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是盛唐時期的嗎?韋應物，生于開元二十三年(735)，卒于貞元六年(790)，享年56歲，字義博，京兆杜陵人他的家族是關中名門望族十五歲時，天寶十載(751)，韋應物門蔭成為玄宗的三衛衛官作為衛官，韋應物随從遊幸，恃恩私寵，橫行裡巷雖然如此潑皮無賴，但幸好他及時折節讀書，在擔任扈從時便開始學習，逢不輪值時去太學天寶十五載，安史之亂爆發，玄宗倉皇出逃，韋應物流落失職，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韋應物是盛唐時期的嗎?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韋應物是盛唐時期的嗎

韋應物，生于開元二十三年(735)，卒于貞元六年(790)，享年56歲，字義博，京兆杜陵人。他的家族是關中名門望族。十五歲時，天寶十載(751)，韋應物門蔭成為玄宗的三衛衛官。作為衛官，韋應物随從遊幸，恃恩私寵，橫行裡巷。雖然如此潑皮無賴，但幸好他及時折節讀書，在擔任扈從時便開始學習，逢不輪值時去太學。天寶十五載，安史之亂爆發，玄宗倉皇出逃，韋應物流落失職。

韋應物帶着新婚夫人和家人一起在武功寶義寺避亂、讀書。因他受佛教影響很深，與僧人交往甚密，曾多次選擇佛寺居住。韋應物潔淨向佛，住在官舍時，他也“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他的詩作在朝鮮傳播廣泛，深受朝鮮詩人喜歡。朝鮮詩人對韋應物的品格也特别欣賞，“掃地焚香”就屬其中之一。

代宗廣德元年(763)，韋應物出任洛陽丞。此時的洛陽風光不再，“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任職期間，他因約束劫掠士兵，和同樣剛直為政、任河南尉班的侄子一同遭受告訟，便告疾罷官隐退，居于同德寺。

總體來說，韋應物的一生都是在官、隐中轉換。他不同于陶淵明，陶淵明是幹脆辭職再不出仕。也不同于王維，王維雖然一心想隐居，但始終未離開官場，隻能在休假時去山中别業小住。韋應物則是做官一段時間，隐居一段時間，交替進行。他不能徹底隐居的原因比較複雜，主要的可能是少年蒙皇恩，不忍棄朝廷而去，加之家族榮譽感督促和經濟原因迫使——韋應物自幼喪父，家産本不豐厚，戰亂後想必也損失不少，為官時趕上朝廷動蕩、國力不足，薪俸也少，他又為官正直，與白居易、劉禹錫同被後人譽為奉職守法、清廉賢能的“循吏”，故而經濟窘迫。

大曆九年左右，韋應物回到長安。在京兆尹黎幹的推薦下，任京兆府功曹等職，曆任高陵縣令、鄠縣縣令，并出使雲陽視察水災、去藍田訪查民情。大曆十四年(779)，在被調任栎陽縣令時，韋應物再次以疾辭歸。這次以疾辭歸不完全算托辭，韋應物的健康狀況确實不好。不過，亦有為了避禍之目的：大曆十四年初，曾經舉薦他的黎幹因牽涉到代宗皇子繼位問題，被新登基的德宗賜死。三年前遭遇了喪妻之痛的韋應物本已心力憔悴，再遭遇黎幹之變，更是窮于應付。

建中二年(781)四月，韋應物被起用為從六品的尚書比部員外郎。兩年後，建中四年(783)出刺滁州。此前，韋應物為官都是在長安、洛陽，這次滁州是遠行。但滁州雖為下州，滁州刺史卻為正四品下，畢竟也算升遷。韋應物墓志稱其“三領大藩”，即指他擔任滁州、江州、蘇州刺史。興元元年底，韋應物卸任。由于貧窮無路費返程，他在滁州西澗閑居，“昨日罷符竹，家貧遂留連。部曲多已去，車馬不複全。閑将酒為偶，默以道自诠。聽松南岩寺，見月西澗泉。”

韋應物在滁州生活了三年，他的存詩中卻有近五分之一的詩作是寫在此地的。滁州在彼時還是“州貧人吏稀”、“四面盡荒山”的閉塞荒蕪的古郡，是韋應物的詩作首次讓其在文學史中立足。另一位讓滁州“名揚”文學史的詩人，是兩百多年後“環滁皆山也”的歐陽修。

貞元元年(785)，韋應物出刺江州。在江州任上，他仍然是兢兢業業地愛民如故，“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賓朋未及宴，簡牍已雲疲。”貞元三年(787)，賜封扶風縣男，食邑三百戶，入京為左司郎中。一年後，貞元四年(788)出任蘇州刺史。貞元六年(790)屆滿離職。離職後再次因盤纏不足而無法回京候選，借住于蘇州城外永定寺，“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羁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貞元七年(791)卒于蘇州，十一月歸葬洛陽少陵原。故韋應物又稱韋蘇州。

韋應物的交遊範圍廣泛，與顧況、皎然、秦系、孟雲卿、劉太真、暢當、閻防、薛據、丘丹等人均有詩文唱和。他的詩以五古著稱，現存詩作中，近一半為五古。詩中頗多寂寥意象，有禅味、道意。司空圖是最早将韋應物和王維并論的，“右丞、蘇州趣味澄複，若清風之出岫。”但他的寫景禅詩與王維的不同，王維的是置身度外，韋應物是身臨其境，他寫的就是周遭的生活。

司空圖之前，最早給予韋應物詩作高度評價的是白居易，“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韋應物的田園詩由寫意轉向寫實，從隐逸向憫農過渡，直接開啟了白居易、李紳、元稹的新樂府。

蘇轼将韋應物的詩作影響又提到更新的高度，“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問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又說，“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蘇轼也有和韋應物的詩作。蘇轼的贊譽将韋應物和柳宗元并稱為“韋柳”，和“王孟”并稱為唐代田園山水詩四大代表。後世又将韋柳與陶淵明相比，形成陶韋柳之說。

韋應物雖然被稱為大曆、貞元時期的詩人，可他的詩作中盛唐的特點較為明顯，與同期其他詩人的風格很不同。他的詩作中有對盛唐繁華的回憶、豪邁雄放之氣、對民生的關注和實踐理想的熱情。他的歌行體保持了盛唐以散句為主的風格，而非像中唐的格律化。“獨應物之詩，馳驟建安以還，得其風格雲。”宇文所安的《盛唐詩》最後一章以《盛唐的挽歌》為标題讨論了韋應物詩作。可惜這一曲盛唐的餘音，也随着韋應物客死江南而泯滅了。（作者 辛上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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