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羅馬的教皇和紅衣主教們在十六世紀晚期來到遙遠的東方，或許會被自己在中國的兄弟時尚品味給吓掉高帽下最後一圈的頭發，與其說那些在中國内陸的神父是修道士，倒不如說他們更像和尚或者儒士。

比如說，在16世紀80年代前期有一位叫做羅明堅的耶稣會神父跟随澳門市長前往廣東巡撫的官邸，那時候他的形象就是一個穿着僧服，沒有頭發和胡須的藍眼睛和尚。

肇慶位置

而當另一位耶稣會神父郭居靜在1592年秋天從日本來到澳門時，他提出在中國的傳教士應該養長頭發，蓄起胡須，畢竟上一個美髯公都幾乎成了神。當時中國耶稣會的領袖範禮安也同意了這一決定，這也有了後面利瑪窦長發美髯，身着儒家士子深紫色的絲綢衣服，甩着又長又大徑直垂到腰部的袖子，一邊任由下擺拖到腳邊，一邊像個儒士一般和中國的達官顯宦交流的有趣畫面。

當利瑪窦聲望的逐漸累積，他的會客廳也由南至北，從韶州、南昌、南京一路跑進了北京，甚至連皇帝也開始聽到了這個外國人的傳說，對利瑪窦感到好奇的萬曆帝雖然沒有親自接見他（畢竟一個翹班的就得有個翹班的樣），但仍然接受了利瑪窦的禮品，并恩準他在北京設立教堂傳教。在一個東方文化帝國的核心地帶宣揚異教，這無異于阿拔斯王朝的哈裡發和奧斯曼土耳其的蘇丹允許羅馬的使者在巴格達和君士坦丁堡樹立起十字架。這個驚人的成就也被後來的美國神父鄧恩形容為“登上了月球”。

當然利瑪窦能夠實現這麼大的突破不僅僅因為他會cosplay，而是有三大武器在手。

首先人與人交往最重要的是什麼，是誠信嗎？不，是你先要能聽懂對方在說什麼。1582年的夏天，利瑪窦剛從果阿來到澳門就開始了他的漢語學習。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自帶天賦的，能學成啥樣，老師還是很重要的。巧了，利瑪窦的修行就被這麼一位好老師給領進了門，肇慶當地一位官員王潘不僅提供了居住的許可，還充當了利瑪窦中國官話的老師。

到了1585年，利瑪窦甚至自信的聲稱：“我可以沒有翻譯就與這裡的每一個人交談，而且可以相當熟練的寫作和閱讀。”在這裡，我相信利瑪窦肯定沒有來過大浙江吃過苦頭，不用溫州出馬，什麼金華、麗水、甯波就夠他吃一壺了。不過作為一個十六世紀的外國人來說利瑪窦的水平已經足夠令人稱道了，1594年的時候，他甚至開始着手将《四書》翻譯成拉丁文。而在1595年的時候，他的中文著作《友論》誕生。平心而論，利瑪窦的中文功底并不足以讓他在科考的實戰中脫穎而出，但是作為一個西方僧侶，這種儒學功底已經足以使利瑪窦能夠像一些有名的佛教高僧一般被接納為士大夫們的同侪。也正是在這種由點及面的引薦，利瑪窦開始在中國的儒士中間建立起了龐大的人際關系網。

到了後來，慕名而來的士子更是擠破了他在北京的教堂，據說利瑪窦的死因中有一部分就是因為頻繁的社交活動加重了他的身體負擔，1610年因為是舉辦會試的年份，他需要在原有的客人以外接待許多應考的的考生，這讓他作為西士站上聲望之巅的同時，也感受到了高山之上凜冽的寒風帶來的壓力。

雖然主動融入中國為利瑪窦極大的降低了溝通的壁壘，但言之有物才是持續發展人際關系的根本。人們往往不會特别看重已經擁有的東西，而是會在未曾知曉的領域傾注所有心血，這不僅适用于愛情，同樣适用于知識。

現在知道那些未婚的科學怪人為啥要青燈古卷，終老一生了吧，那是因為光是對知識的渴望就足夠令他們興奮。同樣的，中國的士大夫們對外國人說中國話，穿中國衣服那也隻會是一時新鮮，那麼利瑪窦又是憑借什麼使得自己始終魅力在線呢。

就是一舉口訣——我有你沒有，無論是時鐘、多棱鏡、西洋樂器還是油畫都會令來訪的賓客啧啧稱奇。甚至連統禦天下，擁有無數珍寶的萬曆帝也會因為自鳴鐘讓手下的太監三天兩頭的往利瑪窦那邊跑，學習自鳴鐘的操作方法。也正是有着這層關系，利瑪窦與大内的侍從建立了聯系，其中有不少人也在後期對他的事業發揮了正面的作用。

皇帝這麼稀罕西洋物件，士大夫自然也不例外，利瑪窦拜訪當時的内閣大學士沈一貫時，用的敲門磚就是一個烏木制作的日晷儀，沈一貫時如此的開心以至于他強烈挽留利瑪窦在家裡介紹西方風俗以及基督的故事。至于禮部尚書馮琦，顯然也在利瑪窦的公關下對其存在好感，以至于他一反以往的慣例，支持利瑪窦及其他天主教徒滞留北京，為其傳教事業起了保護傘的作用。

而在後來這把保護傘就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接過。吸引這些眼界更為開闊的士大夫，光是新奇的器物已經不夠了，他們需要更深層次的東西。這中間有兩個維度，一個是宗教上的需求，一個就是求知欲上的需求。

徐光啟和利瑪窦

宗教上的需求很容易理解，就是利瑪窦的本職工作——傳教，拿徐光啟舉例，科場失利17載，經濟重擔迫使他南下打工，誤打誤撞進了郭居靜神父為代表的韶州天主教社群，算是基督的人生初體驗。後來雖然遇到了伯樂，鄉試拿了第一，但是信心滿滿沖刺會試的時候再次不幸落榜，這其中的落差迫使他開始向未知的神學領域求助，郭居靜、羅如望，利瑪窦都在他皈依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至于求知欲的需求，則如我們上文所說，人類對什麼最貪婪，有時候是金錢，有時候是權力，而有時候則是知識。文藝複興後的歐洲，科學在各處開花結果，而依仗着中世紀以來的資源累積，教會一直是科學财富集中管理者，因此作為精英選拔出來的遠東修道士往往也具備着一定的科學素養。利瑪窦來到中國後最早接觸的學術名流瞿汝燮起初就是因為想學習在水銀中提煉白銀的方法而接近他的。當然這種行為就是加上十個諾獎獲得者也不可能成功。

也正是在瞿汝燮身上，利瑪窦發現中國人的數學基礎并不落後，隻是沒有将其用在天文學、地理學等學科上。經過利瑪窦的引導，瞿汝燮開始專研歐幾裡得的理論，繪制各種日晷圖形用來記錄時間，運用幾何法測量物體高度，也正是這些聞所未聞的知識幫助利瑪窦獲得了第一個顯貴的信徒。

相比較之下，利瑪窦與徐光啟結識的時候，徐作為一個偏遠地區的教書匠遠沒有瞿汝燮這麼高大上，但是徐光啟本人的知識儲備卻遠遠高于瞿汝燮，使得利瑪窦本人都不得不寫信給羅馬教廷，希望派幾名好的天文學家來中國。而在徐光啟、李之藻和利瑪窦合作翻譯西方數學著作時，徐、李二人在天賦上對利瑪窦的壓制則表現的更為明顯，盡管如此，利瑪窦對中國開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來說仍然是一個引路人，其身上有着許多中國沒有的科學閃光點，讓人久久不能移開目光。

為了将這些閃光點兌現成普羅大衆都能讀懂的東西，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的中國士大夫和利瑪窦一道對其進行了翻譯整理，《幾何原本》、《同文算指》都是對西方理論進行中國語言改造的典型案例。

《泰西水法》雖然是熊三拔和徐光啟合作翻譯的産物，但是其刊發也離不開利瑪窦大力推薦，他曾對徐光啟說：“薄遊數十國，所見中土土地人民、聲名禮樂，實海内冠冕，而其民顧多貧，一遇水旱則有道殣，國計亦拙焉，何也？”利瑪窦認為這是農本水利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利瑪窦特地向他舉薦了具有水利知識的熊三拔。

利瑪窦雖然在1610年就離開了人世，但他的影響力顯然持續了數代人，除了水利以外，天文學由于曆法，測算天象，預估夏至冬至的需要一直是朝堂之上最為關注的實用科學，而利瑪窦也是憑借着16世紀歐洲突飛猛進的天文學敲開了中國的朝堂厚重的門扉。他自己當然也清楚的知道這種學術威力。因為利瑪窦曾經在1605年寫了一封信給羅馬教廷：“由于我的地圖、時鐘、地球儀、星盤以及其他教授的東西，我已經獲得了世界上最偉大數學家的聲譽，并且不用任何的星占術書籍幫助下，依靠葡萄牙人簡單的星曆表我就能夠比宮廷中最資深的學者更準确的預測日食或者月食。”也正是中西方方法在預測結果上的差異，使得朝廷有了進行曆法改革的聲音。

1598年，利瑪窦首次北京之行，就是源于禮部認為他能在曆法改革中有所幫助，遺憾的是在1610年他就因為身體原因告别了這片成就了他也埋葬了他的土地，而他在士大夫心中種下的天文學種子則在未來的幾十年裡持續的生長，一部《崇祯曆書》就是利瑪窦通過天文學影響中國士大夫階層，将西方科學在中國實際應用拓展的最好見證。

利瑪窦、湯若望、南懷仁

一個人的成功其實并不複雜，主動融入了解是一個前提條件，如果利瑪窦不去學習漢語，不去做一個西儒，他又怎麼知道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在想些什麼；如果他不把西方的器具、思想和知識當做奇貨，那麼那些士大夫又怎麼能夠在短暫的熱度之後繼續維持興趣；如果利瑪窦不去思考怎麼樣将西方的知識在中國進行實際應用拓展，那麼他的價值也不會由點及面成幾何倍的擴散。簡單來說，融入當地，保持國際視野，再将本土化和國際之間，東方文化和西方科學之間的鎖鍊不斷加固，這就是利瑪窦在中國賴以生存的三闆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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