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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種極簡主義生活

生活 更新时间:2024-07-06 20:24:29

過一種極簡主義生活(高雅文化烏托邦)1

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之間的界線很薄。(來源:邦瀚斯/維基百科)

關鍵要點

  • 根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說法,人們甯願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自由,也不願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不自由。
  • 正如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所見,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之間的界線并不總是可辨認的。
  • 許多烏托邦思想家選擇真理而不是自由。

蒂姆·布林克霍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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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是一個被賦予了奇怪品質的人,他還能指望他什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 1864 年的中篇小說《地下筆記》中問道。“将世間的每一個祝福都灑在他身上,把他淹沒在幸福的海洋中,這樣在表面上隻能看到幸福的泡沫;給他經濟上的繁榮,讓他除了睡覺、吃蛋糕和忙于他的物種延續之外别無他法。”

“即便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繼續說,“出于純粹的忘恩負義,純粹的怨恨,男人還是會給你玩一些下流的把戲。他甚至會拿他的蛋糕冒險,并故意渴望最緻命的垃圾,最不經濟的荒謬,隻是為了在所有這些積極的善意中引入他緻命的幻想元素。他渴望保留的隻是他的夢幻夢想,他的庸俗愚蠢,隻是為了向自己證明——好像這是非常必要的——男人仍然是男人,而不是鋼琴的琴鍵。”

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下這些詩句時,俄羅斯作家癡迷于烏托邦的想法。他們寫了故事和論文,他們設想如何用一個沒有苦難或沖突的社會來取代日益失調的沙皇帝國。他們對未來的願景激發了無數人的想象,從扶手椅哲學家到武裝的社會主義革命者,他們渴望将這種投機小說變成政治現實。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如上面引述所解釋的那樣,《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作者認為,根據定義,烏托邦與人性不相容,人性傾向于自由。他認為,人們甯願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自由,也不願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裡不自由。由于烏托邦和獨裁之間的界限不明确,作者還認為,規劃一個必然導緻另一個的創造。

來自地下的筆記并不是第一個解決這個困境的文本。幾個世紀以來,烏托邦與人性之間的關系一直困擾着思想家,不同時期産生了相互矛盾的反應。柏拉圖認為兩者之間沒有矛盾。如今,部分由于蘇聯和其他共産主義國家的血腥遺産,大多數生活在西方世界的讀者傾向于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邊。但是作者的結論真的那麼有說服力嗎?

柏拉圖哲學家王下的生活

雖然柏拉圖的對話塑造了歐洲及其他地區民主的發展,但他在《理想國》中描述的理想社會幾乎不是民主的。這個社會不是通過民衆投票來統治的,而是由哲學家國王統治的:通過哲學統治的統治者。不是每個社會成員都有資格成為哲學家國王;相反,他們是從統治精英中挑選出來的。資格不是基于力量、财富或血統,而是基于對真理的熱愛和推理能力。

“直到哲學家成為國王,”蘇格拉底的性格告訴他的對話者,“或者這個世界的國王和王子擁有哲學的精神和力量……城市永遠不會從邪惡中得到安息,——不,人類也不會,因為我相信——隻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有可能生存并看到曙光。” 對于現代讀者來說,柏拉圖對哲學家的信任聽起來可能是短視和傲慢的。然而,這位希臘思想家有他的理由。

柏拉圖将靈魂分為思想、身體和精神。他創立了從聖奧古斯丁到德國哲學家亞瑟叔本華的傳統,他将嫉妒或欲望等身體和精神沖動視為萬惡之源;這些沖動——更不用說它們導緻的痛苦——可以通過心智的能力來補救:理性。正如蘇格拉底用哲學來揭示自我控制的好處一樣,哲人王也将用哲學來保持社會的完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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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皇帝馬庫斯·奧勒留經常被引用為哲學家國王的典範。(信用:尼古拉斯哈特曼/維基百科)

“在柏拉圖的非民主[共和國]中,”一篇文章寫道,“确保正義意味着國家的某些要素(如在靈魂中)服從其他要素。靈魂和國家中的精神元素(靈魂中,憤怒和驕傲;國家中,戰士的守護者階級)以及食欲元素(靈魂中,欲望;國家中,商人和工匠) ) 必須屈從于“最好的”階級人民的智慧,哲學家國王,在他們的靈魂中理性是勝利的。”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理性支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藝術的生産。蘇格拉底說,當共和國開戰時,不允許其詩人寫懦弱,因為這樣做可能會軟化士兵的決心。柏拉圖對公民自由的不信任可能與他在雅典民主制度中的經曆有關,在這種制度中,選民很容易被煽動者說服,他們誘使他們參加伯羅奔尼撒戰争并授權殺死蘇格拉底。

共和國對西方的烏托邦寫作産生了持久的影響。聖奧古斯丁是 426 本書《上帝之城》的作者,還設想了一個宇宙,其中存在根據更高(這次是宗教)力量的方向展開。1516年《烏托邦》一書的作者托馬斯·莫爾繼承了柏拉圖的反民主情緒;他的完美世界廢除了私有财産,幾個世紀後美國的開國元勳将這一權利銘刻在他們國家的憲法中。

蘇聯前的俄羅斯烏托邦

更多和(在某種程度上)柏拉圖從未想過要實現他們的烏托邦;它們是思想實驗,而不是實際政權的可行藍圖。這與 19 世紀的俄羅斯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這個國家,書籍的寫作通常考慮到現實世界的願望。因此,烏托邦思想常常站在政治運動的前沿。最早的例子之一是在沙皇亞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後出現的十二月黨人。

就像追随他們腳步的社會主義政黨一樣,十二月黨人分裂成幾個分支。這些分支中較為溫和的一方起草了一部憲法,該憲法将把俄羅斯帝國變成一個與美國相似的聯邦共和國。根據曆史學家亞曆山大·裡亞薩諾夫斯基和阿爾文·魯賓斯坦的說法,這份文件的基本思想是自決——而不是獨裁——将帶來和平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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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插圖。(信用:Mazarine 圖書館 / 維基百科)

十二月黨人的另一個更激進的分支圍繞着革命人物帕維爾·佩斯特爾形成。在一篇題為《俄羅斯真理報》的論文中,佩斯特爾表示他相信聯邦制“與俄羅斯的曆史經驗格格不入”,并會導緻“政治解體”。他對國家未來的願景是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中,公民在統一的旗幟、語言和文化下團結起來,而少數民族将被迫在俄羅斯化或驅逐出境之間做出選擇。

佩斯特爾的烏托邦與民族認同密不可分,引起了斯拉夫派和東正教基督徒的共鳴:正如裡亞桑諾夫斯基和魯賓斯坦所說,決定論者相信“俄羅斯的曆史發展是獨一無二的”,并且“憑借他們的真正信仰,[俄羅斯人民]更高的共同責任感和公民義務正義感。” 盡管十二月黨人在 1825 年被鎮壓,但佩斯特爾和他的沙文主義思想在當今的弗拉基米爾·普京政權中幸存下來。

弗拉基米爾·列甯在社會主義作家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1963 年的著作《要做什麼?展示了革命英雄如何擺脫傳統和迷信,創造一個沒有經濟剝削的社會。與蘇聯一樣,共産主義是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是唯一的生活方式,公民必須輪換工作,以确保每個人都獲得相同的工作經驗。

缺乏能動性不僅是社會主義文學的共同主題,在理論上也是如此。根據卡爾·馬克思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的說法,曆史是根據階級鬥争展開的:社會力量的沖突超出了個人的控制範圍。兩人在《共産黨宣言》中宣稱,這場鬥争的必然結果是一場将終結全球資本主義的國際起義。普通人在這個過程中的發言權與他們在柏拉圖共和國的治理中一樣少。

自由無關緊要

曆史上的烏托邦思想家很少關注自由意志。這是因為他們一生都在尋找生命中最大問題的答案:持久幸福的秘訣,完美正義的管理,或者——更廣泛地說——人性和宇宙的基本法則。他們不喜歡人類的獨立,這導緻了混亂和不必要的流血。相反,他們尋找可以向他們展示正确方式的東西——一個概念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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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馬克思一樣,布爾什維克相信資本主義的終結是不可避免的。(信用:A. Sdobnikov / 維基百科)

柏拉圖的指南是哲學——一種洞察形式世界的工具。對于聖奧古斯丁來說,這是對仁慈和無所不知的上帝的信仰。與此同時,車爾尼雪夫斯基相信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消亡。這些思想家無條件地緻力于他們的理想。盡管如此,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是奴隸。其實恰恰相反。通過服務于他們認為是關于世界的真相,他們相信自己從謊言中解脫出來。

布爾什維克亞曆山大·阿羅舍夫(Bolshevik Aleksandr Arosev)就說明了這種心态,他在日記中寫道,他“敬畏人類思想的堅韌、持久和無所畏懼,尤其是在這種思想中——或者更确切地說,在其之下——隐約出現了比思想,某種原始而難以理解的東西,某種使人們不可能不以某種方式行動,不體驗如此強大的行動沖動的東西,以至于即使是死亡,如果擋住它的路,也會顯得無能為力。”

然而,曆史似乎賦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勝利。畢竟,每一次創造人類最偉大思想家所描繪的烏托邦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許多都是全面的災難,導緻政權比他們取代的政權更具破壞性和無組織性。但是,雖然烏托邦小說催生了一些現實世界的反烏托邦,但它也激發了讀者創造性地思考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這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文化 曆史 哲學 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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