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他的作品《呐喊》中的自序裡有說到：“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在小的時候家境還是非常富裕的，日子過的是非常不錯的。但是由于一些事情，最終導緻自己的家道中落，魯迅也為此吃盡了生活的苦頭。因為家境轉變的原因，魯迅接觸到了底層社會，也漸漸形成了他文章的基調。

1925年，魯迅在應《阿Q正傳》俄譯者王希禮之請而寫的《著者自叙傳略》中說：“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并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于是決心回家，而我底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 。

到底是什麼樣的變故，讓一個富裕的家庭慢慢中落呢?

魯迅出生于公元1881年，依據時間推斷，這場變故應該就是發生在1893年前後。正巧這一年，他的祖父周福清涉及科舉舞弊案，那麼這事兒應該就是魯迅家道中落的主要原因。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進士，入為翰林院庶吉士。因為他本人個性和性格比較要強的原因，并不适合在官場生存。所以在擔任江西金溪縣知事之後，一直等到1888年才被實授為内閣中書。

1893年，魯迅的曾祖母去世。周福清按照習俗，需得丁憂(遭逢父母的喪事，也稱丁艱)回家守孝三年。三年之後，才得重返仕途。

當時周福清的年紀也不小了，在官場熬了這麼久，也才做到内閣中書的位置。依照他自己的個性，想來日後成就也不大。而當時家中雖然尚有薄産，但是卻也不能讓子孫後輩坐吃山空。這時候，就勢必要提攜自己的子孫上進了。

魯迅的父親周伯宜雖然自幼讀書，但是在科舉上面卻沒有什麼運氣。周伯宜出生于1861年，本名鳳儀，因屢應鄉試未中，一直閑居在家。周伯宜一生沒幹過什麼事業，不務農，不經商，就是考科舉考試，而且隻考中了秀才。連周作人都在散文裡說他父親經常和他姑父一起結伴下考場，當然他沒有說父親和姑父都考不上舉人。

周福清回鄉丁憂之時，正遇上鄉試。當時主持浙江鄉試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年舊識。于是他動了心思，希望拿銀錢疏通殷如璋，給周伯宜謀一個舉人功名。

然舉人不如進士，但也别小看舉人在當時的地位。所謂一代舉人三代爺，舉人老爺還是挺有分量的。

周福清先是帶着銀票跑到蘇州與殷如璋相見，相叙舊情，并未當面将錢給殷如璋，而是後來差遣仆人陶阿順那一封裝有銀票的信送去給殷如璋。當時殷如璋正和蘇州的地方官，以及副考官周錫恩在船上把酒言歡，殷如璋見陶阿順送來的信，沒有礙于旁邊官員的面子，直接就收下了，并未拆開。

其實，在一旁的官員都知道殷如璋收受賄賂，卻并未揭發，仿佛當做沒有事一樣，繼續把酒言歡。可是，陶阿順在外邊等急了，直接大呼：“銀信為什麼不給回條?”這下弄得殷如璋面色難堪，當即叫人制止陶阿順叫喊，而不知官場厲害關系的陶阿順以為買官就跟買菜一樣，在岸上大罵殷如璋收錢不認賬，讓他無法回去與自家老爺交代。

一時間兩岸百姓都來觀足，使得此事徹底敗露了。殷如璋為了保全自己，隻能舉信表示周福清賄賂主考官，将此案交給蘇州府查辦。事發後，周福清曾潛逃過一段時間，直到周伯宜被頂替坐牢，他才向衙門自首。周福清後來被官府抓捕，判“斬監侯”，丢入牢中，前後8年。家中花費了好些銀兩，才保住他的性命。更因為判的是“斬監侯”，此後每年都需得一大筆銀子打點上下，保證周福清的性命。

周福清1901年被釋放回家。而周伯宜因此事不但舉人沒做成，還被革去秀才身份，郁郁成病，1896年病故，年僅36歲。這就是父親還在坐牢，兒子卻已經一命歸西，周家從此敗落。

周伯宜身上有孔乙己的影子，同樣是受科舉考試之害，一生沒幹過什麼事，所有時間都在考試。不同的是，周伯宜家有錢，他不用養家糊口，家裡供應他的一切。而孔乙己是窮人，隻能窮困潦倒，最終走上悲劇命運。

周作人的散文裡，周伯宜也經常去鹹亨酒店和朋友喝酒，但他是到酒店裡面坐着吃喝，有時年幼的周作人去找他，他還給周作人茴香豆吃。其實鹹亨酒店就是周作人的堂叔周仲翔等人在紹興城内的都昌坊口開的一家小酒店。

魯迅塑造出孔乙己這個人物，可能就是從他父親周伯宜身上得到的啟發。魯迅把他對科舉考試的不滿用孔乙己這個人表達，他認為科舉考試毀掉了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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