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徐明徽 實習生 塔娜

以長三角地區為主體的江南文化，是中國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新文化大家，魯迅的精神文化資源中包含了衆多江南文化的因素，尤其他在上海九年間，豐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并為江南文化的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10月24日，由中國魯迅研究會、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上海魯迅紀念館、北京魯迅博物館共同舉辦的“魯迅與江南文化”學術研讨會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複旦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高校及科研機構的40餘位學者參加會議。

研讨會現場

與會學者圍繞“魯迅對江南文化的論述”“魯迅文學創作中的江南文化”“魯迅思想與江南文化傳統”“魯迅與江南文人”等話題，對魯迅與江南文化之間的複雜互動聯系展開了深入的探讨。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李怡教授首先從散文詩《好的故事》中發掘魯迅的“江南夢”。“《好的故事》就是‘江南夢’：在夢裡，小船、水鄉，兩岸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活脫脫一幅明淨的江南山水畫給了他心靈的撫慰，”李怡分析，“已經在地獄和人間搏擊太久的‘戰士魯迅’在這樣精神夢境中得以休息。好的故事，一個籠統而耐人尋味的“好”字，道出了魯迅那種模糊的又不願細說的惬意感。”李怡提醒大家注意，該偏散文詩從開篇到結尾，魯迅兩次提到《初學記》，仿佛用某種隐喻表達了自己即使迷戀那夢中的“江南”，但卻還是要回到現實世界的心情。

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邵甯甯教授由魯迅的江南書寫，剖析故鄉在魯迅記憶中所呈現出的雙重影像，雙重評判與情感，揭示其生命體驗和美學追求的複雜内涵。将魯迅的家鄉，風景秀麗的紹興，分為“山陰道上——古典山水美學的虹霓色的碎影” 、“莼鲈之思——味覺體驗中的家鄉記憶”、“江南的雪——隐約着的青春的消息” 、“百草園内外——童心與生趣中的成長”、和“夜航船上——走不出的江南故鄉”五個部分，把零零散散出現在魯迅筆下的這些江南影像總結起來，不僅映現出了魯迅心靈中最明亮的一面，而且體現了他獨有的對于人生的溫柔與細膩。“通常情況下，魯迅的筆墨都是冷峻的、克制的，然而一但觸及他心靈中最溫柔的那個部分，仍然會顯得唯美而感傷，正是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構成了他的江南影像及其美學的根本。”邵甯甯說。

複旦大學中文系郜元寶教授比較了周氏兄弟對“雨”的書寫，魯迅的現代白話文創作，無論小說、散文還是雜文，都極少從正面詳細描寫下雨，或借用雨景來烘托氣氛，寄托情思，這就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周作人“喜雨”，主要是喜歡寫雨，談雨，這就包括事實上的喜雨和惡雨兩種情況，而無論喜雨、惡雨，都能助長他喜歡寫雨、談雨的興緻，甚至連帶地喜歡談和寫跟雨密切相關的風。而魯迅“惡雨”，主要也是不喜歡為了抒情言志而寫雨談雨，魯迅是不大贊同在文學中進行太多不涉及人生與靈魂的山水風景的描寫，如“下雨”“風月”之類的“背景”、“陪襯拖帶”。

然而魯迅的文言作品并不“惡雨”，且依循慣例談論風雨。但在運用白話的新文學創作中，對于下雨，他就相當嚴格地加以排斥了。中國古代白話小說傳統也很少描寫雨天和雨景。魯迅小說不寫下雨，除了憎惡後世文人扭曲《詩經》以降描寫風雨的傳統，也是自覺繼承了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本來就不多寫風雨的這一傳統。

紹興魯迅故裡 人民視覺 資料圖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楊劍龍教授着眼于戴敦邦等人對《阿Q正傳》的連環畫改編，畫幅之間的對比、具有地方色彩的民俗畫風景畫的呈現中發現其“從‘小’中求生活中的真趣”。

上海交通大學王錫榮教授對“魯迅讨厭江南才子”這一問題展開分析，從魯迅對“江南才子”的批評和他自身的江南情結入手，探究魯迅讨厭的究竟是什麼，解讀魯迅對江南文化的态度。在最後，對南北人士的比較作了一番論述，魯迅力求公正看待南方人與北方人，認為南北雙方“各有各的好”，勸誡人們“改良自己，保全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

浙江大學中文系黃健教授認為，魯迅自稱“不愛江南”，其背後有着深刻的心理、文化、美學等多種因素。魯迅在1935年寫給蕭軍的私人信件中，透露了自己的一個偏愛，即在談及對江南的認識和感受時，他明确表示：“我不愛江南。秀氣是秀氣的，但小氣。”從現代心理學維度來看，魯迅童年和青少年成長期所遭遇的家庭變故和人生變化，是他“不愛江南”的心理源根，而在他經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對中國文化所作的反思、反省和批判，特别是對于處于現代轉型的中國曆史、文化、社會、現實人生及其國民性所作的深入思考，則是他“不愛江南”的思想文化根源。

從美學維度來看，魯迅更喜歡那種“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式的粗犷、雄渾、宏大、豪邁的崇高之美。這種有利于促進國民性改造的審美偏愛，可以看作是他“不愛江南”的美學根源。将魯迅的這種美學偏愛和審美理想，置于現代中國由“舊”向“新”轉型的特定曆史文化和社會語境中來認識與把握，就不難看出他對于現代中國的文明、文化和美學建設所作出的方向性指引，以及為此所作的努力和貢獻。因此，透過魯迅“不愛江南”的情緒性表述，認真探究他“不愛江南”的背後根源，就可以發現蘊含其中的他的人生觀、文化觀和審美觀等諸多的精神要素和内在的邏輯結構。

北京魯迅博物館姜異新研究員整理魯迅補繪的《於越有明三不朽圖贊》，由“三不朽”的儒教内涵、圖贊體的文學性及魯迅對張岱文章風格的傳承，鈎連起反聖賢小說《阿Q正傳》，論證魯迅鈔校古籍與新文學創作之間的對話關系。在新文學實踐中，善于法古的魯迅批判性地繼承了古典文學中的自然之道，又祛除傳統倫理道德的魅影，突降和消解聖賢的權威，以現代詩學重新編碼，讓文學回歸生命本位，回歸人之為人的本性，體現出強烈的主體性。

魯迅輯校的《古小說鈎沉》

上海魯迅紀念館李浩研究員梳理了魯迅在《古小說鈎沉》中對古文獻的輯佚，魯迅自1909 年 8 月從日本回到中國後，在學堂任職的同時開始着手《會稽郡故書雜集》、《古小說鈎沉》所包含的各部古小說集等古籍的輯佚。其中《古小說鈎沉》各部的輯佚應該是他青少年時期工作的繼續：魯迅當年“棄醫從文”與其年少時的興趣愛好——繪畫有關，但是他的興趣并不限于圖畫，又擴充到文字上邊去，青少年時代的魯迅和周作人，熱愛閱讀，讀後不盡興，便有計劃地開始做抄寫和輯佚工作。

此外，受其老師壽鏡吾的影響，魯迅更加偏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章。由此，少年時代的魯迅，開始輯佚《古小說鈎沉》諸書，一是源于他的興趣愛好，二是來自老師壽鏡吾以及家族長輩的影響。該書輯錄了從周代至隋代散佚小說共 36 種 1400 餘則。這些整理故舊的成果也可視作魯迅心靈抗争之作。參與五四文學革命後，魯迅能夠作成熟老練的、文體多變的白話文，并被今天的人們奉為中國現代白話文圭臬，其中有輯佚整理古籍的功績在的。

更重要的是，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所見所思所得，并沒有因這些古籍所吞沒，而是将日本的所見所思所得滲透到這些散佚不整的古籍中，以現代思想、方法來整理中國古代文化遺留，從而塑造具有現代性意義的中國傳統。使之重新發揮出它們的光澤，成為現代中國傳統的内容之一。

蘇州大學汪衛東教授、華中師範大學許祖華教授、複旦大學張業松教授、西北師範大學李生濱教授、溫州大學彭小燕教授、上海師範大學黃轶教授等學者，也分别對魯迅與江南文化的關系、《野草》中的江南書寫、魯迅筆下江南故鄉的風物人情、江南作為打開魯迅研究的方法等問題進行了多方位的交流、探讨。

上海的魯迅故居

蘇州大學汪衛東教授提出，“不愛江南”的江南叛逆之子魯迅在于江南的關系上有一個值得被探讨的問題，那就是：江南作為魯迅感受和叙述中國的原發地，如何成為他反思傳統與自我的“場所”。複旦大學中文系張業松教授就《野草》中有比較明确的江南書寫——《雪》、《風筝》和《好的故事》三篇展開，在内容層面屬于對江南生活的回憶和想象；在意義層面是作為北國的對位，借以确認當下處境和姿态；在藝術層面則取個人經驗的社會化途徑，經由個人情感與記憶的賦形使其得以“升華”和“淨化”，總體上屬于“苦悶的象征”的一種形态，同時也鑄造了關于江南的社會記憶的一種形式。通過細解三篇作品中的“江南”、“悲哀”和“故事”，讨論了魯迅在身與心、罪與恕、真與幻的回環往複之中的書寫策略和心理與情感隐微。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彭小燕質言之：“江南之子”的魯迅是整個中國文化（自然包括“江南”文化）的叛客，但生為“江南之子”，有時候——尤其是在其思想創造、精神生命蛻變的關鍵一刻，是近乎宿命般地以“江南”為方法實施着文化叛客、“新生”赤子的存在足迹的。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的黃轶教授提到魯迅走出傳統儒學成為一個啟蒙主義者，大緻曆經了六個“年青的夢”破碎的遞進性過程，其中非常重要的轉捩點是其留學歸來後在浙地三年間的失望體驗，尤其是“辛亥”年間親身參與紹興“複興”的革命經驗讓其在新文化運動早期成為旁觀的“呐喊者”、“助威者”。但也正是這份對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痼疾之難的清醒，促使他走過了一條與衆不同的儒學批判之路，在絕望中反擊，最終成為具有堅定的反儒思想和啟蒙精神的文學家、思想家。

責任編輯：梁佳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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