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國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賦素質相近，個性差異主要是因為後天教育與社會環境影響（“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他提倡“有教無類”，創辦私學，廣招學生，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把受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平民，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趨勢。

他主張“學而優則仕”，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從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須具有較高的道德品質修養，所以孔子強調學校教育必須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子在教學方法上要求老師“有教無類”、“經邦濟世”的教育觀，“因材施教”、“啟發式”的方法論、注重童蒙、啟蒙教育。他教育學生要有老老實實的學習态度，要謙虛好學、時常複習學過的知識，以便“溫故而知新”、新知識引申拓寬、深入，“舉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禮”和“仁”。其中“禮”為道德規範，“仁”為最高道德準則。“禮”是“仁”的形式，“仁”是“禮”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禮”才真正充實。

在道德修養方面，他提出樹立志向、克己、踐履躬行、内省、勇于改過等方法。“學而知之”是孔子教學思想的主導思想。在主張不恥下問、虛心好學的同時，他強調學習與思考相結合（“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同時還必須“學以緻用”，将學到的知識運用于社會實踐。

他最早提出啟發式教學。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意謂教師應該在學生認真思考，并已達到一定程度時恰到好處地進行啟發和開導，他又是在教學實踐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過談話和個别觀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學生的個性特征，在此基礎上，根據各個學生的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養出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多方面的人才。

孔子熱愛教育事業，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不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範行為感化學生。他愛護學生，學生也很尊敬他，師生關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國古代教師的光輝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動不但培養了衆多學生，而且他在實踐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學說，為中國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對待經濟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

比如魯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從法律上承認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時代的重大經濟改革；但是據《左傳》說，孔子修《春秋》時記載“初稅畝”，目的是批評其“非禮也”。而民衆不富足，國君沒有富足的。

在《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主張“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對民衆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張賦稅要輕一些，徭役的攤派不要耽誤農時。

《論語·述而》記載，孔子還對當時的為政者進行說教，要求為政者不要過于奢侈，要注意節儉。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甯固。”同時，還主張“節用而愛人”。這裡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運用于經濟領域。

• 循循善誘，啟發教學

以孔子為創始人的儒家，其教育方法的最本質特征是啟發式的教育，這是與其心性論聯系在一起的。所謂“成人”、“成德”之教，其标準就在每個人的心中，教育也就是幫助人們發現自身本有的“善”，“成人”、“成德”關鍵還是要依靠主體自身。孔子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亦不複也。”這是說啟發隻是“成人”、“成德”式的教育的助緣，如果求學之人不能舉一反三，也就沒有什麼更可以說的了。在這種教育方式下，每個人都可以暢所欲言，可以對老師提出質疑，甚至于互相争論。如子路就常常對孔子之行徑提出質疑，甚至指責。再如宰我曾對三年之喪發生懷疑，孔子也隻是問以不行三年之喪于心安否，宰我告以安，孔子則說如果心安，那就算了。因為三年之喪本來是出于心所不能已的哀傷之情，連這種哀情都沒有，勉強服三年之喪又有什麼意義呢？再如孔子稱贊顔淵好學，指出其學習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老師講什麼總是耐心地聽，似乎無所質疑，很愚笨的樣子，但回去一個人靜靜地思索，往往能有進一步的發明。正因為這樣，子貢自承不如，因為顔淵可以“聞一而知十”。另外，孔子經常讓學生說明自己的志向，或贊許或批評，但也隻是“各言爾志”罷了，說之何妨？曾點在言自己的志向時，鼓瑟铿锵而作答，一派狂者的氣象，但所言之志深得孔子嘉許。由此可見孔門教法之一斑

2. 因材施教，各取所長

論語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子路與冉有向孔子請教同一個問題，聽說了一件事，要不要馬上去做？孔子對子路說：“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對冉有卻說：“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個學生公西華對此發生疑問，孔子解釋說：“冉有退縮，故鼓勵其進取；子路則勇于進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縮。”這個故事就是比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如上面所說，孔子的學生之所以各有所長，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結果。再則是要有一個老老實實的學習态度。孔子教育子路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再如教育子張以“多聞阙疑”、“多見阙殆”。這種老老實實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行為，是合于“禮”的規範的。孔子入太廟而每事問，有人提出質疑：“誰說他知道禮呢？入太廟而每事問。”孔子答以“是禮也。”就是說這種态度本身就是合于“禮” 的規範的。其三，重實事教育，包括對曆史事件、曆史人物、時人、時事的評價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都是教育學生的重要手段。對人、事的品評在《論語》中有很多的篇章，不再贅述。至于孔子的立身行事，孔子本人這樣對學生說：“二三子，以我為隐乎？吾無隐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這就是說我之行事，對你們沒有什麼隐瞞的。孔子之行事，《論語》中也記載得比較多，有學生引以為榮的，也有使學生發生質疑甚至于為學生所诟病的，但這種無所隐瞞的坦蕩胸懷亦足以為人師表。

3. 有教無類，誨人不倦

孔子以前，“學在官府”，隻有貴族子弟有權受教育。因而也隻有貴族子弟才有當官的資格。但到了孔子的時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這就為私人辦學提供了機會。孔子正是抓住了這一機會，開始了其創辦私學的職業生涯，希望通過興辦教育來培養“賢才”和官吏，以實現其政治思想。在教育的對象問題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無類”的思想。“有教無類”的本義是無分貴族與平民，不分國界與華夷，隻要有心向學，都可以入學受教。孔子的弟子來自魯、齊、晉、宋、陳、蔡、秦、楚等不同國度，這不僅打破了當時的國界，也打破了當時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視為“蠻夷之邦”的楚國人公孫龍和秦商入學，還欲居“九夷”施教，就說明了後一點。孔子弟子中有來自貴族階層的，如南官敬叔、司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來自平民家庭的，如顔回、曾參、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公冶長、子貢等。而平民教育更能體現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實質。孔子“有教無類”思想的理論基礎是其“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人性論。“性相近”說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習相遠”又說明了實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過教育成才成德的”的認識，孔子才作出了“有教無類”的決斷。“有教無類”思想的實施，擴大了教育的社會基礎和人才來源，對于全體社會成員素質的提高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因此，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在教育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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