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是中華文化曆史上人類思想和智能突然爆發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人類好像加了外挂,一下子湧現出足以影響人類未來走向的哲學家。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印度的釋迦牟尼等登上世界哲學的舞台。這被稱之為人類文化的“軸心時代”。在文化軸心時代,中國産生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等偉大的思想家,他們與西方哲學家一起共同點亮了人類思想的天空。
春秋戰國時期舊秩序逐漸崩塌,新序正在形成。混亂産生自由,這正是人類思想的辯證法。哲人們開始孕育并著書立說傳播他們的思想了。
周朝圖書館館長老子率先建立了道家學說,他認為人要道法自然清靜無為,與世界保持距離,生命才是自由的安全的;曾經放過牛吹過唢呐的孔子,建立了以“仁者愛人”為基礎的儒家學派,提倡仁與禮并重,在愛有差等的基礎上建立有序的社會;發明大師墨子從儒家中叛逃出來建立了墨家學派,他提倡人要無私地愛每一個人,建立一個平等友愛的由賢人治國的理想國。
老子愛自然,他的愛很冷靜;
孔子愛道德,他的愛很現實;
墨子愛天下,他的愛很無私。
戰國時期除了兵戎相見,還有諸子百家的互相辯論和诘難。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之後,道家不溫不火,儒家走向衰落,而提倡“兼愛”極端利他主義的墨家,與提倡“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的楊朱學派,開始統治哲學江湖。儒家孟子曾經滿含嫉妒地說,天下不是墨家就是楊朱學派,他們是當時的顯學。
曆史總是波谲雲詭。數千年的沉澱後,儒家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道家則在暗處一直發揮輔助作用。對知識分子來說,儒家是安身立命之本,道家則是在仕途失意時退守的精神家園。而對世界愛得無私深沉的墨家,卻在秦漢之後突然消失,風光不再。他們人間大愛的偉大情懷、對科學技術與邏輯理性的追求,也同時湮滅在曆史的煙塵之中。他們沉默的聲音,隻是偶爾以遊俠和農民起義的形式顯示存在。
墨家突然消失有曆史的邏輯,也有自身理論的矛盾因素。簡單地說,中國宗法制的大一統的社會結構,不允許墨家的存在;墨家自身矛盾性和絕對理想主義,也從内部消蝕自我,這就是墨家從顯學到絕學的主要原因。
墨家是黑暗王國中的一縷燈光,是戰國混亂人與人厮殺中的一片心香。在春秋戰國時期,墨家因其無私大愛與理想主義,是特立獨行的存在——正因為如此,墨家無法适應中國宗法制集權社會,最終走向消亡。
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愛”,墨子反對孔子愛有差等的理論,認為人要毫無保留地平等地愛别人,他認為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别”,是造成天下混亂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主張“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要像愛自己父母一樣愛别人的父母;要像愛護自己身體一樣愛護别人,赤血丹心毫無保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如此人人相愛,才能達到人人互利天下大利的目的。
在此基礎上,墨子反對不義戰争,反對儒家提倡的一切不利生産發展的理論,如厚葬影響生産和人口增加,禮樂不能産生實際效益。他反對儒家的命定論,認為那樣會讓人失去奮鬥的力量。他們崇尚“強力”,我命在我不在天,用個人的努力掌握命運。
但不是所有的願望都可以如願以償,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能光芒萬丈,墨家最終倒在社會與自我的雙重攻擊之下。
墨家創始人墨子是一個苦行僧式的人物,他的偶像是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奔走于各國之間制止不義戰争換取和平。墨家子弟也大多是具有奉獻精神的死士,在天下大利面前甯可犧牲自我,也不追求個人一點私利。這需要偉大的理想信念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做支撐。
事實上,墨家苦行僧式的實踐并不符合人性。墨家本身具有宗教團體的性質,但又與宗教的宗旨相抵觸。因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總是教人離苦得樂的。道教追求現世的快樂長生不老最後坐地飛仙,佛教則追求彼岸的來世的快樂。而墨家偏偏以苦為樂,沒有幾個人能忍受這種自傷自殘式的理想主義,墨家的信徒越來越少。
墨家學派陷入了人才荒。墨子去世以後,墨家學派人才資源儲備不足,缺少如道家的莊子、儒家的孟子那樣的中流砥柱的人才。墨家從第二代巨子開始,不是為義殉身,就是默默無聞的搞科學研究邏輯理論,沒有出現像孟子那樣能把黑說成白、能把死人說活的大師。因此,墨家走向是沒落是人才缺乏的必然。
墨家存在内在的邏輯矛盾。一方面追求“尚同”,希望建立統一思想的意識形态和權力結構,另一方面卻設計出從下到上的選舉制度,希望以賢人治國;一方面強調人的“強力”作用否定天命,另一方面卻提倡“天志”“明鬼”,内在邏輯上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矛盾。
給墨家學派以緻命打擊的人,來自于儒家的孟子。孟子希望重振儒家的輝煌,他有“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強烈的自信與擔當精神。更為重要的是,孟子是勇敢的鬥士和雄辯家,他反對當時兩大顯學墨家和楊朱學派,并對他們展開了猛烈的攻擊。他批評墨家學派的“兼愛”,無差别地愛天下所有人,事實上就是不愛。在愛的系統中忽略了君與父,而不愛父君,這就是禽獸。孟子把墨家說成邪說暴行和異端,需要一棍子打死。吊詭的是,墨子本人是辯論大師,孟子的辯論技巧都來自墨子,無奈墨子的傳人水平不高,被孟子一擊即潰。
墨子的“尚同”思想内在地包含着專制主義的因素,他希望帝國建立起高度統一的意識形态體系,一切都要聽天子的,天子說是就是,天子說非就非,嚴重束縛了思想自由,鉗制了社會活力。墨子的同與孔子所同也有所不同,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強調在保持獨立性之下的和,而并非墨子強制性的同。墨子的“尚同”思想,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一種思想能否壯大取決于社會土壤能否為其提供良好的環境。墨家兼愛尚同的理想主義,注定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結構中水土不服。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模式,以宗法制為主要形式的社會模式,以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政治模式,根本無法接納墨子的理想主義。農業經濟安土重遷求穩不求變;宗法制講究血緣親疏遠近;專制主義講權力的高度統一。而墨家提倡兼愛天下,反對宗法制;提倡選賢與能的選舉制,客觀上反對中央集權;墨家子弟都崇尚武力行俠仗義除惡助困,甚至喊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嚴重威脅中央集權統治。
如果說戰國時期尚俠之風濃厚,國君對遊俠尚能以禮相待的話,秦漢以後的統治者,在韓非子“俠者以武犯禁”思想的指導下,嚴厲打擊遊俠,終于讓墨家走向消亡。
曆史是時間的載體,線性的時間無法流轉,曆史也無法重複。假如曆史可以回頭,墨家的平等意識、科學精神能發展下去的話,中國将是另外一番模樣。但這終究是假設。
墨家的兼愛情懷,平等意識,追求義利統一的人生實踐;
墨家的扶貧濟困的俠骨柔腸,摩頂放踵利天下的光輝理想;
墨家的自苦利他的無私奉獻精神,相信努力改變命運的豪情壯志;
墨家的對科學技術和邏輯理性的孜孜以求;
都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光輝的篇章,可惜過早失去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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