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國力強盛，版圖廣袤，奉行開放的外交政策，這一時期的對外交往積極活躍。唐詩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頂峰，對于後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風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和價值。那麼唐詩中是怎麼表現當時的對外交往的呢？我用數據分析了《全唐詩》中的送别詩。

《全唐詩》是由清康熙時任江甯織造的曹寅奉康熙帝之命, 起用當時已退居于揚州的彭定求、楊中讷等十位翰林編纂的。該書收錄唐詩四萬八千九百多首，是迄今為止古典詩歌總集中篇幅最大、影響最廣的詩集, 對于研究我國唐代的曆史、文化、文學有極大參考價值，為此次數據分析提供了詳實的唐詩來源。《全唐詩》有不同版本，本文以199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詩》為研究樣本。

《全唐詩》題材廣泛，内容豐富，涉及唐朝政治、經濟、軍事、對外交往，以及生産、生活等衆多領域。其中，反映對外交往活動的唐詩有419首，本文将在絲綢之路背景下對這419首唐詩中體現的對外交往情況進行可視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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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往類唐詩中的送别詩

在419首對外交往類詩歌中，送别類詩歌共230首，占詩歌數量的55%。

➊對外交往類詩歌占比圖/作者繪制

為什麼送别詩如此多呢？

首先，送别詩這一題材在唐代以前就已經出現，有近六百年的發展曆史。然而，在唐代前送别詩始終處于萌芽階段，直到初唐，随着初唐四傑“送序”的出現，送别詩在創作數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出現了“送别詩”與“留别詩”的細緻區分，進一步增強了詩歌的社會功用性，送别詩的發展有了質的飛躍。¹

其次，由于古代交通、通訊不發達，“分别”是人生的一件重大事情，社會普遍重視送别，而且有别必相送，有折柳相送、飲酒相送、作詩相送等不同形式。無論是親友分别還是官員外任，都需要作詩相送，并且從能否收到贈詩或是名士贈詩來評價此人的社會地位以及人緣情況，特别是出京外任的官員如果沒有得到名士作詩餞别相送，便會被人輕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送别詩的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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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往類唐詩與絲路節點城市/國家

唐朝時期，全國政治經濟重心在西北一帶，為維護國家統一，政局穩定，西北邊塞一帶成為國家軍事邊防重鎮，因此位于西北邊塞的絲綢之路對于唐王朝來說有着重要的政治、軍事作用。絲路上的節點城市不光是通往西域的必經之地，同時也是唐朝設立在西域的重要關卡，相互之間有諸多政治或軍事關聯。

對外交往類唐詩中出現的節點城市有蘭州（3首）、武威（75首）、張掖（6首）、酒泉（13首）、瓜州（6首）、伊吾（14首）、吉木薩爾縣（18首）、托克馬克（7首）、新疆鄯善（2首）、焉耆（2首）、輪台（24首）、庫車（55首）、喀什（6首）、撒馬爾罕（1首）、吐魯番（8首）、敦煌（3首）、若羌（28首）、和田（8首）、廣州（55首）等；對外交往類唐詩中出現的國家有新羅（68首）、日本（46首）等。

➋絲路背景下《全唐詩》對外交往類詩歌總覽/作者繪制

絲綢之路上的節點城市雖未完全出現在對外交往類唐詩中，但這些節點城市在對外交往類唐詩中出現的數量與節點城市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程度以及詩人是否到達該地基本成正比。

不過，從文學創作角度來看，詩歌畢竟不是客觀現實的刻闆記錄，有詩人想象的成分在其中，如皮日休《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中“飓母影邊持戒宿，波神宮裡受齋歸”，作者主要想象僧人在歸國途中，遭遇風浪危及生命之時，憑借法力，戰勝風浪，化險為夷。

另外，絲綢之路沿線節點城市或國家在有些詩歌中成為某種藝術意象，不能坐實理解。如杜甫《飲中八仙歌》中“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提到的“酒泉”在今甘肅酒泉，傳說郡城下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但詩中重點突出的是 “酒泉水”這個意象。

➌絲綢之路節點城市與唐詩數量對照圖/作者繪制

唐代陸上絲綢之路

1.中原路線：蘭州——武威——張掖——酒泉——瓜州

蘭州：3首，古稱金城。雖然蘭州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商埠重鎮，但由于仍位于中原地區，因此詩人較少會觸景生情寫詩留念。岑參的《題金城臨河驿樓》、高适的《金城北樓》和馬戴的《關山曲二首 一》，都提到了金城，這三首詩是詩人前往西域途中經過此地，有感而發所作。

武威：75首，古稱涼州、武威。唐代的涼州，既指河西重鎮涼州城，亦指以涼州為政治軍事文化中心管轄下的河西諸州。東西方往來的使者、商旅、行人、僧侶、工匠等都要留駐涼州。随着河西節度和安西都護府、北庭都護府的設立，内地大批将吏文士出塞入幕往來涼州，留下了許多脍炙人口的詩篇，如岑參的《武威送劉判官赴碛西行軍》等。有的詩人雖未親身到過涼州，也根據聽聞寫了一些歌詠涼州的詩篇。此外，需要區别的是，《涼州詞》，又稱《涼州曲》，是涼州歌的唱詞，是盛唐時流行的一種曲調名，不是詩題。

張掖：6首，古稱張掖、甘州。唐時期，大力發展農業生産，河西的國際貿易地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張掖成為唐代對外貿易的重要場所。詩人前往西域經過或駐足此地時留下詩篇，如陳子昂《還至張掖古城聞東軍告捷贈韋五虛己》、岑參《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雜句》等。

酒泉：13首，古稱酒泉、肅州。酒泉，既是唐朝經營西域的橋頭堡，又是隔絕南部吐蕃與北方回纥聯合的關鍵結點，兼具邊塞和軍鎮的雙重特點。酒泉邊塞的獨特景象和邊塞戰事，為廣大文人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如岑參《過燕支寄杜位》 “昨夜宿[祈]連，今朝過酒泉”。還有一些詩人一生未能到酒泉，但對酒泉充滿想象和向往，也創作了許多與酒泉有關的詩作，如杜甫《飲中八仙歌》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中就有對酒泉的想象和向往。

瓜州：6首，古稱晉昌、瓜州。瓜州位于甘肅河西走廊的西北部，地處浩瀚的戈壁灘上，東鄰玉門，西連敦煌，南望祁連，北枕大漠，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詩人前往西域經過或駐足此地時留下詩篇，如張祜《題金陵渡》 “潮落夜江斜月裡，兩三星火是瓜洲”。

2.西域南道：敦煌——若羌——和田

敦煌：3首，古稱敦煌、沙洲。敦煌市位于甘肅省河西走廊最西端，地處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交彙處，黨河和疏勒河下遊最大的綠洲上，為“絲綢之路”西出玉門關和陽關的主要門戶，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關于“玉門關”“陽關”詩作較多，而關于“敦煌”的詩作較少，皆為詩人前往西域經過或駐足此地時留下詩篇，如徐铉 《宣威苗将軍貶官後重經故宅》 “天子未嘗過細柳，将軍尋已戍敦煌。”

若羌：28首，古稱樓蘭、石城鎮。樓蘭遺址在今羅布泊（即唐蒲昌海）近旁，而石城鎮在蒲昌海南邊。“樓蘭”在唐詩中常常是一個意象，不是确指。但因為唐人将石城鎮認作漢樓蘭所在地，因此有些詩中的樓蘭所指的應該就是石城鎮，如岑參《胡笳歌送顔真卿使赴河隴》 “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 有些詩人沒有到過樓蘭，對該地充滿了想象，因此也創作了許多與樓蘭有關的詩作，如李白《出自薊北門行》 “揮刃斬樓蘭，彎弓射賢王。”

和田：8首，古稱于阗、和田，唐代安西都護府安西四鎮之一。于阗是來往天竺的所經之地，有的唐詩提到了“于阗鐘”，佛教法器名，即九乳鐘，因從西域地區傳入中國，故又稱于阗鐘，亦泛指佛寺之鐘，有些與佛教有關詩歌提及，如靈一《靜林精舍》“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阗鐘”。

3.西域中道：伊吾——鄯善——吐魯番——焉耆——庫車——喀什——撒馬爾罕

伊吾：15首，古稱伊吾、伊州。位于新疆東部，是新疆通往内地的門戶，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伊州沒有地名的實指，更多是以此為名的曲子，如白居易《伊州》 “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

鄯善：2首，古稱蒲昌。是絲綢之路上必經的城市之一，詩歌數量較少，多為詩人經過此地時留下的詩作，如岑參《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 “揚旗拂崑侖，伐鼓震蒲昌”。

吐魯番：8首，古稱高昌、西州。西州本高昌國，貞觀十四年（640）八月十日，侯君集平高昌，置西州都護府（今吐魯番東五十公裡高昌古城内）。西州政治、軍事地位非常重要，實指此地的詩較多，如柳宗元 《鼓吹曲辭 高昌》。唐詩對西州境内的景物描述甚多，也可說明這個地方的重要性，吐魯番氣候十分炎熱，著名的火焰山就在那裡，如岑參 《火山雲歌送别》 。

焉耆：1首，古稱焉耆。焉耆，唐代安西都護府安西四鎮之一。焉耆在詩歌中為實指此地，僅有一首詩，見于岑參《早發焉曹懷終南别業》一詩，而且是岑參在西域确實經過的地方。

庫車：55首，古稱龜茲、安西都護府。龜茲是安西四鎮之一，安西都護府于高宗顯慶三年（658年）移至龜茲城（在今新疆庫車），稱安西大都護府，其統轄安西四鎮，在絲綢之路上的軍事作用最為重要，負責8個州。龜茲是樂舞之鄉,唐代不少樂舞、樂器、樂舞藝人出于龜茲，因此在唐詩中更多的寫到龜茲藝術，如劉商《胡茄十八拍·第七拍》“龜茲草菜愁中聽，碎葉琵琶夜深怨。”

因為龜茲是安西都護府治所，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其中除了少部分泛指之外，有的是指代龜茲的，如岑參《北庭贻宗學士道别》 “飲酒對春草，彈棋聞夜鐘。今且還龜茲，臂上懸角弓。”。

喀什：7首，古稱疏勒。疏勒，是西域南道和中道相會之地，從此地西行越蔥嶺可去往波斯、大食等國家。唐代安西都護府安西四鎮之一，唐詩中以此地作為絕域之地的象征，如駱賓王《從軍中行路難二首 二》 “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疏勒”。

撒馬爾罕：1首，古稱康居、康居國。康居是中亞古老國家之一。它地處“絲綢之路”北道的要沖，對東西各國經濟文化交流起過橋梁作用。它的政治、軍事活動對周圍地區也發生過影響。但由于路途遙遠，許多詩人沒有來過此地，因此留下的詩篇較少。康居最著名的是它的音樂，因此詩歌中提及康居多指音樂，白居易《新樂府 胡旋女戒近習也》 “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裡餘。”

4.西域北道：伊吾——吉木薩爾——輪台——托克馬克

吉木薩爾：18首，古稱庭州、北庭、北庭都護府。長安二年(702年)庭州改為北庭都護府，管轄天山南路，最高長官為北庭都護。因為設立了大都護府，經常會有使節來往，但是管轄天山北路的北庭都護府在唐人心目中是遙遠寒苦之地，極少有詩人到達這裡，因此詩歌中 “北庭”多為藝術意象。岑參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一位，他在北庭任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的幕僚，也正是因為這裡的邊遠寒苦和獨特的景緻，他寫下了大量關于北庭都護府的詩，如《北庭作》、《發臨洮将赴北庭留别》、《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等。

輪台：24首，古稱輪台。中道上有漢輪台，唐詩中提到的多是位于北道上的唐輪台。唐輪台位于西州和庭州之間，其在絲綢之路上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如岑參《赴北庭度隴思家》 “西向輪台萬裡馀，也知鄉信日應疎”。

托克馬克：7首，古稱碎葉城。碎葉為受安西都護府管轄的安西四鎮之一，但遙遠的碎葉是詩人們足迹未至之處,因此唐詩中“碎葉”一詞多是虛指和象征意義，如“胡瓶落膊紫薄，,碎葉城西秋月團。”(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之六)、“胡風略地燒連山，碎葉孤城未下關。”(戎呈《塞上曲》)等。

唐代的絲綢之路四通八達，縱橫交通，期間雖有“安史之亂”發生，絲綢之路亦有道路變遷，但卻從未中斷。由于詩人們的足迹，一般地并沒有越過蔥嶺，因此他們在西域的活動和創作基本上限于如今的新疆地區，他們詩中所反映的西域情況基本上也限于這一地區。

唐代海上絲綢之路：廣州通海夷道

5.東洋航線：廣州——新羅——日本

廣州：55首，古稱廣州、南海郡。唐代，廣州成為全國的外貿中心，設立了專門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外國商人雲集。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正是因為廣州是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要塞，所以統治者格外重視，常常從中央派遣官員前來鎮守，如杜甫《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賈至《送夏侯參軍赴廣州》等。此外，伴随着兩地的逐漸發展，商業貿易也興盛起來，吸引了許多人前往廣州，有關廣州的詩歌數量因此而增加。

新羅：68首。新羅位于朝鮮半島東南部，是唐朝的藩屬國，與同為半島上的百濟、高麗相比，早期的新羅發展較慢，後來，新羅實力大增，逐步取代了百濟和高麗。新羅自古以來與中原王朝就有着曆史淵源。在唐朝的不同時期接受唐王朝的冊封，隸屬于唐的管轄範圍内。新羅派出留學生來唐學習，派出的使節時常請求唐朝給予一定的政治、文化上的幫助。他們積極吸收唐文化，回國後參與新羅實行的一系列改革。這些肩負着一定使命的使節來往于唐和新羅間，成為唐代對外交往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在與唐人交往期間留下許多交往詩篇，如皇甫曾《送歸中丞使新羅》、劉眘虛《海上詩送薛文學歸海東》等。

日本：46首。在唐代，日本被稱為“禮儀君子國”，是與唐處于平等關系的國家。日本與唐的官方交往大部分靠日本派遣的遣唐使來完成，很少有唐人訪問日本，主要因為前往日本路程遙遠，容易遭遇風浪危機生命，而民間交往主要以來唐求法的日本僧人為主，遣唐使與日本僧人在與唐人交往期間也留下許多交往詩篇，如包佶《送日本國聘賀使晁巨卿東歸》、儲光羲《洛中贻朝校書衡朝即日本人也》、李白《哭晁卿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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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往類唐詩中的情感解讀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²“情感是詩歌創作的中心，是詩歌創作的根本動力，也是詩歌之所以打動人的内在原因。詩人們進行詩歌創作，将自己的内心真實情感外化為詩歌語言，以此來彰顯詩歌中特有的情感内涵。”³

唐代對外交往類詩歌中的情感表達多樣，為研究方便，将其劃分為三大類：積極傾向情感、消極傾向情感、無傾向情感。其中積極傾向情感主要包括建功立業、勉勵之情、喜愛之情、贊頌之情等；消極傾向情感主要為思鄉之情、離愁之情、懷才不遇、感時傷世之情、反對戰争、諷刺等；無傾向情感主要為叙事詩和哲理詩。

下方的情感表中，“紅色小人”代表積極傾向情感，“藍色小人”代表消極傾向情感，“綠色小人”代表無傾向情感，“紅藍色小人”代表詩歌中兼有積極傾向情感和消極傾向情感。

➍絲路沿線節點城市詩歌情感圖/作者繪制

1.積極傾向情感

從該情感表中可以看出盛唐時期“紅色小人”數量較多，以積極傾向情感為主，該時期詩歌普遍展現詩人建功立業、豪情壯志的雄心。

唐代是我國曆史上最為輝煌的一個朝代，疆域遼闊，國力強盛，經濟繁榮，思想開放，文化上貫通中外，由此造就了唐朝文人對國家的自信心與自豪感。唐代統治者的對外政策基本上以“華夷如一”為主，這種開闊的外交視野同樣使唐朝文人以身處唐朝為傲，在詩歌中彰顯其萬丈豪情。如王之渙《涼州詞二首 二》“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虞世南 《從軍行二首 二》“方知萬裡相，侯服見光輝”，高适 《送李侍禦赴安西》“功名萬裡外，心事一桮中” 。

2.消極傾向情感

（1）“國破山河在”

從該情感表可看出中唐至晚唐時期“藍色小人”數量較多，以消極傾向情感為主，原因為：一方面西方大食國的興起，與唐軍交戰，唐軍大敗，唐朝在西域的威信動搖；另一方面，唐朝發生“安史之亂”，軍隊内遷，西域邊防空虛，吐蕃趁機而上，侵占隴右地區，唐朝對西域的控制就此完結。

“國家不幸詩家興”時代的盛衰變化在詩人心理上造成強烈的失落，熱切的仕進欲望被消極避世的隐逸情懷所取代，回避現實、吟詠山水、稱道隐逸，成為這一時期詩歌主要感情傾向。除應酬唱和之作外，他們的詩主要寫日常生活瑣事、自然風物和羁旅愁思，抒發寂寞清冷的孤獨情懷，以及對戰争的反思，民不聊生的悲憫之情和對和平的渴望。

如“中原禍作邊防危，果有豺狼四來伐” 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 縛戎人》；“今日登臨須下淚，行人無個草萋萋”吳融 《岐州安西門》；“胡風略地燒連山，碎葉孤城未下關”戎昱《塞上曲》。

（2）“始信人間别離苦”

古人一般都有安土重遷的觀念，由于官職調動或是從軍、逃避戰亂等原因，詩人需要前往邊塞、南下嶺南或是送别他人，當時交通不便、消息不靈通，西域、嶺南這些地區有着與中原不同的地理因素，加劇了貶遷、離别之感，使得離别之情更加濃郁、凄苦。“相見時難别亦難”，隻能在詩中表達自己的離别、不舍之情。

如“惟餘兩鄉思，一夕度關山”鄭錫 《千裡思》；“地偏毛瘴近，山毒火威饒”劉言史《廣州王園寺伏日即事寄北中親友》；“海北蠻夷來舞蹈，嶺南封管送圖經”張籍 《送鄭尚書赴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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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往類唐詩中的胡文化内滲

盛唐時期，得益于絲綢之路，新疆、河西等地得到了唐王朝在政治、軍事上的有力保護，中外、漢胡之間的民族文化交流也達到了十分繁榮的地步。在中原漢文化對外影響大大加強的同時，西北的外族文化也給漢族文化以巨大的刺激與影響。

1.胡樂胡舞

胡樂、胡舞通過絲綢之路的傳入已經融入到唐人社會活動當中，常見于宴會之中，是唐人喜聞樂見的表演形式，在唐詩中亦有所體現。

如：“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颻轉蓬舞”白居易《胡旋女》；“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王翰《涼州詞》。

➎《唐人宮樂圖》佚名/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➏對外交往類唐詩中的胡樂、胡舞元素/作者繪制

唐人恢弘的胸懷氣度和對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創造了有利于中外文化交融的環境。在唐朝宮廷十部樂中，除了清商樂和燕樂，其餘八部都是外來樂曲，由此可見外來文化的内滲和唐文化的兼收并蓄。此外，這一時期，大量的外國樂器傳入中原，比如曲項琵琶（波斯國）、豎箜篌（波斯國）、羯鼓（龜茲、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等等；唐玄宗親自編制的著名的霓裳羽衣舞也是在吸收借鑒外來舞蹈的前提下創作而成。

在開元年間，唐隴右經略使郭知運把涼州曲譜進獻給玄宗後，迅即流行，便有詩人依譜創作《涼州歌》、《涼州詞》，以抒寫邊塞風情。這體現了唐人以毫不介懷的态度，對外來文化進行吸收、消化和創新的盛世魄力和大國風範。

西域音樂、舞蹈通過絲綢之路傳入我國，對我國文藝的發展起過相當積極作用，受到各族人民的歡迎。

2.胡食

發達的交通也便利了飲食的交流傳播，胡食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大地。胡食，從漢代時就開始源源不斷傳入的異國風味，在初、盛唐時期得到更進一步的傳入和融合，這在唐詩中也有所體現，圖八将對外交往類唐詩中的胡食元素進行了統計，常出現在唐詩中的胡食主要包括葡萄、羊肉、牛肉、駱駝肉、苜蓿等。

如：“苜蓿随天馬，葡萄逐漢臣”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渾炙犁牛烹野駝，交河美酒歸叵羅”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➐《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南唐顧闳中/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➑對外交往類唐詩中的胡食元素/作者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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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交往類唐詩中的它國來訪

➒唐代《西客使圖》/出自：章懷太子墓

由于“安史之亂”的爆發，引起北方人口南遷，西域失守，造成陸上絲綢之路中斷，為了能繼續進行對外貿易，在這一時期唐朝大力發展海上絲綢之路。唐代造船、航海技術的提升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發展提供了條件。唐代海船以船身大、容積廣、構造堅固、抵抗風濤能力強、适于遠航而著稱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也正因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為新羅、日本人前往唐王朝學習與交流提供了便利。

➓對外交往類唐詩中有關新羅/日本來訪的詩歌數量/作者繪制

在上圖中，黃色代表初唐時期，紅色代表盛唐時期，草綠色代表中唐時期，深綠色代表晚唐時期。

其中，與新羅有關的對外交往類唐詩主要分為六類：

• 皇帝間贈詩（如：唐玄宗的《賜新羅王》、真德女王的《太平詩》等）；
• 官員間贈詩（如：李益的《送歸中丞使新羅冊立吊祭》、皇甫曾的《送歸中丞使新羅》等）；
• 文人間贈詩（如：劉昚虛的《海上詩送薛文學歸海東》、沈頌的《送薛文學還日東》等）；
• 隐士間贈詩（如：無可的《送樸山人歸日本》、馬戴的《送樸山人歸新羅》等）；
• 僧人間贈詩（如：法照的《送無著禅師歸新羅》、貫休的《送新羅僧歸本國》等）；
• 新羅相關的唐詩（如：薛瑤《謠》、窦鞏《新羅進白鷹》等）。

與日本有關的對外交往類唐歌可分八類：

• 皇帝送别使臣（如：唐玄宗的《送日本使》等）
• 唐官員送别日本使者（如：徐凝的《送日本使還》、劉長卿的《同崔載華贈日本聘使》等）
• 唐官員送别日本僧人（如吳顗的《送最澄上人還日本》、孟光的《送最澄上人還日本國》等）
• 唐官員送别日本友人（如：王維的《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儲光羲的《洛中贻朝校書衡》等）
• 唐文人送别日本僧人（如：胡伯崇的《贈釋空海歌》、劉禹錫的《贈日本僧智藏》等）
• 雙方皆為僧人（如：栖白的《送圓仁三藏歸本國》、貫休的《送僧歸日本》等）
• 送别唐人（身份未知，如：賈邕《送蕭穎士赴東府得路字》、方幹《送人遊日本國》等）
• 詩歌中提及日本的（如：杜甫《戲題畫山水圖歌》、李白 《放後遇恩不霑》等）

1.文人與僧人的交往

從圖十中我們可以看出，唐代文人與新羅僧、日本僧之間交往類詩歌數量最多，文人和僧人的交往既是興趣所使，又是唐代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一類詩歌在唐代中後期大量出現。“士大夫和僧人結識交往，是世俗友誼的補充和世俗生活的點綴，積習所染，競相仿效，成了一件十分時髦的事。反過來，僧人和士大夫接近，一方面能獲取一些實際利益，一方面借賦詩撫琴邀得名聲，充實生活，無疑是一件高雅的事。”⁴ 如“遙想到時思魏阙，隻應遙拜望斜晖”（陸龜蒙《和襲美重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幾夜波濤息，先聞本國鐘”（張喬《送僧雅覺歸東海》）。

2.佛法學習

唐代佛教發展迅速，長安和洛陽作為當時政治、文化和國際交流中心，同時又是宗教活動中心，吸引大量的新羅、日本僧人前來學習佛法，與此同時，不同國籍的僧人因相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使得他們之間的來往更加密切。

3. 唐和新羅的交往

唐和新羅之間的交往類詩歌在晚唐形成一個高峰，在詩歌數量和詩歌内容上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唐後期，在唐廷逐漸接受儒家文化的新羅人，從原來的長安、洛陽等地區逐步擴散到東南沿海地帶。外交事務也逐漸由以往的中央集中處理走向了地方藩鎮職權幹涉，由此出現更多的新羅文人和唐隐士交往的情況。”⁵

⓫新羅來訪者和唐朝詩人關系圖/作者繪制

4.唐和日本的交往

“由于遣隋使和留學生、學問僧等帶回了優秀的中國文化, 大大引起了日本上層階級， 特别是知識分子的欽慕，日本皇朝需要學習中國封建王朝的政治、法律、教育、典章、禮儀等各方面制度經驗，用以強化其統治。因此入唐以後，日本皇朝無論在人數上，出使準備上，越行設備上，都一次比一次以更大的規模派出遣唐使團。”⁶

⓬日本來訪者和唐朝詩人關系圖/作者繪制

“文化交往絲綢路 唐詩重現中外情”。從傳媒視角重新審視唐詩，唐詩連接起古今、中外等不同時空中的諸多地點、人物、情感因素，發揮着古代文本的媒介連接屬性。上文的分析是對詩歌文本在絲路語境下進行的可視化轉化與解讀，同時也是對我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産社會鏡像功能的當下重構。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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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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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樊蓉

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6級網絡與新媒體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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