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則“法澳混血”新聞在中文互聯網、尤其是微信朋友圈上小小地刷了一波屏。一個澳洲營銷公衆号發布了一則标題聳動的消息——《7000萬人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爹媽要沒了！而澳洲，也面臨同樣的窘境……》大意是，法國近期通過一項法案，學校中将取消“母親”和“父親”這兩個詞，分别用“雙親一”（Parent 1）、“雙親二”（Parent 2）代替。

之所以說是“法澳混血”新聞，是因為法國隻是個由頭，原文接下來把其實并不直接相關的澳大利亞新聞嫁接在一起——無性别衛生間、“政治不正确”用語、幼兒教育貫徹性别平等……來幫助旅澳華人提供“在地服務”。這樣一來，營銷号在方寸之間成功跨越了一萬五千公裡距離，成功塑造出一幅“西方國家白左當道，為了‘政治正确’甯可不認爹媽”的圖景。

更加誇張的是，和英語不同，法語中parent一詞同時有“父母”和“親戚”雙重含義，具體用法要視語境而定——七大姑八大姨有時也是你的parent——所以其他一些自媒體涉及法國這則消息時，索性翻譯成“親戚一”、“親戚二”。這樣一來，父母權威越發蕩然無存，家庭綱常簡直“崩壞”到無以複加的地步。曾經“浪漫”“博愛”的法蘭西，在“政治正确”的毒害下，俨然要堕落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地步了。

和殿堂級的咪蒙相比，這種目标鎖定留學生和華僑的海外營銷号，在一驚一乍制造聳動話題方面，其實已是小巫見大巫（發布三天後閱讀量不過兩萬多），其手法也已經毫不新鮮。盡管如此，相關話題仍然引起國内朋友關注，所以有必要圍繞此事的前因後果，略作一點說明。

法國總統馬克龍

填個表，7000萬人爹媽就沒了？

首先，需要實事求是承認的是，法國近期的确出現以parent 1和parent 2來代替傳統的“父親”和“母親”稱謂的新聞。但和營銷号能夠吻合的信息基本也就到此為止，其餘的，都是營銷号所沒有告訴你、或者用扭曲方式呈現的部分。

這件事的基本要點是，法國國民議會近日表決通過了以教育部長命名的“布朗蓋法”，旨在改革法國的中小學教育體系。2月21日，該法以353票贊成、171票反對、31票棄權的顯著優勢獲得通過，其中核心内容是将法國兒童的強制性義務教育年齡從6歲大幅提前到3歲、部分小學和初中合并以整合資源、大學生從二年級起可獲得帶薪預聘以鼓勵其投身教育行業、重組若幹高等教師培訓教育學院以及改革教學評估體系等等。

和代議制下的常規做法一樣，在最初的正文草案之外，不同政治派别的議員從自身立場出發，提交大量修正案進行“搭車表決”。這一次圍繞“布朗蓋法”，法國議員提交了上千條修正案，但隻有為數不多的建議得到确認，其中就包括這條“不認爹媽”的修正案，其實它早在2月13日就得以通過，納入法案文本。

這項修正案的提案人是來自執政的“共和國前進”黨（LREM）的一位女性議員佩蒂（Valérie Petit），其内容也很簡單，就是在中小學内部各種文牍中，以“家長一”和“家長二”來取代傳統的“父親”和“母親”，這主要涉及到各種行政表格，例如入學申請表、食堂就餐登記表等等。

應當說，相對于整個法案改革法國中小學教育體系的雄心，這項修正案僅涉及到非常具體的技術性細節，或者說，幾乎隻涉及到如何填表的問題。當然，在提案人眼中“茲事體大”，是呼應此前法國通過的同性戀婚姻法案，超越已經“過時”的家庭模式，适應多樣性需求的“社會平等”舉措。有趣的是，同屬執政黨陣營、主導法案的教育部長布朗蓋本人卻并不同意這項修正案，但提案與表決是議員和議會的法定職權，所以即便法案中被“夾帶私貨”，部長大人也無可奈何。

但在法國之外，這項“填表修正案”卻被拔高到恐怕提案人自己也不曾預料的高度。當法國緻力于把義務教育從小學推進到幼兒園階段并重組初等教育體系時，我們眼中看到的，是一個填表細節的無限放大。中文營銷号文章的邏輯便是——“7000萬人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爹媽要沒了”，同時還信誓旦旦地聲稱“這種代替将是強制的，今後，法國的所有三歲以上的兒童都将被教育使用這種詞彙稱呼自己的雙親，而所有相關的學校文件中，也将用這兩個詞稱呼他們的父母。”

這篇文章援引的英文報紙雖然沒這麼誇張，但也不無曲解。《泰晤士報》的相關标題是“法國學校邁向性别中立，‘父親’和‘母親’在表格上被禁止（be banned）”。而《獨立報》的标題就扯得更遠——“新的反歧視法要求法國學校用‘家長1’‘家長2’來取代‘父母’”——你能想象《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被稱之為“中國一部新的反歧視法”麼？

毋庸置疑，這種稱呼的出現，的确是為了适應法國同性戀婚姻平權之後在教育領域的相關變化。雖然在心理學上說，同性戀伴侶和家庭内部也往往會分化出更傾向“父親”或者“母親”的角色分工，但畢竟并非“剛需”，事實上據法媒報道，近年來法國已經有諸如“家庭法定代表”這種更加嚴謹、但也更加冷冰冰的說法，相比之下，“家長一/家長二”反而算是有所進步了。

更有趣的是，雖然聲稱是為同性戀家庭着想，但即便在這一群體内部仍然有人不領情，相關社團批評說，這種稱謂會在家庭内部人為地建立一種“等級制”——誰是一号人物、誰是二号人物，似乎隐含着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看上去，這個簡單序号在避免一種不平等的同時，又展示出另一種不平等。

已經“無父”了，那“無君”呢？

從“政治正确到不認爹媽”的狹小邏輯跳出來，關于此次法國教改法案，還有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

在立場偏左的議員訴諸“平等”的同時，右派共和黨的議員也提出了“愛國政治正确”的修正案作為對沖，要求法國中小學将三色旗和《馬賽曲》歌詞張貼在教室牆上，來培養“愛國主義情操”。和“填表修正案”一樣，“愛國修正案”也激起了極大争議，于是提案人後來又加入“歐洲旗”（即深藍底色，十二顆五角金星環成圓形）和法國國旗并列，算是形成折中妥協，最終得以通過。

三色旗和《馬賽曲》面世兩百多年後，總算進入法國中小學課堂。不過，馬克龍總統的畫像還是沒能擺進小學生教室裡（雖然法國政府各部辦公室都會懸挂現任總統的畫像），這恐怕算是缺乏核心意識的“無君”表現。而事實上，法國的“無君”危機比這種表面文章深重得多。

這位年輕總統剛上台時，被政治對手抨擊具有一種“朱庇特式”、或者說君王式的執政風格：高高在上、脫離民衆、剛愎自用、嫌貧愛富。而在去年11月“黃馬甲”運動興起之後，憤怒民衆喊出“馬克龍下台”的口号。後者不得不至少走下“神壇”，做出體恤民情的政治表态，一方面放棄作為運動導火索的燃油稅改革措施，并且廣派紅包，承諾給低薪階層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又發動“大辯論”作為解套措施，先聲奪人，擴大戰線，以更加廣泛的改革動議，來為已經啟動的改革進程增加動力。

法國“黃馬甲”運動

“黃馬甲”運動最為珍愛的話題之一，就是所謂“公民動議全民公決”（RIC）。這一變革的主旨在于把發動全民公決的主動權從“建制派”手中部分地轉移到民衆手中，削弱執政者的壟斷地位。2015年修憲之後，除法國總統可以發起公決之外，五分之一的國會兩院議員得到十分之一選民聯署支持，也可以啟動公決，雖然選民并未完全被排除在外，但這顯然是一個極高的門檻。而此次“黃馬甲”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就是降低這一門檻，進而提高政治生活中“我們人民”的成色。

面對這種咄咄逼人的訴求，馬克龍并沒有一口回絕，反而表示可以考慮今年五月在歐洲議會選舉時舉辦公投。這看上去給了“黃馬甲”運動一線期望，但從法國曆史上看，全民公決其實是和政治強人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從拿破侖到戴高樂，政治強人更偏愛這種“召喚人民出場”的非常措施，幫助自己沖破阻滞，給體制帶來重大變革。

如果這種曆史慣性得以延續，那麼雖然表面上看，馬克龍節節退讓、頗為被動，但“黃馬甲”在連續上演15周之後，也同樣顯示出進入瓶頸的迹象。而馬克龍憑借在“大辯論”中卷起襯衫袖子、親自下場舌戰群雄的良好表現，民意指數止跌回升。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一度聲勢高漲的哄馬克龍下台的“無君”思潮，可能越來越難有市場。

不過，考慮到目前歐洲的民粹浪潮仍然高漲的宏觀背景，馬克龍如果試圖利用公投來沖破政治難關，仍然是一個高風險選項。雖然“黃馬甲”運動進入瓶頸，但在歐洲議會選舉向來對極左極右兩派極端力量有利的背景下，法國的民粹浪潮仍然可以随時從意大利、英國甚至東歐和俄羅斯獲取外部動能。因此如果要把“畢其功于一役”的全民公投綁在今年五月歐洲議會選舉的戰車上，馬克龍還需要更慎重地掂量。

有父有君，就不變禽獸了？

回到這次“7000萬人沒了爹媽”的大新聞，把責任歸咎于中文互聯網上營銷号無節操、博眼球、危言聳聽，當然大體不錯。中文互聯網新聞、尤其微信朋友圈進行“病毒式傳播”的資訊，很大程度是被污染甚至“毒化”過的。但我們還是要多走一步，看如何反思我們自身。

雖然本文标題同樣很聳動，但至少，這種聳動有它确定的出處，稍微讀過一點書的人都知道，這個典故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某種意義上，當下法國正處于這樣一個“無父”和“無君”耦合的節點，卻未必如儒家或者基督教中保守主義一翼所痛心疾首的，眼看着“國将不國”，或者索性變成“禽獸之國”。

從充滿溫情的“爸爸媽媽”，到毫無美感的“家長一/家長二”，當然會讓大多數人不愉快。正如法國這次相關修正案的反對者所說，即便算上所有的婚姻、PACS（民事結合契約，其中雙方權利義務不及婚姻但享有法定受保護地位）和私生子女，至少95%的孩子都有真正意義上的“爸爸”和“媽媽”。但我們需要明白的是，這樣一個毫無美感的稱謂為何會出現？它正是為了協調現代社會中的利益沖突，這種利益不僅存在于經濟層面，同樣存在于心理層面。隻要沒有對多數造成實質性損害，那麼對少數的讓步，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哪怕其中受益者隻有不到5%，哪怕這并不是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

這一切的緣起，是當初法國左派政府對婚姻的平權承諾，而一旦制度堤壩被打破，自然需要大量的細節工作去配套完善。然而對于另一個語境中的讀者來說，躲在一道堅硬的制度堤壩後面，很多技術細節問題無從設想，也從未值得勞費心神去設想。躲在這個龜殼後面來嘲笑或者痛心疾首，實在是件很便宜的事。王小波當初批評孟子的話，今天幾乎可以一字不改地移用到許多鼓噪者的身上——“表面上體面，其實心底有股邪火。”

法國電影《放牛班的春天》中有個橋段，恐怕被很多人忽略掉了：音樂家克萊蒙·馬修讓“放牛班”孩子一個個試嗓時，一個五音不全的熊孩子吼了一句“Maréchal, nous voilà !（元帥，我們來了！）”被馬修惱火地一巴掌撥開。原因很簡單，這是一首頌揚貝當元帥的歌曲，這時候唱出來，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大概和1945年以後讴歌汪精衛一樣不合時宜。

二戰時期貝當元帥治下的維希政府，格言是“勞動、家庭、祖國”，上有領袖殺伐決斷，畫像鋪天蓋地，下有各式道德純化措施，對逾矩行為絕不寬容，可謂“有父有君”，但缺乏制約力量和公開辯論，恐怕那才是法國曆史上最接近禽獸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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