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時代是否已經出現了‘我們可以讀懂的文字’?”學界對此讨論由來已久。在新石器時代考古材料中，良渚文化的刻畫符号成為最值得用來探讨文字起源的一批材料。在日前舉辦的“史前符号和早期文字”學術報告會上，來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北京大學的專家學者就這一議題，在浙江平湖博物館開展了線上線下相結合的研究成果報告。

“丁公陶文”與“龍虬莊刻符陶片”兩件文物，曾把“史前文字”的讨論推上熱點。但兩者處在各自的考古學文化背景中，均是很孤立的存在。而良渚文化的刻畫符号卻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是新石器時代考古材料中，最值得用來探讨文字起源的一批材料。其中，嘉興平湖莊橋墳遺址不僅出土有大量的良渚文化刻畫符号，并且出土了句式性很強的刻符标本，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于是，在2012年、2013年，考古學界連續開展了針對良渚文化刻符的讨論會。

良渚文化刻劃符号

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成功申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實證。作為西方世界長久以來認定的“文明”标準之一的“文字”，卻缺席了闡釋中華古文明的誕生過程。這促成了學界對文明認定标準問題的反思，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中國标準”，同時，也再次促使考古專家們在“良渚文化有沒有文字”的問題上，找個答案。

9月23日，為了這個議題，由浙江省文物局指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文化和廣電旅遊體育局主辦，浙江省考古學會、平湖市博物館承辦的“史前符号和早期文字”學術報告會在平湖博物館舉行。

會議現場照片

關于“良渚文化有沒有文字”，和“良渚文化的文字我們是否讀得懂”兩個問題，如果不給“文字”做個内涵界定的話，讨論将是無休止且無意義的。在第一個問題中，我們需要率先明确，“良渚文化有沒有文字”讨論的“文字”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在這裡，狹義的文字可以指屬于現代漢語系統的成熟的文字，廣義的文字則是各種不同語言系統的我們認識或者不認識的文字。而第二個問題中，能否被我們讀得懂，卻并不等于良渚文化是否有成熟的文字。因為，符号的、形式的意義也是能夠被理解的。若真如此，那麼，就可以證明良渚文化有文字(廣義上的)，又可以讀一讀這良渚的“史料”了。

六位專家的發言，根據其主要内容可以歸納為四個類型。

第一個類型是綜述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外國語學院西亞系教授拱玉書分别對良渚刻符與西亞文字進行了系統的介紹。

趙輝在線報告

趙輝首先肯定了《良渚文化刻畫符号》一書的資料價值，同時也指出了資料搜集面臨的困難。以書中收錄的符号為基礎，概括出大約300種符号，分為象形與抽象兩大類。結合具體出土地點的情況，認為良渚刻符主要是由一般等級聚落或墓葬中出土，屬于良渚社會大衆層面的産物。

趙輝分别介紹了陶器、石器、玉器三種不同載體上刻符的特點，認為刻畫有符号的陶器，大多屬于普通的、習見的陶器，而玉器的刻符與陶器的刻符有明顯差别，表明了良渚上層社會在宗教、政治方面的專屬内容。根據刻畫位置的不同，良渚刻符可分為開放型刻符和隐蔽型刻符兩類。這兩類刻符當對應着不同的功能。隐蔽型刻符具有器物記号的作用，而開放型刻符更具有傳達意義和概念的作用。根據刻畫順序的不同，可分為燒前刻和燒後刻，燒後刻的象形符号多于燒前刻。而同一種類的刻符，往往是隐蔽型的抽象刻符，燒前刻的多，而燒後刻的少。根據這種對應關系，可見燒前刻與燒後刻的不同，也主要與前述作為記号和傳遞信息的功能有關。從書寫系統的角度出發，不同地區重複出現的刻符，有了一定的傳播的意義，說明特定形态與特定概念之間有了固定的對應關系，以刻符為載體的信息傳播網絡已經出現。希望随着今後的發現，良渚的“字庫”還能有所增加。

以上主要針對符号單體，而連續的刻符并不多見，但有可能已經初步表達出了語法的語言結構。其中，以不同的動物象形符号并排構成的連續刻符，好比名詞的并列，無法表達語義，應該是作為裝飾使用的;一些連續刻符中出現斧子、箭镞的象形，則可能有轉為動詞的意義，使連續的刻符帶有叙事的意味;象形、抽象符号連續排列的情況下，由于不能像推測象形符号的詞性一樣推測抽象符号，不能排除其叙事的可能。這些叙事的連刻，表明良渚文化有了初級的“語文”。

兩河流域的泥版文書(拱玉書講座截圖)

拱玉書以蘇美爾人創造的楔形文字為例，對比了兩河流域以及周邊地區的符号，證明了器物上的符号從起源上早于楔形文字，而楔形文字發源于陶籌，兩者的發生發展是并行不悖的兩個過程。當文字開始流行以後，符号依然被大量使用着。即使是同一類器物上，比如烏爾地區出土的石碗，可以出現楔形文字，也可以出現無法釋讀的符号。但在更多情況下，符号的載體與文字的載體具有不同的性質。文字往往書寫在一些約定俗成的材料上，比如兩河流域流行的泥版文書。盡管随着時代的推移，這些泥質書寫材料的形狀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泥質材料始終是文字最主要的載體。文字所表達的内容，與載體沒有意義上的關聯。一些具有銘文性質的文字，則與器物載體有關，表達把該器物獻給什麼人的意思。而器物上的符号，則是一種記号，沒有普遍的社會意義，隻有附着在器物上才能表達諸如标記陶工、工場、顧客、容量、死者等意義。這與趙輝在介紹良渚隐蔽型刻符時的觀點是一緻的。從形态上看，器物符号的刻畫沒有一定的規範，同一種符号在不同器物上呈現的筆畫、結構多少會有些出入。即同一個符号會有很多異體，這與良渚刻符類型歸納的情況十分相似。從出土數量上看，單獨一個烏魯克時期的遺址，出土泥版6000多塊，符号800多個，單一符号的異體多達十幾個的情況下，在西方學者看來尚屬于“原始楔形文字”，是成熟楔形文字的早期階段。而良渚刻符顯然尚未達到這樣的程度。如果符号發展了幾百年，仍然不能出現成篇的文章的話，就不能認為這樣的符号體系屬于文字了，南亞地區的哈拉帕文明的印章文字，其實就是這種符号。

問題的緣起(秦嶺講座截圖)

第二個類型是問題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秦嶺簡單回顧了“良渚有沒有文字”這一問題的緣起并介紹了相關的學術背景之後，梳理了廣義與狹義的文字系統的概念。從狹義的角度來說，不能認為用圖像或者用單個圖形符号來表達意義的就是文字;而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原始文字”又該如何定義?

在世界上其他早期文字系統中，“原始文字”通常是指成熟文字系統的“前身”，那麼，是否良渚的所有刻符都能算原始文字?它們和後來成熟的文字系統會有繼承關系嗎?作為讨論良渚刻符的基礎，需要首先回答三個問題，即什麼樣的載體、什麼人使用，以及什麼場合下使用。而進一步的研究，則涉及更多的問題。比如，不同載體的良渚刻符，是否屬于同一個“文字系統”或者哪幾種屬于“文字系統”?良渚古城遺址會不會是發明和使用刻符“文字”的中心?良渚刻符的創造者、使用者、學習者分别是誰?有多少比例的人是“不認字的文盲”?文字需要能夠完整地傳遞信息，而良渚刻符在廣義上是如何傳遞信息的?刻符傳遞的社會功能，是在哪一個階層中得以實現的?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與良渚文明的其他因素以及社會發展的整體相對應，并且，需要以考古學的方法為基礎。盡管對良渚刻符是原始文字這個觀點持保留意見，但是，刻符對漢字系統的貢獻值得肯定。

第三個類型是“找字”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徐新民，同樣也是莊橋墳遺址的發掘者。他在報告中概括介紹了良渚文化刻符的衆多類型，包括一些典型形式和常見的組合方式。T1012:10與H41:1這兩件刻紋石钺，是他報告的重點。通過仔細觀察顯微照片，分析線條粗細、疊壓關系等，指出其上的刻符有時間先後。并且通過将石钺以裝柄方式正置，向觀衆呈現了刻符完全不同的形态。在刻符石器經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石器微痕分析實驗室進行微痕分析之後，觀察的尺度細化到刻痕内的土壤膠結物、風化程度、光澤度等極其微觀的方面，證實了刻符的真實性，且刻符多形成于石钺斷裂之前。偶有刻痕形成于斷裂之後，或有後世金屬器的刮刻傷，當排除在原生的刻符之外。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新民研究員

莊橋墳石钺T1012:10的兩面刻符

良渚博物院名譽院長徐天進，是商周考古、商周青銅器研究的大家。他首先彙總了十年前專家學者們認定良渚刻符為原始文字的共識，随後列出了莊橋墳遺址出土上述兩件刻紋石钺上刻符的不同摹本，并且親自另做了一份摹本，将不同摹本相互類比，提煉出可分辨的18個符号個體。他肯定了徐新民認為刻符有先後疊壓的觀點。同時，他還指出辨認刻符時應該排除那些并非刻符的刻劃傷痕、摩擦痕，将有效的刻畫筆道區分出多組符号，不至于造成研究對象間的相互混淆。

不同摹本的刻符對照(徐天進講座截圖)

第四個類型是“釋讀”型。徐天進引用了嚴文明先生的一段話：“如果把同一符号體系的所有資料加以排比分類，從符号本身的結構及其相互聯系來加以分析，再結合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文化特點，對其可能的含義作些邏輯性推測，也許不失為一種比較可行的方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朱雪菲，以澄湖74WchJ127:1雙耳壺的五個符号為例，做了個案的釋讀，即是嚴先生所述方法的一次實踐。旨在讨論一種通過分辨刻畫符号自身的規律性，提煉其中含義的研究方法，以避免純粹的猜想式“圖說”。其研究基礎是傳統的考古類型學。針對數量最大的刻符載體——陶器，提出了同一種形象的符号在燒前刻與燒後刻中，可能具有不同意義的認識。朱雪菲在報告中簡介了幾類可能存在的良渚人創造刻符時所遵照的法則，并将其與漢語造字法則進行類比，提出了“刻畫符号尚未進入漢字系統，但不能排除後世漢字的造字法則，對良渚文化刻畫符号的構造法則有所傳承”的觀點。

澄湖74WchJ127:1雙耳壺刻符

持有“精英階層造字”觀點的拱玉書、徐天進等，提到了文字不是長期累積的結果，而是由社會精英在短時期内創造的，他們也認同文字的創造可能對已有的符号系統有所參考。而趙輝則認為，就良渚刻符而言，隻能看出有很少量的刻符與良渚的最高階層有關，更多的符号是普羅大衆的創造。對比這兩種觀點，“自上而下”的文字系統與“自下而上”的刻符系統并不兼容，這與拱玉書介紹西亞文字時指出的，文字和符号是可以并行發展的兩個系統，不謀而合。

主持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向明，具有長年的良渚玉器線繪及刻符描摹的寶貴經驗及深厚功力。他在總結衆位專家的發言時，肯定了專家見解，同時肯定了《平湖莊橋墳遺址刻畫符号圖集》《良渚文化刻畫符号》等圖錄材料公布的完整性。他強調了符号觀看視角的多種可能，強調了研究刻符需要回歸其出土情境、結合載體器物，對刻符線條的觀察需要結合多種方法，盡最大可能做到準确、客觀。會議最後，方向明所長再次肯定了良渚文化刻符屬于原始文字的觀點，同時認可了報告會中各類問題的提出、多種方法的運用、不同視野的引入，比達成共識更加重要。

會議現場照片

針對良渚文化有沒有文字，專家們在良渚文化尚未出現成熟漢字這一點上達成共識。然而，良渚文化到達文明國家的程度，應對複雜社會的管理、大型工程的實施、手工業體系的建立與貢賦的繳納等一系列國家行為的完成，在沒有文字作為溝通手段的情況下，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良渚刻符所具有傳遞信息的功能無需質疑，而良渚文化是否存在尚未被發現的另一套更為成熟的文字系統，也值得期待。

目前，鑒于專家們對文字涵義的外延掌握程度不一，對刻符分類标準的把握不同，尚沒有形成對良渚刻符系統的标準化解釋，我們要讀懂良渚的“史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者單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文轉刊自文博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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