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在我國書籍制度史以及科技史研究中占據着重要地位，但是學界對印刷術研究中的若幹問題仍然抱有争論，本月讀辛德勇先生《中國印刷史研究》，有所思，贊同有之，反對有之，記收獲于此，如題目所言，本文偏重于活字印刷術研究，對其中的若幹問題進行探讨，一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狀況；二為銅活字本考異。

首先對活字印刷術起源問題研究首先要略談印刷術的起源，在這方面辛氏較有創見地提出雕版印刷術術發明以佛像捺印技術為濫觞。他認為除了密教經咒之外，直到開元年間，目前還沒有其他任何一種見于确實可信文獻記載的雕版印刷書籍，更沒有确實可信的雕版印刷實物傳留于今世。在印度以“佛印”印制佛像的技術，是在唐高宗顯慶五年（660年）或稍晚于此一兩年間，始由王玄策帶入唐朝，就像今天一樣，繪畫依然是一種專門的技能，大多數能夠書寫的人并不能同時具備繪畫的本領，這就是佛像捺印技術的市場前景所在，繼印制于絹或紙上的普通印佛之後，在印度的密教信徒當中，進而使用佛印和塔印将佛像、佛塔大量印制于沙土之上，并将此用為表達密教獨特信仰和觀念的一種慣常行事，或者也可以稱之為固定的“儀軌”。随着密教在唐朝的興盛，印刷術産生所需要的市場前提就有了，除了捺印的佛像，就是密教的陀羅尼經。這種陀羅尼經都是一些密教的咒語。在開元年間伴随着密宗信仰的深入和普及，最先出現的文字印本，應該是捺印梵文陀羅尼經，而真正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和應用較此還要晚上一段時間。宿白先生認為印制年代最早的西安西郊張家坡西安造紙網廠工地附近唐墓出土的那一件陀羅尼經，安家瑤等人通過研究畫面上人物的造型和服飾等内容，以為其繪制年代應“接近玄宗時期”，也就如黃永年先生等人的判定，印刷術的上限以唐玄宗開元年間。關于這點本人持贊同态度。

活字印刷術發明的内在動力即為傳統的雕版印刷存在一些弊端，如活版的儲藏問題，随着書籍數量增多，若皆以雕版印刷，制版的成本較高。活字印刷的記載最早見于沈括《夢溪筆談》：

闆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闆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闆。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個鐵闆，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闆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闆，持就火炀之，藥稍熔，則以一平闆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闆，一闆印刷，一闆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闆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闆内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檢閱這條史料，我們大緻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活字印刷出現于宋慶曆年間，發明者畢昇其流程大緻如下：制字(字釘材質以膠泥為主，因追求版面的平整，所以木活字的嘗試以失敗告終）、置範(範的材質為鐵質)、排版、固版(加熱法）、印刷、拆版、貯字(字藏于木格之中)。

第二、活字印刷術的效率較傳統雕版印刷術高。

第三、畢昇之印為沈括群從所收藏。

引史必先證史，我們需要對這段材料進行考證，一則是否為沈括本人之記載，二則沈括的記載是否可信。考證第一個問題，則需要對夢溪筆談的版本源流稍作了解，判斷其傳抄可信度，沈括的《夢溪筆談》宋本祖刻本早已毋見。據流傳本考訂，可知《夢溪筆談》最初刻本為三十卷，内容比今本要多，但都散佚。北宋有揚州刻本，南宋孝宗乾道二年又曾重刻行世，惜宋刻本今皆不存，《夢溪筆談》現所能見到的最古版本是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1305年（元大德九年）陳仁子東山書院刻本。此本據南宋乾道本重刊，尚可窺宋本舊貌，其開本很大，極為鋪陳，而版框很小，裝幀為當時流行的蝴蝶裝，在元代刻本中獨具特色。今本則為26卷。由此來看，其記載可信度是可以保證的。第二個問題，沈括記載的工序是可信的。南宋紹熙四年周必大在給朋友的信中記錄了這樣的事：“近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版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但是問題在于活字印刷術的效率上，既然活字印刷效率高于雕版印刷，為什麼沒有代替雕版印刷的地位？這大概有兩方面原因，外部原因即為中國傳統文化基層書籍，即經史子集文獻基本保持穩定，活字印刷術的市場需求較小，内部原因即活字印刷術存在着嚴重的技術缺陷，就是擺排出的字釘，忽高忽低，造成版面凸凹不平。高出來的字，着墨過重；低下去的字，又着墨太淺，或着墨不全，甚至根本着不上墨，這種情況，在存世中國古代活字本中普遍存在。

（按：因為活字印刷術的内外因限制，在活字印刷術發明出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這種技術基本保留在理論層面上，以之應用于實踐刻書事業中的少之又少。）

關于印刷術的傳播，西夏是重要的一個環節。西夏在文化事業迅速發展過程中，為了滿足社會對書籍數量的需求，重視并大力發展了刻印書籍的事業。其實，西夏境内的一些地區，早在五代和宋初西夏尚未立國時期，就已經有了發達的刻印事業。如在敦煌發現的五代後晉時期的觀音像和《金剛經》，就是當時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使曹元忠發願刻印的。證明西夏地區早有刻印書籍的基礎。宋、遼、金發達的刻印事業和高超的刻印水平，也會對西夏産生積極的影響。如與西夏鄰近的山西平陽(平水)，在金代印刷作坊林立，是當時的刻印中心。平陽精美的印刷品流傳到了西夏，有的還保存至今，如從西夏黑水城遺址出土的《四美圖》上标明的“平陽姬家雕印”，此外還有《關羽圖》和劇本《劉知遠諸宮調》。以此來看，中原的雕版印刷術在西夏已經有較大的市場，其印本以佛經為主。

接下來的問題即西夏的活字印刷産生的原因以及與畢昇所發明的活字印刷術異同。首先西夏文的創制，可以做出大膽的猜測，在雕版印刷時，西夏文因其複雜的造字特點，對雕刻工匠的要求較高，刻字效率低；其次西夏文字初創，用雕版印刷術版刻書籍成本較高，由此活字印刷術登上了西夏的曆史舞台，不同于畢昇發明的膠泥活字，西夏采取的是木活字，即畢昇因為版面不平整所放棄的印刷方式。西夏的木活字印刷方式是由于畢昇的影響，還是其黨項民族自身的創制，已經無從可靠，但是從畢昇的膠泥活字印刷術在當時社會的傳播影響來看，我更傾向于後者。

這裡我們可以發現，雕版印刷術與活字印刷術之間的對比，在中原，不但追求刻書效率，同時還追求刻書質量，即為版面的平整，而在西夏由于其文化事業的落後，印刷書籍更追求實用性，即普及西夏文字和文化，其印刷術放棄了對版面的要求。近世黑水城出土文獻發現一批木活字印刷書籍即為證明，如《維摩诘所說經》、《德行集》等。

關于活字印刷的分類大概可以分為，膠泥活字，如畢昇者；木活字，如王貞者；銅活字，如《古今圖書集成》；錫活字等。這些活字版本的區别大概在兩個方面，一者是字釘，另一者是印字之版。

膠泥活字上文已叙述，不在重複。簡言之，鐵闆，膠泥活字。

木活字，西夏雖有，但其以效率換版面，暫且不提。中原的木活字應用自元人王祯起，其時作《農書》，曆時十餘年。預感篇幅較大，雕印困難，寫《農書》中途請木匠制作木活字三萬多枚。《農書》中記載了“造活字印書法”。王祯在旌德時，于1298年(大德二年)，用這套木活字印制了自己纂修的《旌德縣志》。此處木活字為木字、木版。王祯将沈括所說供安放字釘的“闆”和“範”兩部分，合稱為“盔”或“印盔”。這顯然是取自二者結合後的形狀，略似“盔”。其與畢昇方法的區别，是要将排好後的字版，放入窯内略加燒烤，使之密切結為一體，宛若整塊雕版。同樣，王貞沒有解決木活字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的問題，以王祯《農書》後附《造活字印書法》說：“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書。但上項字樣難于使墨，率多印壞，所以不能久行。”此來看一定程度上，木活字、錫活字都不是很流行。

金屬活字，主要以銅活字為主，或者說銅極其合金，制作金屬活字的方法至少有二種：其一為镌刻法，主要工藝流程有制範、鑄字坯、镌刻等；其二為鑄造法，主要工藝流程有制木字母、制泥範、鑄活字等。

辛氏書中有“晉天福銅闆本”《九經》，書版應是镌刻而非鑄造而成，但镌字所用銅闆卻應是鑄造成形，所以，自然也可以稱作“以銅鑄之”。我認為宋金元明各個時期銅印版上的文字，都應該是随版整體鑄出，而不是在鑄出的銅版上再行刻字。因為在“青銅”（銅錫合金）這類堅硬的銅質器物上，雕刻文字難度較大。明代中期以後，開始逐漸應用“黃銅”（銅鋅合金），質地稍軟，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雕制文字，但要是大批量雕造印刷用字釘，仍然難以實施。

另外，辛氏認為華燧之前中國亦從無銅活字印書的記載。

唐錦《龍江夢餘錄》（弘治十七年刻本）卷三：“近時大家多镌活字銅印，頗便于用。其法蓋起于慶曆間。時布衣畢昇為活闆法，用膠泥刻字，火燒令堅……其費比銅字則又廉矣。”

陸深《俨山外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金台紀聞》：“近時毗陵人用銅鉛為活字，視闆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

邵寶《容春堂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後集卷八有《會通君傳》即華燧傳，略雲：“會通君姓華氏，諱燧，字文輝，無錫人。……既而為銅字闆以繼之，曰吾能會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會通館。”

以上三條辛氏皆解釋為銅闆活字，從而認定明代華、安兩家所刻之書皆為錫字。但是除此之外，另有史料記載銅活字，茲列舉幾條史料：

一是清人汪森《粵西叢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十三“豢龍馴龍”條說：“計宗道，柳州羅池人，登甲科，官至衡州知府，家積書籍及玩好之物極富。其家有銅鑄字，合于闆上印刷，如書刻然。”

二是利瑪窦《天主實義》（萬曆三十五年燕贻堂刻本）卷上說：“又觀銅鑄之字，本各為一字，而能接續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萬物鹹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質有文而不可增減焉者。”

在這方面研究上，辛氏使用列舉法，選擇對自己有利史料進行探究，有失偏駁。同樣，還有一句“至于這段文字末尾‘公殁後，六家以量分銅字’雲雲幾句話，我認為應是出自安璿的揣度。”這裡的論證着實不太嚴謹。

另，關于銅活字問題，2018年春，有文物收藏者從日本購回九十七枚原為羅振玉舊藏的古代銅活字，并邀請國内版本學、金屬學、錢币學、印刷史等學科的學者進行鑒定研究。多數人認為其出自宋元時期，這一發現對中國印刷史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當然，若是造假，則其無價價值，若為真，則應探究是大規模版刻所為 還是銅活字刻書的失敗嘗試。二重證據法的應用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了驗證。

這次報告基本就到這裡，篇幅所限，還有許多問題沒有闡釋，如朝鮮銅活字與我國銅活字時間早晚以及對比研究、清代活字印書狀況等等，留待下次繼續讨論。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