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名協警呈半包圍狀，把我們包圍在黃浦江觀景台一隅。

一名協警客氣地問：請出示市委宣傳部的同意函。

我說剛下飛機，就直奔這裡開拍了，不知道拍風景還需要公函。

他說這也是按章行事，我要了電話，開打，沒有人接，我想起來，今天是周六，機關不上班。

我問他：聽口音是安徽人？

他客氣地說：安慶人。

這下，我十幾年都不說的安徽話幫了我，我開始用安徽話跟他交流，告訴他我隻有兩天的時間拍攝上海外景，後面的都安排滿了，不是我不去宣傳部報道，是這兩天正好休息，怎麼辦？

聽到鄉音，他更加客氣，問我采訪不，我說拍條宣傳片，沒帶話筒，然後攝像把蓋在攝像機上的衣服輕輕地掀開，沒有看見話筒，他松了口氣，說不采訪就好辦，然後又說，我們已被監控記錄，所以這個地方是不能再拍了，下一次要小心。

我後悔沒有聽攝像的話，帶個5D出來，這可能也是後來5D風行的原因。

我說晚上我還要去拍南京路夜景，如果再遇到有人問怎麼辦？

他說上海的協警約有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安慶人，如果再有人問，你就說不采訪，就是拍個外景，如果再有人問，你就說周一去宣傳部補手續，然後說跟某隊長請示過了。

我們彼此松口氣，我說怎麼這麼多老鄉到上海來做協警？他說不光是協警，基本上上海的早餐攤子，保姆等服務行業，都是安徽老鄉，一個拉一個的，這不把一個村的人都叫來了嗎？

我回想早上在弄堂裡吃過的小籠湯包和鍋貼，恍然大悟：難怪不是老上海的味道了。

這時，攝像做了個手勢，表示已經完成了延時鏡頭，也就沒有必要在這裡待着讓他們為難，于是我們趕緊收拾，叫了輛叉頭，上延安高架橋拍外灘的車拍鏡頭。

上海的司機見多識廣，我們一上車，他就開始減速到40邁，熟門熟路地幫我們繞上高架，在最外側的車道上緩行，我曾經去葛健雄老師家打車，他住在一條很偏僻短小的小弄堂裡，沒有想到司機很順利地找到了，我奇怪為什麼他不用導航，也不看地圖，這麼熟，他說交管局的人，天天暗訪打出租，去一些偏僻的地方，如果司機路不熟，就會被投訴，然後會參加學習班，學習熟悉道路，這就是上海城市管理， 可以說，上海是中國管理得最好的一座城市，沒有之一。

回到剛才的地方，三年後為什麼會發生踩踏事件呢，如果我不是親身經曆，很難相信這裡到處都是監控器，理應會盡早發現事故苗頭的。

路過延安高架橋時，司機介紹那根龍柱，夜晚的蘭紫色的燈光，将黃銅雕龍的粗大的高架主梁，映襯得更加神秘。

傳說建這裡的高架時，柱子打不進去，請來法師作法，作法後，柱子很順利地落下，然後法師因為洩露了天機，仙去了，于是人們對這根柱子産生了敬畏，給它黃銅加身。盡管我們不太相信這個當代傳說，但司機說得認真，也就權當是真的。

施華洛施奇，一種玻璃，被加工後，顯現出水晶的模樣，風行全球，它在南京路的最東頭和平飯店開了一家旗艦店，我讓老于座在店門口的台子上，表現他在上海尋夢失敗的經曆，攝像說這個地方不好打燈，拍出來臉太黑了，我說就拍個紀實的吧，我沒有敢告訴他，達芬奇後期可以在臉部補上光，如果告訴了攝像，後面會更多的地方不願打燈了。

夜晚的南京路，比白天還熱鬧，特别是一群老人，在步行街的中央，跳起交際舞，還有一支爵士樂隊伴奏，三十年代上海灘的音樂，在街頭響起，這與其它地方的廣場舞有本質的區别，南來北往的遊客，也很容易地加入其中。

果然我們一亮設備，協警立刻趕到，我确信上海無處不監控，好在白天問清了門路。

我們在上海的結束鏡頭，把它放在人民廣場，從那兒可以拍到上海市中心的一組現代化的高樓，在廣場中央，一群鴿子徜徉在草坪上，市民們從容地喂着鴿子，有專人看管着鴿食，二塊錢一小袋的玉米。鴿子們顯然老上鏡頭，我們挨得再近，它們都不飛走，急得老于使勁地轟它們起飛，我後來去意大利米蘭的多莫廣場，也遇到了廣場的鴿群，正找着食時，一個黑人從邊上沖過來，塞給我一包玉米，然後一群鴿子飛上我的肩頭搶玉米，還沒有等我反應過來，他跟我要40歐元，我說這也太貴了吧，我們争吵起來時，邊上一群黑人圍過來，顯然這個地方被他們占領了，不僅讓我再買玉米，而且還拿出很像巴寶莉的圍巾，我仔細看标簽，寫是中國制造，應該是在義烏小商品市場批發的，突然又一轟而散，原來警察發現後跑了過來，我後來才知道，在意大利賣假貨懲罰是非常重的，買賣雙方都要受罰。

廣場管理也體現了城市的文明程度。

一隻鴿子起飛後，一群鴿子跟着飛起來，我們用這個鏡頭，向上海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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