傳的色彩。而方勺書寫的起首三十餘字，更言此“清高”之詞乃“信筆”寫成，在宣揚詞作的同時更贊其父詞才，自炫式的傳播意圖更進一步。

王明清在其《揮麈後錄·餘話》卷一中亦有關于其曾外祖父曾布與外祖父曾纡（号空青先生）的一則詞本事：

曾文肅十子，最鐘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雲：“江南客，家有甯馨兒。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良眉。籍甚衆多推。千裡足，來自握窪池。莫倚善題鹦鹉賦，青山須待健時歸。不似傲當時。”（按：詞調《江南好》，原書标點有誤，據詞譜改。）其後外祖果以詞翰名世，可謂父子為知己也。[35]

此則記載不僅為曾布宣傳詞作，更宣傳曾纡“以詞翰名世”的詞才，且以“父子為知己”強調詞學家傳之意，王明清作為其後人的自矜之情溢于言表。而《揮麈第三錄》卷二亦有曾纡因“少年日喜作長短句，多流入中禁”[36]而得到皇帝賞賜的記載，外祖父的詞才與詞名賦予王明清的自豪感，在文字叙述中亦表現得非常明顯。同樣在詞本事中書寫先人因詞作優秀而得到皇帝賞賜的還有陳世崇，其《随隐漫錄》卷二中，以五百多字的篇幅記載其父陳郁（字藏一）應制詞本事，所涉及的三首詞作中，有兩首分别得到了皇帝的賞賜與“上稱得體”的贊譽，文末又借“史臣章采”在史書中“東宮應令，含情托諷，所謂曲終奏雅者耶。沉香亭清平之調，尚托汗青以傳，藏一此詞，合太史氏書法，宜牽連得書”[37]的評價，進一步誇耀陳郁詞才之高。

像方勺、王明清、陳世崇這樣大費周章地通過書寫詞本事來宣傳先人的詞作與詞才，一方面是對“自述本事”原有自我宣傳性質的自然繼承，另一方面則源于其家族榮譽感。先輩詞名于身後不彰，使得其後人在家族榮譽感的驅使下将宣揚其先輩的詞才詞作視為一種責任，這就使得“先人本事”超越了“自述本事”，從“有必要宣傳”發展為“必須宣傳”，宋詞傳播中的自我宣傳意識由此發展到了極緻。

四 “自述本事”的詞史意義

詞作者的“自述本事”及其衍生出的其他形式，本身就是重要的詞學文獻，具有文獻價值。而具體到文學傳播層面，則可總結為兩方面的獨特價值：

其一，“自述本事”在傳播詞作的同時，也往往将創作背景以最可靠的形式流傳下來，從源頭上縮減了詞作内涵在傳播過程中被曲解的可能性。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舉一個反例，即蘇轼《蔔算子》（缺月挂疏桐）詞。這首宋詞名作，在傳播過程中被附會了“王氏女”或“溫氏女”的豔情本事，可謂蘇轼一生中的最大绯聞；而鲖陽居士《複雅歌詞》則釋為影射時事，所謂“與考槃詩極相似”[38]，被清代的王士祯斥為“村夫子強作解事，令人欲嘔”[39]。這首詞作之所以在傳播過程中被附會本事，又被讀者解讀出截然相反的含義，根源正在于蘇轼本人對這首詞的創作本事并沒有以任何形式進行說明。同樣的例子還可舉陸遊《钗頭鳳》（紅酥手）詞，陳鹄《嗜舊續聞》、周密《齊東野語》、劉克莊《後村詩話》分别将這首詞的本事記載為陸遊與前妻唐婉的凄美愛情故事，然而以吳熊和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人對這一本事的可靠性提出了相當有力度的質疑[40]，使之成為了詞學史上一樁難解的公案。這種局面的形成，根源也在于陸遊本人并沒有關于這首詞的任何自述性記載。

與上述兩個反例不同，那些具有作者權威叙述的詞作，絕大多數在傳播過程中都不會産生溢出作者本意之外的闡釋，更不會被附會其他本事。這其中固然有中國古典學術的考據傳統在起作用，但其根本性原因依然在于作者或作者後人曾做過權威叙述。由此可見，“自述本事”或“先人本事”的存在，使得詞作在傳播過程中，作者本意始終穩定地處于闡釋核心，極大程度上杜絕了争議的産生。

當然，作者本人或其後人言論的權威性，也不是不可置疑的，如晏幾道為其父“未嘗作婦人語”的狡辯[41]，正是“自述”權威性的反例。但是，現存大部分“自述本事”并無可證僞的資料，在此前提下，我們依然可以或者說必須承認其權威性。而退一步講，就算“自述”被證僞，作者或其後人想要隐瞞的，豈不正是事實？正如我們通過晏幾道的狡辯，可确證晏殊詞的确有“作婦人語”。由此，被證僞的“自述”也可獲得反面的權威意義。

其二，“自述本事”在源頭上保證了詞作被傳播的可能性。如果說蘇轼、黃庭堅等宋詞名家的自我宣傳可能隻是對詞作傳播效果的推助，那麼非名家作者則無疑是對作品傳播的“啟動”，有一部分宋詞作品正是依賴“自述”才得以流傳後世。這樣的宋詞作品，略檢可得42首[42]（詳表1）。

表1

相對于傳世的21085首[44]宋詞來說，42首雖不可謂多，但倘若沒有作者或其後人的自我宣傳，可能早已湮沒于曆史。如王明清在《玉照新志》卷二傳錄曾布《水調歌頭》詞的相關記載，即十分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其文曰：

《馮燕傳》見之《麗情集》，唐賈耽守太原時事也。元祐中，曾文肅帥并門，感歎其義風，自制《水調歌頭》，以亞大曲，然世失其傳。近閱故書得其本，恐久而湮沒，盡錄于後。^[45]

王明清“閱故書得其本”的背景是曾布七首《水調歌頭》皆“世失其傳”，如果沒有王明清的發現與記錄傳播，這七首詞大概難逃“久而湮沒”的命運。同時，表1所涉詞人中，曾布、周輝、王楙、陳鹄、俞文豹、林洪六人所“自述”的詞作，皆為其僅存之傳世作品，陳郁傳世詞作四首，“自述”者亦占其三，于此更可見“自述本事”的詞學文獻價值。

文獻價值固然重要，但“自述本事”作為一種文學傳播現象，更重大的意義是其中所昭示的觀念變化。在上引《玉照新志》的文字中，可讀出王明清作為與曾布有直系血緣關系的後人，對傳播先人的詞作有一種家族榮譽驅動下的天然責任感，這種責任感的存在，無疑對作品的傳播又形成了一種高效的保障機制：詞作不傳，則有愧于先人。

由此，若回想孫光憲對和凝“收拾焚毀”其少作的記載，便可發現，在“自述本事”現象發展的過程中，宋人針對詞體文學的傳播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傳播觀念的變化可以進一步折射出詞體觀念的變化，從“自掃其迹”到自我宣傳，如果宋人的詞體觀始終停留在“小道末技”，那便不可能有如此的發展。因此，在“自述本事”現象中，同時暗含着宋詞尊體曆程演進的清晰脈絡。

以“自述本事”現象為角度去看宋詞尊體意識的發展，可以發現，至少從黃庭堅開始，能作好詞已經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至少從惠洪開始，詞人已經不甘心自己的作品被埋沒；再到詞人在自評詞作時不惜自吹自擂、後輩對先人詞作和詞才大書特書。凡此種種，都昭示出詞體文學的藝術價值逐漸被肯定、詞才逐漸被承認為一種過人的才華，表現出尊體意識的不斷增強。

“自述本事”現象所展現的傳播觀念之轉變與暗含的尊體意識之發展，是相伴相生、相互促進的關系。傳播觀念發生轉變，是尊體意識成長的結果，反過來也必然促成尊體意識進一步壯大。這是“自述本事”于文獻價值外，更加深刻的詞史意義之所在。

【中華書局2019年版】

[1]胡寅撰，容肇祖點校《斐然集》卷十九，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03頁。

[2]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35頁。

[3]可以被視為詞本事的，隻包括基本具備完整叙事要素的詞序，不包括簡單的詞題。施蟄存先生《詞學名詞釋義》雲：“‘詞序’其實就是詞題。寫得簡單的，不成文的，稱為詞題。如果用一段比較長的文字來說明作詞緣起，并略為說明詞意，這就稱為詞序。”（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4頁）對此本文并不完全認同，題與序不能簡單等同，不能簡單地以篇幅長短區别。雖然詞題與詞序确有篇幅長短之異，且一般都與詞作的創作緣起有關，但一為“标示”，一為“記錄”，“記錄”創作緣起的詞序所提供的關于創作背景的資料更為詳盡，而不是像“标示”創作緣起的詞題那樣僅僅點明“為某某作”、“次某某韻”或“詠某物”、“賦某事”等。因此，區别詞題與詞序的标準，應該在于是否比較完整地寫明了詞作的創作背景，時間、地點、事件等叙事要素是否齊備，而不是簡單地以篇幅長短進行區分。此外，本文此處強調“叙事性”，是因為宋詞的詞序亦非皆為叙事性，如姜夔《徵招》（潮回卻過西陵浦）和《凄涼犯》（綠楊巷陌）兩篇詞序即可視為樂論，幾乎沒有叙事性内容。後文為表述簡潔，僅稱“詞序”，不另說明。

[4]參見郝青《北宋詞本事研究》附錄《北宋詞詞序與本事沿用情況一覽表》，河北師範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第144-150頁。

[5]劉尊明、王兆鵬《唐宋詞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頁。

[6]唐圭璋編《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冊，第70頁。

[7]《全宋詞》，第1冊，第82頁。

[8]《全宋詞》，第1冊，第75頁。

[9]歐陽修著，胡可先、徐邁校注《歐陽修詞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10]《墨客揮犀》一書著作權多屬之宋真宗時人彭乘（985—1049），然其書所載有宋徽宗大觀（1107-1110）年間事，孔凡禮先生考證其成書當在建炎二年（1128）到紹興六年（1136）間，參見中華書局2002年版《墨客揮犀》之《點校說明》。《墨客揮犀》雖成書較晚，然所載盧氏女詞本事在宋仁宗天聖（1023—1032）年間，仍可視為早期的“自述本事”。

[11]彭□輯撰，孔凡禮點校《墨客揮犀》卷四，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22頁。

[12]《唐宋詞的定量分析》，第127頁。

[13]傳世蘇轼詞集中，多有後人據宋人筆記或詞話如《冷齋夜話》、《時賢本事曲子集》等擅加之題序，《全宋詞》整理蘇轼詞，其文字主要依清毛扆校《宋元名家詞》本《東坡詞》與汲古閣本《東坡詞》，其詞序為蘇轼自撰者，多有“公舊序雲”或“公舊注雲”，此外亦有可據第一人稱等方式辨明者；後人所加詞序，有直稱“冷齋夜話雲”或“本事集雲”等，亦有據第三人稱可辨明者；唯《減字木蘭花》“鄭莊好客”、“惟熊佳夢”與《浣溪沙》“覆塊青青麥未蘇”、“細雨斜風作曉寒”四首詞序，是否為蘇轼自撰一時難以辨明。

[14]鄒同慶、王宗堂《蘇轼詞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冊，第211頁。

[15]《蘇轼詞編年校注》，第1冊，第323頁。

[16]《蘇轼詞編年校注》此二首《如夢令》為同一詞序下的兩首詞，而《全宋詞》僅作“水垢何曾相受”一首之詞序，據《仇池筆記》中所載，當從《蘇轼詞編年校注》。

[17]《蘇轼詞編年校注》，第1冊，第358頁。

[18]蘇轼撰，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卷一，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頁。

[19]（美）傑裡·施瓦茨著，曹俊、王蕊譯《如何成為頂級記者—美聯社新聞報導手冊》，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頁。

[20]傳世宋代詞話專書數量有限，其中未發現有“自述本事”現象。

[21]《唐宋詞的定量分析》，第128頁。

[22]據《全宋詞》統計。

[23]此七則詞本事所涉及的九首詞作分别為《浪淘沙》（城裡久偷閑）、《西江月》（大廈吞風吐月）、《千秋歲》（半身屏外）、《鹧鸪天》（蜜燭花光清夜闌）與《清商怨》（一段文章種性）、《青玉案》（凝祥宴罷聞歌吹）、《鳳栖梧》（碧瓦籠晴煙勿繞）與《西江月》（入骨風流國色）、《西江月》（山徑晚樵遠）。其中前八首六則本事見于胡仔《苕溪漁隐叢話》對《冷齋夜話》的注引，學津讨原本與四庫全書本《冷齋夜話》皆不存，陳新點校本《冷齋夜話》入“輯佚”（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88-93頁）；後一首則見于《永樂大典》卷二二六四“湖”字韻引“僧惠洪《冷齋集》”，文曰：“東坡尤愛西湖，其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餘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生。時天姿自然，不施華爾。作詩書其壁雲：‘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将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畫，為作春寒水墨圖。’自南遊，多崇岡陵峻嶺，略見西湖秀色，用和靖語作長短句雲：‘山徑晚樵還（詞略）’。”（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3冊，第775-776頁）此則文字他本亦不存，此《冷齋集》當為《冷齋夜話》之别稱，蓋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十六有稱引，然僅至詩作部分，後半部分詞作遺失，陳新點校本《冷齋夜話》據《詩話總龜》輯佚此條，亦失詞作（第85頁）。七則本事雖屬佚文，然皆以第一人稱書寫，當為惠洪自述無疑。

[24]黃庭堅撰，馬興榮、祝振玉校注《山谷詞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頁。

[25]《山谷詞校注》，第103頁。

[26]惠洪撰，陳新點校《冷齋夜話》，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93頁。

[27]張表臣《珊瑚鈎詩話》卷二，何文煥《曆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冊，第467頁。

[28]張端義《貴耳集》卷上，《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冊，第4280頁。

[29]洪邁撰，何卓校點《夷堅志·支景》卷八，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冊，第944頁。

[30]譚新紅先生在《宋詞傳播方式研究》一著中将詞話分為“論詞及事”與“論詞及辭”兩種類型，其中前者即本事類詞話，後者則為比較純粹的詞論。參見《宋詞傳播方式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26頁。

[31]王楙撰，鄭明、王義耀校點《野客叢書》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22頁。

[32]俞文豹撰，張宗祥校訂《吹劍錄全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頁。

[33]舉削，宋代官員向朝廷舉薦人才時所寫的狀紙。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釋“削”字，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647頁。

[34]方勺撰，許沛藻、楊立揚點校《泊宅編》卷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頁。

[35]王明清《揮麈後錄·餘話》卷一，《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4冊，第3816頁。

[36]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卷二，《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4冊，第3772頁。

[37]陳世崇撰，孔凡禮點校《随隐漫錄》卷二，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5-17頁。

[38]鲖陽居士《複雅歌詞》，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冊，第60頁。

[39]王士祯《花草蒙拾》，《詞話叢編》，第2冊，第678頁。

[40]參見吳熊和《陸遊〈钗頭鳳〉詞本事質疑》，《唐宋詞通論》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9-447頁。

[41]趙與時《賓退錄》卷一載：“《詩眼》雲：‘晏叔原見蒲傳正雲：“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雲：“‘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為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餘按全篇雲：‘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隻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頁。）

[42]參見宋娟《宋代筆記在〈全宋詞〉編纂中的史料價值》第二章第二節《〈全宋詞〉據宋代筆記輯錄詞作情況統計表》，吉林大學2012年博士論文，第99-127頁。

[43]此首殘句，《全宋詞》有按語雲：“耆舊續聞所載引自他書而未著所出者甚多。此二句未必為陳鹄自作，俟考。”（第4冊，第2323頁）今姑且信其為陳鹄自作。

[44]據《唐宋詞的定量分析》，第103頁。

[45]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4冊，第3930頁。

本文原載于《文學遺産》2020年第3期，感謝作者惠允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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